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羿射日）
自上世纪上半叶，东西方之间开始了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之争。这种斗争至今依然继续着，不过斗争却是在中国现代文明以突飞猛进的方式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展开的。当然，斗争的天平正逐渐向东方倾斜。
其实，现代东西方的意识形态之争是东西方传统意识形态迥然不同的反映。中国现代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西方现代文明起源于地中海地区。东西方文明在诞生时期就已经呈现出不同的意识形态特征，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二者的区别越来越鲜明。总体上看，这些区别表现在两个方面：族群崇拜上的尊人与尊神；国家认同上的向统与向分。
（普罗米修斯）
一、族群崇拜上的尊人与尊神
固然现代科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但是人类文明的曙光来自黑暗的蒙昧时代。我们认识人类早期文明的手段除了发掘墓穴中的历史遗存之外，就是依靠神话故事和宗教传说了。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还是在古希腊、罗马、希伯来的神话传说中，对超凡力量的族群崇拜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东西方古人所崇拜的超凡力量的载体却是不一样的。
中国的多神崇拜为人文主义的过早萌芽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科学水平的落后迟滞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人们会把自己对于世界的迷茫转交给神，希望从神那里找到答案，甚至期望得到神对现实世界的护佑。通过研究《山海经》、《淮南子》、《搜神记》等这些记载了中国神话的典籍，我们发现，泛神崇拜是中国古代神仙崇拜的主要特点。比如：中国的创世神就有好几个，他们分别是盘古、天吴、毕方、竖亥、烛阴、女娲等，这些大神在创世的“大业”上各显身手，而且都身手不凡。盘古开天辟地，立了头功；天吴征服了大海，算是海神；毕方一出现就会有大火，算是火神了；竖亥虽然善行走但是他更是一个算术大师，甚至传说他还发现了勾股定理，那当然是智慧之神了；烛阴左眼为日，右眼为月，睁眼天明，闭眼天黑，而且还能吹气成风，他是典型的气象之神；女娲是我们最熟悉的女神，抟土造人是她的功绩。中国的这些创世神之间并无隶属关系，他们是各做各的事儿。随着历史的演化，中国古人还不断造出新的神分摊早先那些神的权力，比如海神天吴的权力后来被敖广、敖钦、敖闰、敖顺等四海龙王给瓜分掉了。
多神崇拜避免了一神“独大”现象的出现，这为古人对人自身的崇拜奠定了基础。从氏族社会后期到夏商时期，以人为神的祖先神崇拜与自然神崇拜并存于人们的生活中。比如：黄帝是《史记》中记载的历史人物，他是人而不是神，华夏民族有大约一半成员是他的后裔。但是黄帝确实又是神，即中国古代的早期祖先神之一，根据《山海经》所言，黄帝有控制天气和呼风唤雨的能力，他生就四个面孔和八只眼睛因而可以控制四方八面。其他的再如三头六臂的蚩尤、射掉九日的后羿、追日而死的夸父、筑土治水的鲧、各有神通的“八仙”虽然是神或祖先神，但是他们大都是相对可信的历史人物，当然更不用说后世以历史人物为蓝本“新造”的神诸如托塔天王、关羽、岳飞等。
人介入神的世界，降低了神的神秘性和至上性，从而催生了人文主义的萌芽。早在西周初期，针对商朝的“天授王权”思想，周武王打出“敬天保民”的革命口号，把“民”提高到跟“天”并列的高度。此后，无论统治阶级处于什么样的利己目的，整个中国阶级社会历史的演变始终没有离开过“民”，无论是先秦时期孔子的“仁政”说，荀子的“人定胜天”说，汉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唐代魏征的“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说，宋明程朱理学的“三纲五常”和王阳明的“心学”思潮，清代的“五族共和”说等等，都是如此。更重要的是，历朝历代的史书都是以人为纲来编写的，即所谓以本纪记载帝王事迹，以传记载贤臣、名士，乃至工匠、俳优等下层人的事迹。历朝历代都会给历史上有过突出贡献的人物设祠立庙以便后人祭祀，至今依然存在的遍布九州的历史名人的庙宇远远多于自然神的庙宇。
总之，泛神崇拜早早的开启了中国人文主义的大幕，从而使西周以来的中国古代历史是一部尊人的历史，而不是一部尊神的历史。
