我時常到南京路與赤峰道交口一帶轉悠，那是百花社的舊址所在，我想找到一些四十年前的氣息。其實，對每個中國人而言，四十年前的一些瞬間，是關鍵瞬間啊。之前是一種生活，之後是另一種生活。在百花社舊址的對面，當年屬於新蕾出版社的一幢小樓還在，而百花社的舊址上，早已矗立著摩天大樓。
百花文藝出版社擁有六本文學期刊，其中創刊最早的兩本是《小說月報》與《散文》，它們都創刊於1980年1月，至今行銷四十年。
在中國，完全不知道這兩本刊物的寫作者不多。一個是中國第一本文選式文學期刊，另一個則是中國第一本專業散文期刊。一個隔代沿用了文學研究會會刊的名字，另一個則直接以一種文學體裁來為自己命名。
當初討論兩本刊物的用名，是頗有故事的。爭論是自然而必然的：以地方文化的根性為著眼點，總是想把天津文化與地理元素注入進來；以寫作及出版優先的原則來考量，美學價值及市場意識又總是想擺脫地域文化的苑囿。後者佔了上風。於是取名的思路便在天津概念之外展開。我想告訴大家的是，刊齡小於四十年的文學雜誌，你們現在安享的名字，好些是我們考慮過的。特別驚險的情形發生在1979年的隆冬時節，需要下一個決心了，兩個刊物的名字不能久拖不決——五十年代就已經是天津出版領路人的林吶先生再次被起用，他需要做出抉擇了：在“小說月刊”與“小說月報”當中他得選一個，在“美文”與“散文”當中他也得選一個。
後來的故事，便是大家都知道的，1980年的1月，《小說月報》《散文》走進了中國人的文學生活。當時的我十歲，隨父母住在安徽潛山的野寨中學。野寨中學的閱覽室是了不起的，幾乎訂閱了所有當時中國最新的文學藝術雜誌——我從十歲開始接觸中國當代文學藝術，其中就有《小說月報》和《散文》。
我很幸運，與《小說月報》《散文》有這麼深的緣分。五年前，我們為這兩本刊物的創刊號做了復刻本。發黃的老刊翻著翻著，眼裡就湧出淚來。基因如此強大啊，相貌、骨骼、氣息以及基於市場收益而萌動的那一點點小心思，當初的它們已經長在了我們身上。
我入職百花後，就在《散文》，跟隨賈寶泉先生學做期刊編輯。在張自忠路189號，九樓930房間，下班後，關於文學，我與賈先生有過無數次長談。辦公室巨大的窗戶外，和平區閃爍著萬家燈火的時候，我們還在交談。劉鐵柯先生是《散文》的資深編輯，是他在一個內部刊物上首先發現並極力推薦《許茂和他的女兒們》出版的。到《散文》的第一天，鐵柯先生就對我說，我馬上退休，我把桌子收拾出來你就坐過來，還有一輛自行車我也留給你。同一時期，主持月報的是馬津海先生，雖然與我隔著編輯內部細分的行當，但一樣是可以交心的師友。津海先生的編輯思想是明快明朗明確的，也許你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知道他的口頭禪的分量：為讀者辦刊。
好作家把心交給讀者，好編輯也是這樣。
那天，有朋友問，是四十年嗎？怎麼可能才創刊四十年啊。
1980到今天，是四十年。但時間不僅僅是一個矢量刻度，在人的情理儲存上，某些四十年，是有超額的體積、面積與重量的，以至於連此刻的我也懷疑，《小說月報》《散文》是不是誕生在更早的年代？或者因為它們的出現，回應了中國人一個深遠而長久的期盼——在這層意義上，它們從來就有，並不必刻意強調它們誕生在某個具體時刻。
1980年，我十歲。那年春節，我在外公家度過。外公家的大門上貼著我寫的春聯，是那一年全中國流行的春聯：凱歌聲中辭舊歲，長征路上迎新春。
四十年後，又一個新的春天。中國是農業大國，茁壯的禾苗隱喻著多少美好的期盼。多少徽章上纏繞著它——嘉禾。
《小說月報》《散文》，是百花的嘉禾，也是中國的嘉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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