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之风势头日劲，但随之而来的闭关锁国政策使得中国的文化教育一如海中孤岛，独立于西方的影响之外，依旧沿着传统的方向发展。尽管如此，中国的大门却被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冲开了。两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传教士通过创办教会学校等形式，将近代西方文化带入了中国。1860年中国的洋务运动兴起，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传统教育终于艰难地启动了向近代教育过渡的进程。
完全可以说，瓷器是古代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早在唐代之后，中国的瓷器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逐渐传入朝鲜、越南、日本、东南亚、西亚、中亚、欧美等地。其后，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大体上到19世纪30-40年代已经基本完成。1868年日本，也随之开始了明治维新。西方国家利用工业革命的辉煌成果，发明了以机械制瓷来替代传统的手工制瓷。英德两国甚至实现了制瓷机械化，其规模之宏大，技术之巧妙，都达到了极致。机器制瓷，不但成本比较低廉，其制品种样亦更呈现多样化，以至不可胜数。德国的工匠精神本就著名，故其所制瓷器品质坚实、价格低廉，最受世人欢迎。即如英国虽难比肩德国，然货物亦赢有相当声誉。这种以机器来制作的方式，一日可抵十人甚至于数十人工作，产生的效益极大。而反观当时中国制造，悉于手工，虽然拙朴耐用，但未免费工巨大，在竞争中难免就要处于劣势。
十九世纪末，陶学进入英国实业学校。1894年，美国也于俄亥俄州立大学成立陶学院，其后不久，纽约州继而成立陶业学校。其它如德国、法国，所设陶业试验所及陶业学校，也颇负盛名。即使日本的陶业学术也很发达，东京高工陶科声名尤盛，后更是升级为大学。窑业会社的诸多出版物，质量都非常高。
令人痛心的是，素以陶瓷著名于世界的当时中国，偏仍固守陈法，唯凭口传心授，不图改进，甚至没有构建一套完整的陶学。学术落后的重雪，加之当时不平等条约中税收优惠条款的严霜，使中国瓷亚更加举步维艰。清时，凡洋货进口，只需在海关缴纳值百抽二点五的子口税，领三联报单，沿途呈验，无论远近概不重征。而华商运货出口，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其所抽纳税款之巨，远较洋商为甚。据当时出版物报道，“查江西景德镇为瓷器之名区，若由该处将瓷器运至上海，须完纳厘金十八道之多，且有种种苛税，横生阻碍，致吾国瓷业有每况愈下之势。”由于这些原因，中国陶瓷，这一曾让世人叹服，国人自豪的行业，已经是江河日下，岌岌可危。民族的伤痛，终于让一些有识之士猛醒。于是，制瓷业不断响起呼唤培养陶业人才，与西方抗衡，以拯救瓷业的声音。
中国筹办陶业教育，最早倡议于清朝末期。清光绪二十二年（1886）二月十五日，时任两江总督的张之洞上《江西绅商请办小火轮、瓷器及蚕桑学堂折》于光绪皇帝。张之洞为晚清名臣，是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他在折中提出“以科学之理术，以实业之富庶，拓陶瓷之精进”的理念，建议在江西兴办陶业教育类专门学堂。由于张之洞的名望，或许也有当政者认识的进步，这一奏议天幸得到了清廷的首肯。于是，陶业桑蚕学堂便得到先生开设。
1910年（清宣统二年），由张謇、瑞征等人发启，由冀、鄂、苏、皖、赣等五省协款40万元（实际只筹到20万元），在景德镇成立江西瓷业公司，这是中国迈出兴瓷救亡的第一步。
因曾参与百日维新被贬到景德镇御窑监制御瓷康特璋受命担任江西瓷业公司总经理康特璋在筹办瓷业公司。然而，资金不足，瓷业公司没有力量购置近代新式设备。加之，辛亥革命爆发，局势动荡，五省筹资无望，商方投资中断。虽然康特璋不负使命，运筹帷幄，整合了当时资源，初步缓解了骑虎难下之势。但康特璋深知，欲要瓷业的振兴，必须大力进行对瓷器的实验改良。于是呈请学部批准在鄱阳城内高门设立分厂，并附设一所陶业学堂，名曰中国陶业学堂，学堂即在江西瓷业公司饶州瓷厂内。于是，五省协办的中国最早的陶瓷专门学校终于诞生了。
学堂不设在陶瓷业集中的景德镇，而选择于饶州鄱阳，首先当因为鄱阳为当时饶州府治所在地，而饶州属于景德镇上属行政机构。《民国鄱阳县志稿》指出：最初以瓷业原料均非景德镇所产，须从星子、都昌、鄱阳、余干等经昌江进原料，沿途滩险，运费又高，成本增加，而后制成的成品又需要溯江运至鄱阳，换船出口，几经辗转，破损较多，于是乃在鄱阳高门购置地皮，建设房屋，开办中国陶业学堂。更何况，饶州陶瓷业历史久远，瓦屑坝制陶业的辉煌记忆早已铭入人心。选址于鄱阳可谓顺理而成章。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蔡元培先生的《考察本国教育笔记》中或可见端倪：“景德镇制瓷者，墨守成规不可改，担心一经改良，手工技术竟被淘汰而无啖饭，势且出于合群抵制之一途，故迁地以避之。”由此可见，中国陶业学堂也曾打算选址在景德镇，以便利用景德镇的工业基础及其对外的辐射力及影响力。但担心地方保守派思想的抵制，加上中国陶业学堂中出现的留美派和流日派的意见纷争，而最终选址在鄱阳县。
中国陶业学堂任命江西行省咨议局议员徐凤钧为堂长。这位曾有过“以一身抵一县”事迹的侠肝义胆之士，学识亦足以傲视当代。他从小聪明，家贫力学，能说会道，善于诗文。弱岁入邑庠，应试诗赋皆选入江西试牍(试卷)，足见其才华。为鄱阳迎宾楼撰拟的对联“问客何来，似耳畔足根，犹带些彭浦涛声，匡庐云气；劝君且醉，看天时人事，无非是山头风雨，水面浮舟。”更是让鄱阳人至今传诵。他将校训定为“诚朴恕毅”，确立办学宗旨为 “养成明白学理，精进技术之人才，以改进陶业”。中国现代陶瓷学术的确立丰碑，终于在鄱阳巍巍矗立。
辛亥革命后，清廷财产被接管。饶州瓷厂也无奈倒闭，外省对学校的协款被迫中断，学堂陷入了难以为继的困境。当时的江西省督李烈钧认为陶业于江西举足轻重，应设学校培养人才，于是将学堂收归省立，“拨巨资续办”，将其更名为江西省立饶州陶业学校，委任张浩（犀候）为校长。倒闭的饶州瓷厂，经整理后改作学校的附属工厂。张浩在工厂逐步推行“石膏模型铸坯，洋彩刷画贴画，机械辘轳压坯”。学校研究成果，率先交公司采用。并开始试制煤窑，创建了一座10个火门的倒焰式煤窑。1913年，煤窑试烧成功。这是中国近2000年来创建的第一座煤窑，是一件须当大书特书的伟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陶瓷业的新时代已经开始。
后来，陶校之址几经徙迁，校名数番变换，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正式成为中央文化部属江西景德镇陶瓷美术技艺学校，堪称世界陶瓷学术研究的高端阵地。然而，人们永远不会忘记，其发祥之地，那充满江南水韵的美丽鄱阳。
图：徐永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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