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中国与朝鲜半岛在历史上的交往源远流长，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密切。在古代，朝鲜半岛历朝历代都秉承"事大交邻"的原则，主动愿与中原王朝交好。李氏朝鲜与中国明清两代，在近6个世纪的时间里，一种都保持着宗藩关系。

明代赐服对李氏朝鲜的政治、经济、制度、服饰文化等方面都影响很大，本文以明朝对李氏朝鲜的赐服为方向，从服饰的角度来透视中朝关系及李氏朝鲜对华夏文化的认同。

一、明代对李氏朝鲜的赐服

1.赐服历史

在中国古代，衣冠服饰一向被视为一个国家文明与否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上下君臣等级礼制不可逾越的外在表现形式。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春秋左传正义》

明代建国之后，朱元璋对整顿和恢复礼制非常重视。他废弃了元朝服制，并根据汉族人民的习俗，“上采周汉，下取唐宋”，将服饰制度重新做了规定。明代文武官服主要有朝服、祭服、公服、常服、燕服、赐服等。不同名号的官服，花色形制都是有区别的，并且不同场合穿戴不同的服饰。

起初，朱元璋对李成桂废主自立耿耿于怀，不肯正式册封李成桂为"朝鲜国王"，与之相应的赐服也就无从实现。"靖难之役"时期，建文帝为了拉拢朝鲜，封李芳远为"朝鲜国王"，并赐九章冕服，这是明朝对李氏朝鲜的首次赐服。永乐元年，李芳远请赐冕服、书藉，朱棣"嘉其能慕中国礼，赐金印、诰命、冕服九章、圭玉、珮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坠，及经籍彩币表里。"。

在明朝开放的外交政策下，朝鲜入贡频繁。每次朝贡，明朝都照例赐宴、赐服及丝绢布匹等。永乐十六年，李祹袭位。他效仿明朝定制礼仪，特别注重冠服礼仪。李氏朝鲜的各项制度，在这一时期逐渐定型，明朝的赐服种类也开始增多。

宗主国对藩国赐给服饰表示安抚、恩宠和激励，使藩国更忠心地为宗主国服务。李氏朝鲜建立后，李成桂就确立了"袭大明衣冠，禁胡服"政策，在此基础上，朝鲜新王袭位时，先得明朝正式册封，再表请赐服；册立王妃、世子时也一样。对朝鲜内政，明朝并不干涉。朝鲜国王得位、废立王妃世子是否合法，明朝虽有关注，却更注重朝鲜是否臣服尊崇。

建州女真崛起后，受儒家正统观念影响的朝鲜也视之为“外虏”，但却无力对抗。李倧即位后，实行"亲明排金"的外交政策，但在明崇祯十年，清军征朝鲜，俘朝鲜王室，李倧被迫求和，缴纳明朝所颁赐的诰命敕印，明鲜宗藩关系正式断绝。

由此可见，赐服是基于等级礼仪，明确和强化宗藩等级制度的重要外在形式。明朝对李氏朝鲜赐以冠服，体现了明朝与朝鲜间的藩属关系；而朝鲜接受冠服，也表明了朝鲜接受与明朝间的这种藩属关系。因此，赐服也是外交关系的一个缩影。

二、赐服的等级

朝鲜王室、官员服饰按来源，分为赐给和自制，赐服是地位、身份的象征更强。赐服和所赐服饰本身也分等级。

王、妃赐服

朝鲜作为明朝藩属，国王名义上是明朝皇帝藩王臣子。据《大明会典》记载，明朝皇帝衮冕大体延续历代形制，冕缀十二旒，玄衣纁裳，上绣十二章。朝鲜国王跟明朝郡王的等级相同，比亲王低二等、明世子低一等。因此，明朝赐予李朝的衮冕为"七旒，青衣纁裳，上绣五章"。建文时期，朱允炆提高了赐服标准，赐亲王九章服，表示"朕之于王，显宠装饰，无异吾骨肉，所以示亲爱也。王其笃慎忠孝，保乃宠命，世为东藩，以补华夏，称朕意焉。"从此，朝鲜国王便以郡王等级享受亲王服制待遇。

国王为明郡王级别，王妃应为郡王妃级别。永乐三年重定冠服制度，配饰规定更具体，不少细节也跟之前不一样。

王世子、陪臣赐服

朝鲜陪臣冠服比明朝臣递降二等，"盖陪臣一等比朝臣第三等，得五梁冠服"。朝鲜典章《经国大典》也依照此制度，朝服冠以梁分等:一品五梁，二品四梁，三品三梁，四品、五六品均二梁，七八九品一梁。