西方的主神崇拜长期压制人文主义的萌芽。
在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传说中，古代西方人基本上是主神崇拜者，他们信仰的神并不比中国古代人信仰的神少，但是西方的神仙世界在“组织纪律”上远较中国古代的神仙世界严明。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具有统治宇宙万物的超越一切的强大力量。在宙斯的强有力的节制下，古希腊有众多职司分明的大神，比如：婚姻与生育之神赫拉、海神波塞冬、智慧之神雅典娜、太阳神阿波罗、月神阿忒弥斯、爱情之神阿佛洛狄忒和丘比特、商业之神得耳墨斯、农神赫菲斯托斯、灶神赫斯提亚、正义之神艾斯特莱雅等。在埃斯库洛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等古希腊三大悲剧作家的作品中，虽然人也参与了神的一些活动，但是人的力量终究是弱小的，在神的意志中，人类的愿望常常落空。俄狄浦斯王虽然努力避免，但是他终究还是应验了杀父娶母的神的预言；盗取神火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是人间英雄的化身，但是他终究不能战胜宙斯而以悲剧落幕，其结局与中国古代射日的后羿和大闹天空的孙行者迥然不同。
希伯来人创立的基督教于公元二世纪传入政治统治上危机四伏的罗马帝国，这时候的古希腊、罗马神话已经越发展越“离谱”从而失去了麻痹人民群众的作用，为了维护帝国的统治秩序，罗马帝国统治者对基督教采取了怀柔政策，到四世纪时更是把基督教定为国教。这样，上帝耶和华就取代了宙斯，成为西方人信仰中至高无上的神。其实，早在公元前一世纪罗马帝国最辉煌时期，人文主义灵光就已经出现了，比如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创作的史诗《埃涅阿斯纪》塑造了一个战胜诸多艰难险阻，克服诸多诱惑，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的人间英雄埃涅阿斯的形象，显示了古罗马人已经开始摆脱古希腊、罗马诸神的精神束缚，用自己的双手开辟美好家园和国度的精神面貌。可惜，随着耶和华的至上神地位在帝国社会生活中的确立，西方人进入了一个长达千年（公元五世纪至十五世纪）的无限尊神的历史时期——中世纪。
中世纪是一个“无知和迷信的时代”，“宗教的言论置于个人经验和理性之活动上”，社会就是因上帝而存在的，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以及人们的一切日常行为都是为了令那位无处不在却总是难以被发现的上帝耶和华满意。在人如此渺小的时代，人文关怀根本谈不上，科学也没有萌芽的土壤。而这个时期的中国处于从南北朝到元朝时期，期间产生过高度尊重人的发展愿望的盛唐时期、北宋前中期和放眼看世界的元代中期那样的人文主义和启蒙思想发展的高潮时代。尽管文艺复兴运动及其后的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分阶段埋葬了高度尊神的思想传统，但是由于耶和华在西方的影响过于长久和深刻，至今西方人遇到出乎意料的事情还会喊一声“我的上帝”，而我们中国人却喊“我的妈”。
总之，主神崇拜压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萌芽，使得西方长期处于尊神的历史时期，其尊人思想的确立比中国晚了两千五六百年。
尊人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核心要求，允许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两千多年尊人意识形态的升华，尊人的深度会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在尊神意识形态外衣掩盖下的对人的蔑视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这也是西方对自身传统的继承。因此，普遍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现代西方发起的针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指责不仅是虚伪的，而且是没有作为大众的“人”的基础的，注定是要失败的。
（秦始皇）
二、国家认同上的向统与向分
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家认同上始终以大一统为现实追求和终极目的。