永乐六年，李芳远遣世子禔入朝，使臣提出:太祖时，以国王陪臣一品等明朝臣三品，高丽世子定成君入朝时，位在六部尚书之次；而今朝鲜世子入朝则位九品之外，于礼不妥。盖因无朝服故，朝鲜世子虽列二品，却序九品之外。明成祖令:"可依靖江王儿子之例，制朝服、祭服以与之。令陪祀天地坛。"

据《明史》记载，洪武时，"靖江王以亲王封，故视秦、晋仪"，因此朝鲜世子朝服、祭服等同明亲王世子级别。于是朝鲜世子禔随明朝臣陪祀南郊，"班在公侯之后"。朝贺时，"世子独序于六部尚书之后，侍郎之前"。

使臣赐服

朝鲜使者因进贡、称贺、谢恩等入朝，得到的是较普遍、普通的赐服，如金织衣、袭衣等赏赐。《明实录》中有不少关于给使者赐服的记载。基本模式为:朝鲜国王遣陪臣前来朝贺、谢恩或进贡，照例赐宴并金织衣、彩叚、袭衣等物。可见，这种朝贡回赐形成惯例和制度，一直沿用。此类赐服兼有政治礼仪和经济交换性质，按使臣职事、身份，赏赐不同服饰。

与他国赐服的比较

朝鲜享有的赐服待遇在诸藩国中最为优厚，这也显示了明朝对李氏朝鲜的重视程度。朝鲜最早得到明朝赐服。永乐六年，朝鲜世子李禔奏言:"在太祖时，以外国蒙赐中朝衣冠，惟我国耳。"明朝对李朝的赐服次数、规格待遇都是最高的，这突出表现在明对李朝颁赐了等级最高的九章衮冕，而他国则难求同等待遇。

永乐三年，朱棣曾赐日本源道义九章冕服，后来两国关系起伏波折，明朝再无同等颁赐。日本侵朝期间，明为息兵，曾册封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赐服中等级最高的是七旒皂绉纱皮弁冠与五章绢地纱皮弁服。琉球赐服最高等级也是皮弁冠服。宣德元年，中山王请冠服，"命制皮弁服赐之。"天顺元年，安南国王黎浚提出衮冕奏请:"伏望赐臣衮冕，依朝鲜国王例。"遭拒。

由赐服可见，明朝和李氏朝鲜宗藩关系的密切程度，远非他国能及。

三、明朝给朝鲜赐服的原因

礼仪文化的需要

在封建社会里，"礼"始终制约着人们的思想、言论和行为，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统治者通过礼仪文化，来规定人们的行为，以"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维持一种分尊卑、别贵贱的社会秩序。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后，在国内建立明君臣之义、尊卑之等的礼仪制度，在对外交往上也以"夷狄奉中国，礼之常经；以小事大，古今一理"的思想为指导，运用华夏礼仪来强化明朝的宗主地位，与外国建立朝贡关系。

因此，在古代中国，"礼"除了调整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秩序之外，还具有了调整对外关系的重要功能，从而形成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朝贡礼仪，成为中外交往之间的一种礼仪规范。

明朝对外国君臣的冠服做出了规定，并制定了相应的标准。对朝鲜赐以冠服，体现了明朝对李氏朝鲜的宗主国权力。从礼治方面来体现在对外关系上明朝的主导地位，也是明朝对朝鲜赐以冠服的主要原因。

冠服给赐制度的继承

明朝建立以前，就有对朝鲜国王、使臣给赐冠服的情况。

北魏太延元年，高句丽向北魏"奉表进贡方物"，北魏太武帝封其高句丽王琏为高句丽王，同时赐以冠带、车骑等。在这一时期，赐以冠服已经成为中国对朝鲜册封的一个重要内容。

隋唐时期，新罗成为唐朝的藩属国，吸取并借鉴中国古代先进的制度及思想文化精髓。从此，朝鲜半岛的冠服礼仪制度开始效仿唐制。新罗善德女王时期开始，新罗"始服中朝衣冠"。到宋辽金时，中国对朝鲜的冠服给赐更为普遍。在宋朝回赠高丽的物品中，就有名为供国王及王室贵族穿戴的衣物，如国王衣、紫花罗夹公服、浅色花罗汗衫、红色绣夹三搪、红花背装红罗夹短、靴、腰带等，显示了宋廷对高丽王室的友好。

元朝建立之后，对高丽的政治控制十分严格，强迫附属国按照自己的模式对其官制、礼仪、习俗等进行改革。除了对其赐以冠服以外，元朝统治者还要求高丽国人都袭胡服，禁止穿戴本国衣服，以便控制高丽。

明朝建立之后，沿袭了之前的封建王朝对朝鲜给赐冠服的做法。洪武二年冬十月，高丽使者成惟得等辞归，上以书谕其国国王颛:"赐王冠服、乐器、陪臣冠服及洪武三年《大统历》《六经》《四书》《通鉴》《汉书》，至可领也。"永乐元年，赐朝鲜国王金印、诰命、冕服、九章、圭玉、佩带，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坠等。

明朝沿袭历代的做法，对朝鲜赐以冠服，促使朝鲜心悦诚服地臣服于明朝的统治，其目的是为了体现了大明王朝的威仪与宗主国地位，以吸引更多的国家前来朝贡。

奖励朝贡

李氏朝鲜成为明朝的朝贡国后，其进贡的次数与人数都远远超于其它国家。据统计，明朝永乐年间，李氏朝鲜的朝贡次数成倍增加。在永乐皇帝22年的统治期间，朝鲜共朝贡89次，平均每年4次。终明朝一代，朝鲜朝贡最频繁的时期是洪熙、宣德年间，11年时间里，朝鲜共朝贡67次，平均每年6次之多。此后，朝鲜的朝贡次数略有减少，但一般不少于一年三贡。明朝末年，改为一年一贡。

景泰元年五月，朝鲜国王李珦遣陪臣方致知等，续贡马一千四百七十七匹，以备战阵之用。赐致知等宴，并钞、彩段表里、织金袭衣等物。仍命致知等赍敕并冕服、冠服、白金三百两、纻丝三十匹、罗三十匹、绢四千四百三十一匹、绵布二千九百五十四匹归赐其王及妃。

在明朝的藩属国中，朝鲜由于是向明朝朝贡次数最多的国家，因此明朝对其王室人员或使臣赐以冠服也最多，作为回赐或赏赐其来明朝朝贡、进贺的重要内容，而这也是鼓励其继续向明朝朝贡的重要手段。

李朝的现实需要

在明丽宗藩关体系下，李成桂擅行废立，不仅破坏了高丽的政治秩序，也损害了明朝的权威。再加上两国间的军事猜疑，终洪武之世，明与新建立的朝鲜关系并不融洽。虽然明太祖为李成桂选定了"朝鲜"国号，但却始终拒绝给予正式册封。

然而身为"乱臣贼子"的李成桂，需要以明朝的认可作为新王朝的合法性基础，不得不尽力维系明鲜关系。而且与高丽尊崇佛教不同，朝鲜王朝以儒家意识形态立国，当政者对内也和明朝一样，需要以变易"胡俗"作为新政权的合法性证明。

李氏朝鲜开国之初，在《平壤城大同门楼记》中："王氏之世，辽金与元境壤相邻，熏染胡俗，益以骄悍"；李成桂建国后，士大夫都希望能"丕变旧时骄悍之习，以兴礼义之化"。因此在服饰上，朝鲜沿袭了作为"华夏制度"的明朝衣冠。

李氏朝鲜向明朝请求冠服并不是随兴所至，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出于对中国礼仪文化的仰慕。为了学习中国的礼仪制度和先进文化，李氏朝鲜常常向明朝求赐冠服、书籍、乐器等物，明朝则遣使相赠，并认为衣冠制度是华夷区分的重要标志。

在朝鲜人看来，"箕子朝鲜，衣冠制度悉同中国"。明朝给以冠服，"文轨枚同，赐王冕服，王妃群臣亦皆有赐，衣冠服饰，焕然一新，使我东方得免胡元左枉之俗，复见礼乐文物之盛，诚千载盛际也。"同时，每逢朝鲜国王嗣立，都会向明朝请封，同时请求赐冠服，通过得到明朝的承认，以便建立与巩固对内统治。

四、明代赐服对李朝的影响

明代赐服对李氏朝鲜的政治、经济、服饰制度都有着深远影响，特别是在服饰文化方面。李朝君臣效法明制、改造自身衣冠，相比周边民族和国家，朝鲜的冠服礼仪受中国影响最深。

1.对李朝服饰制度的影响。

与明朝一样，李氏朝鲜也以儒家思想为治国理念，以衣冠制度区别上下君臣等级。明朝在赐予李朝君臣服饰时，也十分注重君臣的等级。对朝鲜国王及王妃等王室人员，明朝主要是给以冕服、玄圭绛纱袍、王佩、玉带等物，而对于一般的使节则是给予一般的文武官朝服和公服，并根据他们官位的不同，也给与不同品级的冠服。这种等级分明的赐服制度对李朝服饰制度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影响。