早在奴隶制尚未确立的五帝时期，“天下”以及由此衍生的“九州”、“四海”等概念就已经在黄河流域乃至江淮流域确立了。被称为“上古之书”的《尚书》中有句话说：“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史记·五帝本纪》云：“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尚书·禹贡》中还出现了“九州”这一概念，九州包括冀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九州基本上处于适宜农业发展的北温带南半部即北纬23.5°至北纬45°，九州中的每一个州其实就是一块被河流滋润了的平原或适宜农业发展的河谷，这些地方是大禹十三年治水范围所覆盖的地方，也是后来夏朝法律上的统治区域。
九州之间的界线是山脉或河流，但是，这些山脉往往有隘口可以通过，河流有相对较窄处可以渡过，因此，虽然九州中的任何一州是相对封闭的，但是全部九州在地理上是连缀的，这是华夏民族能够在文明交流中强化民族凝聚力的地理优势条件，也是中国古代阶级社会始终能够度过九州一次次的暂时相分而走向九州的一次次重新统一的地理优势条件。夏商两朝奴隶制文明的高度繁荣正是得益于九州的这种封而不闭的地理条件。九州也是西周分封诸侯的地域范围的参照，大的诸侯国往往独占一州，小的诸侯国则是好多个居于一州之内，以宗法制为分封原则建立起来的数百个诸侯国就这样在西周初期诞生了。
周朝的京畿及诸侯国所拥有的九州地区是秦始皇建立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的基础。秦帝国的统治区域虽然仅有360万平方公里，但是，在这个西起河西走廊东部，东到大海，北抵辽河-燕山-阴山一线、南达雷州半岛的区域内，山隘、渡船、桥梁和大小道路把各个相对封闭的郡县连为一体，这些区域就是延续到清朝的所谓“汉地”，是中国古代政权辐射进而统治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地”，是中国古代政治分分合合的舞台，是衡量历朝历代政权是否为大一统政权在统治区域上的必要选项。
封而不闭的地理因素只是中国古代在国家认同上向统的一个条件，儒家学说从汉武帝时期开始成为主要的社会治理思想之后，其在国家认同向统上的作用更为突出。纵观秦统一后的中国历史，三国时期、东晋十六国时期、南北朝时期、五代时期、宋辽金时期等这些分裂政权并存的时期，几乎每一个政权都依据儒家思想制定治国大纲，都以分裂为“权宜之策”，以统一天下为奋斗目标。这并不是这些政权醉心于统一，而是谁试图偏安一方，谁就会被追求统一的政权吞并，比如试图偏安黄淮地区的项羽的西楚政权、试图永居河套地区的党项族的西夏政权、试图仅仅据川的张献忠的大西政权。
因此，地理上封而不闭的便利性，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凝聚力，使中国古代在国家认同上始终提倡统一，反对分裂。
西方传统文化缺少中国这样的地理条件和统一学说，其国家认同在总体上呈现向分的态势。
从地中海沿岸到北冰洋南岸，欧洲的地理形势非常复杂。在最适宜农业发展的北纬23.5°至北纬45°间的与中国“汉地”同纬度的区域，辽阔的地中海占据了绝大部分，剩下的巴尔干半岛、亚平宁半岛、伊比利亚半岛均以山地为主，山地间的小河谷面积过于狭小。越过喀尔巴阡山脉-阿尔卑斯山脉一线向北固然有相对广阔的中欧平原、东欧平原，但是它们在纬度上比外蒙古北部还要高，气候寒冷，降水不足；何况这两大平原中还散布着高原和丘陵，不利于人类早期文明开展农业大生产。同时，欧洲的海岸线非常曲折，近海中小岛、暗礁密布，这也不利于人类早期文明的交流和融合。
狭小的被山岭分割的众多农业区域只能诞生规模不大的各自封闭的早期城邦文明，这使得欧洲文明在早期就呈现出向分的趋势，所以希腊半岛上的奴隶制城邦从一诞生就相互厮杀，它们固然有时候结成集团进行对决，但是集团是松散的，它们结盟和相互厮杀的目的不是为了建立统一的奴隶制国家，而是为了各自的城邦利益。
不过，由于地中海风浪不高且岛屿众多，分裂的奴隶制政权可以借助地中海的航海便利组建庞大的奴隶制帝国，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那就是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共和国和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四世纪的罗马帝国。无论是罗马共和国还是罗马帝国，其境内都包含了波斯、希腊、犹太、埃及、以色列、意大利、西班牙、高卢、马其顿等众多前奴隶制国家或独立民族，这些政权和民族之前从未因某种诸如中国的儒家思想这样的理念而融合过，罗马统治者只是以共和国的相对温和的方式和帝国的相对强制的方式把这些格格不入的群体暂时整合到一起而已，分裂的趋势始终存在着。