在朝鲜国王李构统治期间，积极学习中国文化，模仿中国，制定各项制度和礼仪，在服饰上，对冠服礼仪制度极其重视，多次请赐。在宣德三年，李构认为世子冠服同陪臣一等，有所不便，请加梁数，于是宣宗特赐世子六梁冠，等朝臣二品。宣德五年又赐世子朝服一套，其中玉带玉环为明一品章。李祠对此感叹："其重我世子至也"。

李朝诗人徐居正曾说，朝鲜"为中国之番邦，故历代亲信于中国,受封爵，朝贡不绝，礼仪之道不缺，衣冠制度，悉同于中国各代之制，故曰：诗书礼仪之邦，仁义之国也。"

明代赐服为李氏朝鲜效法中华服饰提供了一种最直观的形式。朝鲜君臣一直将"上国"赐服视为荣耀、身份、地位象征，"衣冠服饰，焕然一新，使我东方得免胡元之俗。复见礼乐文物之盛，诚千载盛迹也。"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赐服已经超越形式上的恩宠礼遇，而与文化认同紧密相连，朝鲜君臣认定凡事务遵华制，上行下效，推而广之。最终使明朝服饰文化在朝鲜生根、成长，融入朝鲜服饰文华之中，成为其民族服饰特色的组成部分。朝鲜国王及世子冕服、王妃翟衣的沿用及改革，就是以明朝所赐章服为基础。

2.对政治和文化的影响

李氏朝鲜与古代中国一样都是王权统治下的等级社会，所以有序规范的社会秩序是统治稳定的基础。中国历朝历代推行的儒家思想正好满足统治者的需求，它直接表现为许多复杂的礼仪制度：宗法制度、官僚制度、教育制度、科举制度、服饰制度等等。朝鲜统治者为了统治秩序的稳定和统治的长治久安，主动接受了儒家思想和与之相关的各种制度，而"大明衣冠"正是儒家思想下的产物。

明朝对李氏朝鲜的赐服，从礼仪上来看，是大国对小国的一种恩宠，从政治上来说，是明朝笼络朝鲜的一种手段。事实证明，这种笼络手段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明与朝鲜的宗藩关系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李氏朝鲜成为明朝最忠实的藩属。对朝鲜而言，赐服除了表示接受恩荣和承认宗藩关系外，对内则可以用来证明政权的合法地位，树立礼治榜样，增强等级权威，有效巩固统治。

因此可以说，李氏朝鲜接受的不仅仅是明朝的赐服，更重要的接受了"大明衣冠"所代表的儒家思想。

3.对经济的影响

中国封建帝王重视自身至高无上地位和形象，希望四方称臣进贡，并在经济交往中"厚往薄来"。因此，"它关心的是儒家礼仪价值的实现。但在朝贡国方面，他们在接受礼治德化的同时，更重视册封贸易和朝贡贸易产生的物质利益，这是很明显的。"因此，对外国而言，以政治地位谋求经济利益，则获益匪浅。

朝鲜统治者长期以来极为重视"效法中华"。嘉靖时期，朝鲜陪臣在议论本国冠服制度时，主张效仿中国变革以"从时王之制"，以博取中国青睐，认为"中朝必嘉其同文同轨之化"、"中朝所以待我国异诸外国"。明朝使也极赞朝鲜"文物存商制，衣冠备汉仪"。

获得政治上的青睐之后，经济优待便顺理成章。明朝规定:"

李朝每逢明朝的节日，都派使臣赴明朝贡。事实上，李朝使臣赴明，并不限于节日，还有许多临时性的朝贡，即"率无常期，或前者未还，而后者已至"。李朝使臣每次赴明，因出使的使命不同，而组成庞大的出使团队。但无论赴明从事何种使命，使臣从事贸易活动则是必不可少的。世宗六年，李朝使臣赴明贸易活动非常频繁，给明朝人带来十分不好的印象，认为"朝鲜假称礼义，频频往来，其实则以兴贩为利也"。

由此看来，明朝对李氏朝鲜的赐服是一项重要外交礼仪，不单纯是繁琐的封建等级制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赐服"加深了两国政治关系，强化了经济往来；在后来历史演变中，更对促进时代文明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五、李氏朝鲜对"大明衣冠"情有独钟的原因

1.李氏朝鲜的"事大"国策

"事大"二字，最早见于《孟子·梁惠王章句下》: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

由此可见，"事大"最早为中国内部分裂时期，小国与大国的相处之道，即小国向大国表示臣服，定期朝见、纳贡。在孟子看来，"事大"行为乃"智者"之为，其根本目的在于"保其国"。与"事大"相对应的是"字小"，即大国接受小国效忠后，保证其安全和相对独立的政治地位。