四世纪末罗马帝国分裂后，东罗马帝国的最大范围涵盖了今天南欧的大部分地区。早先没有消化的民族矛盾已经存在，以愚昧掩盖人类智慧光芒的基督教终究不像中国的儒家学说那样具有开放的包容性和持久的凝聚力，帝国境内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此起彼伏。此后，欧洲大陆上相继兴起了法兰克王国、查理帝国，到十一世纪时，欧洲大陆上已经存在着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挪威、瑞典、丹麦、波兰、基普罗斯、匈牙利、莱昂、意大利、捷克、克罗地亚等二三十个独立王国或公国，这些国家为了利益互相争斗不休。虽然从十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的神圣罗马帝国统治了以上部分国家，但是继承了罗马帝国神学衣钵的神圣罗马帝国跟东罗马帝国一样，国内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如影相随。
如同我们知道的，欧洲各国相继在资产阶级崛起和资产阶级革命中独立，并走上了建立在殖民地压迫、农奴贸易等滔天罪恶的基础上的快速发展道路，但是在利益面前，各国矛盾查重，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因此而爆发的。虽然现代欧洲有个欧盟组织，但是，欧盟对其成员国到底有多大凝聚力呢？其成员国之间长期互相算计就不说了，仅仅刚刚走完全部程序的英国脱欧运动就已经说明了问题。总之，缺乏中国那样的“九州”地理条件和具有包容性、凝聚力的智慧哲学——儒学，欧洲注定是不能统一成一个国家的。
向统的目的是“大同”，这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定了调。《诗经》中的“适彼乐土”，《礼记》中的“天下为公”，先秦农家的“并耕而食”，汉代开始形成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都是“大同世界”的畅想或实践，近代还有康有为、孙中山更有理性的大同世界宣誓。而大同世界更是社会主义的追求目标，共产主义的社会面貌。向分的目的是通过剥削别的地区或集团以获得私利，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典型特征。因此，继承了向分的、自私的传统立国哲学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指责继承了向统的、大公无私的大同立国哲学的中国，不仅是虚伪的，而且是逆人类社会从公有制到私有制再到公有制的发展规律的，因而注定是要失败的。
（欧盟）
现代东西方意识形态分歧说到底是东西方文明在漫长的历史演化时期所形成的族群崇拜上尊人与尊神，国家认同上向统与向分的不同的意识形态传统的反映。毫无疑问，中国的意识形态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正确的思想方向。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释放出并且继续释放着强大的文明发展力量，使我国在短短三十年时间里创造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创造的经济成就，真所谓“风景这边独好”！当前，我国倡导的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运动正在有条不紊的开展，中国意识形态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必将越来越具有感召力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巨大创造力。
（作者肖像）
【作者简介】董元奔，1971年生于江苏宿迁。世纪初曾在教育主管机关从事文字工作，后辞职创办江苏省某著名高等教育公司，十余年间一直身居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第一线，个人事迹入选《江苏教育年鉴》。2016年开始结庐闹市做自由写作者。学业主攻唐宋文学，兼涉文史哲诸领域。世纪初曾有教育类论文获人民日报专题征文一等奖，2019年以来先后有五十余篇文史类论文获得网络“青云计划”奖。
【说明】插图来自头条免费图库（编辑：董尧、霜婵、丰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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