洪武二十一年，明朝为防御元朝残余势力和倭寇的进攻，在辽东设置铁岭卫，高丽辛氏政权认为此举侵犯高丽领土，于是就派遣李成桂帅军八万进攻辽东的明军，李成桂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趁机发动政变，并自立为王，建立李氏朝鲜。李成桂即位之初，一改高丽辛氏政权亲元的政策，向明朝倾斜。多次派遣使者前往南京禀告新朝建立，并请更国号。

《明史》记载：李成桂"闻皇太子薨，遣使表慰，并请更国号，帝命仍古号日朝鲜"。

求中国皇帝赐予国号，在朝鲜历史上，也仅此一次。"事大"终成为朝鲜王朝时代遵循的基本国策，构成明代中国与朝鲜之间关系的基础。

明朝前期，朱元璋因为高丽辛氏亲元的缘故，对朝鲜地区印象不好，采取冷漠的态度，朝鲜"事大"的国策实际上是有名无实。建文帝继位后，改变了对朝鲜的策略，极力优待朝鲜，允许朝鲜使用中国的礼仪典制和冠服制度。

李氏朝鲜"事大"的思想在延续了两百余年后,到宣祖昭敬大王时期发生了一次质的变化，由"事大保国"转变为真正视明朝为"君父之国"。李氏朝鲜的这种转变，与宣祖时期发生的两件大事有密切关系。其一为神宗年间颁赐给朝鲜的《明会典》中，纠正了对李朝太祖李成桂的错误记载。二是李朝宣祖期间的壬辰之变，日本侵略朝鲜，明神宗派军入朝抗倭。朝鲜壬辰之变历时八年,明朝付出巨大代价,但也由此获得李氏朝鲜的彻底忠心。

"小之事大,大之役小,此固天定之君臣也……今我朝鲜之人也,则朝鲜乃大明之朝鲜也。"——李启淳《西归遗稿》

自永乐元年(1403年)开始，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李氏朝鲜一直谨守"事大"国策，而明朝也按照"字小"政策给予朝鲜最大优待和庇护。在此期间，朝鲜除了向明朝积极纳贡、遣使外，李朝在明朝灭亡后，其仇清心理非常严重，在明亡后李朝上下仍坚持"大明衣冠"，并举行明朝的祭祀活动。

2.李氏朝鲜的"华夷观"

在朝鲜的国际秩序观中，华夷秩序是一项重要内容。朝鲜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国家围绕着中国渐次展开，而"华"的涵义即是以孔子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华文明，也是汉人所建立的多民族统一国家政权。

在《李朝实录》的不同篇章中，反复提及明朝政权是正统，推翻残暴的蒙元政权，得到天下的方式是顺应天意民心的。

对于清朝代替明朝统治中国。迫于军事上的压力，朝鲜表面上对其称臣纳贡。但内心却认为"胡无百年之运"，清朝窃取了明朝的正统，只是蛮夷建立的国家，而不是中华正统的继承者。这一情况直到清朝乾隆时期才被改变，朝鲜开始对逐渐汉化的满清政权持正面看法，认为清朝接受了中华正统思想，继承了中华文化，统治中国日久．已经是中原正统王朝政权，朝鲜理应接受事实。尽心竭力侍奉，全力"事大"。

从明代承认李氏朝鲜以来，李朝朝鲜就有所谓"事大"策略。这种"事大"的策略成为"尊明"的习惯，历经数百年更成为"文明"的传统。在李氏朝鲜看来，汉族的大明衣冠成为唯一的"文明象征"。明清易代之后，这种"尊明"的惯性仍然支配了他们的观念，也影响到他们的习俗，所以"大明衣冠"是一种不可替换的正式冠服。

结语：

明清两代，朝鲜一直都是中国的朝贡国。但李氏朝鲜在服饰礼制上并没有根据宗主国的更替而改变。明朝时，朝鲜王朝身穿明朝的衣服，对明朝的礼仪制度推崇备至；而清朝时，李氏朝鲜并没有改穿满族服饰而是继续穿着明朝服饰。

明朝时期，朝鲜是主动交好，从文化精神层面上极力吸收中华文明。清朝时期，朝鲜王朝虽是臣服，但是是迫于武力威胁，可以说是政治层面上归属，而文化上始终没有背叛"明朝"，其实也隐喻了朝鲜王朝对"正统"华夏文化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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