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红十字长期无法彻底「去行政化」等原因，导致其被肩负重责时，又极度缺乏直接对接民间力量的整体调动能力。此外，不同于专业一线的公益机构及慈善组织，红十字会对内部人员及志愿者的教育培训不足，响应缓慢亦是自然。
武汉市红十字会经各渠道表态：只负责接收，无权分配：所有医疗物资，都须在防控指挥部的统一协调下，根据各医疗单位的实际使用需求分配。
防控指挥部继而在媒体回应中，详细解释物资分配流程道：防控指挥部尊重捐赠主体，非定向捐赠物资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及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自行拟定方案后，上报防控指挥部社会捐赠组审核即可。
武汉封城（1月23日）同时的医院联合求援，已迫切至「绕道」市卫健委。
因此，自官方到民间的联合驰助，开始增速。
然而，1 月 30 日，华科大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再度发声：物资非告急，而是即将——全部用尽。
随后，自武汉市红十字会，竟流出视频告知：医院出具介绍信，即可 24 小时直接领取物资。
各医院在慌乱中进行申请时，武汉市红十字会又发布「郑重申明」：凭介绍信领取物资为「谣言」，分配及发放均由武汉市抗击新型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协调。
社会众怒一触即发。
加之 1 月 29 日湖北省红十字会的相关公示中，莆田系仁爱医院获 N95 口罩 1.6 万（后更正为 1.8 万）个；定点坚守的三甲协和医院仅得个人捐赠口罩 3000 个等事件，湖北省及武汉市红十字会瞬成众矢之的。
批责及谩嘲里，委屈和不解，逐渐加诸于红十字会志愿者。
多有志愿者对偶尔治愈表示，仅因接线和点货工作就近乎无休。如此疲累奋战在疫情中，却背负骂名。
愤怒和无奈，则在一线医务中蔓延。
1 月 31 日，协和等医院去往武汉红十字会位于国际博览中心 A 馆的仓库，继续交涉。
偶尔治愈了解到，当日，协和医院西院领取到有限物资，本部则失望而归；专程前来的部分湖北县市医院，在因程序不合规被拒绝后，只能茫然焦虑。
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曾强调：捐赠物资须经红十字会「统一归口」，以准确登记，加强监管。
先后工作于武汉市及湖北省红十字会的志愿者葛姗，对如今医院与红会的矛盾格外心痛，却无能为力。
理解葛姗所言，资深公益专家郭小华认为，当红十字会难以承担起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必须高效运作的物资调控重任时，应及时向主管部门反映困难及需求；主管部门也应重视红十字会的收支巨大差异，进行指令更正或协调其他资源。
停滞的救援系统
偶尔治愈证实到，前述武汉市红十字会视频，为志愿者经朋友圈发出。拍摄地点，即武汉市红十字会所在的江岸区胜利街 162 号。
1 月 30 日 15 时 51 分，该志愿者配文表示：武汉市所有医院，社区街道，都可以开介绍信过来领取（物资）。「没有人给你们送」。
葛姗表示，该志愿者行为，原因在于对政策「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又为医院物资紧缺担忧，「好心办错坏事」。
因家乡在黄冈，一直关注武汉疫区救援物资进展的莫非，和医院对接紧密。
经武汉医务人员反馈，莫非知晓到，因较多医院因视频信息前往武汉市红十字会，又无法申领到物资，武汉市红十字会一度陷入混乱状态。
将此情况记录在微博，并对武汉红十字会进行质疑时，莫非亦收到志愿者私信解释道，视频发布者在认知和工作上，存在失误，本意实为传递外地企业定向捐赠的医院，可凭介绍信和相关证明领取的信息。
武汉市红十字会在《南方周末》的采访中则模糊回应，红会工作人员不可能下达此类指示，但无时间和精力去分辨视频中的信源和动机。
另值一提的是，武汉市红十字会在「郑重申明」视频信息不实，严重干扰疫情防控工作后；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的跟进辟谣则强调，武汉市红十字会已报警。
风波未平下，武汉市红十字会经各渠道表态：只负责接收，无权分配：所有医疗物资，都须在防控指挥部的统一协调下，根据各医疗单位的实际使用需求分配。
匪夷所思的是，防控指挥部继而在媒体（经济观察网）回应中，详细解释物资分配流程道：防控指挥部尊重捐赠主体，非定向捐赠物资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及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自行拟定方案后，上报防控指挥部社会捐赠组审核即可。
而且，防控指挥部表示在 1 月 31 日前，未曾修改或驳回湖北省红十字会上报的分配方案，未收到湖北省红十字会等机构的分配困难请求。
另外，在与省市红十字会的对接过程中，尤其是县市医院更为迷惑。
偶尔治愈多方问询发现，红会针对武汉周边县市医院物资领取程序的回复，关键在于院方证明外，省（或武汉市）卫健委和防控指挥部的审批。
但此项设置，对于非武汉医院而言，不仅效率无法保障，也存在「越级」当地卫健部门的工作「风险」。
如此，围绕于红十字会的救援物资分发系统，在北京加速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李鹏看来，近乎「停滞」：原有的社会协作体系被打破，运转暂时失灵，势必导致按时按需的无法保证。
待解的分配疑团
按需层面的争议，集中体现在 1 月 30 日湖北省红十字会公布的首批物资使用情况。
列表统计显示，36000 个企业捐赠的 N95 口罩（折算价值 36 万元），分别流向武汉仁爱医院（1.6 万个）和武科大附属天佑医院（1.6 万个）；对比之下，武汉协和医院仅分配到个人捐赠口罩 3000 个（折算价值 1.2 万元）。
武汉协和医院为编制床位 5000 张的国家首批三甲医院，更为疫情主力定点医院；仁爱医院则为非发热定点，以妇科、产科及口腔科为主业的莆田系医院。
对此，湖北省红十字会分别于 1 月 31 日和 2 月 1 日两次发布说明。首先，更正 36000 个口罩并非 M95，只是 KN95 ，分发于两家医院的数量均为 1.8 万只。
其次，解释武汉协和医院的 3000 个口罩为定向捐赠；36000 个 KN95 口罩为爱心企业捐赠，但因 KN95 口罩不在疫情防控用品清单目录。仁爱医院的 1.8 万个口罩，是因为紧急求助下的「人道救急」。
然后，表示将痛定思痛、举一反三，转变作风，认真整改。
KN95 及 N95 口罩防护等级相同，分别执行中美标准外，更为「显眼」的，是 36000 个口罩的捐赠公司——北京森根比亚生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森根比亚为生物酶产品研发商，疫情期间反复宣传其杀菌消毒剂。据官微信息，1 月 24 日，森根比亚捐赠的 6 万个口罩自其各地仓库装车，连夜发往武汉，且所有商品均在严格规范条件下生产。
就捐赠物资，森根比亚回复偶尔治愈道，不知晓也并无定向捐赠于仁爱医院，其他事宜则全部依照湖北省红十字会通告为准。
仁爱医院则经上游新闻回应，森根比亚捐赠口罩的箱装标识，为其生产商致盛集团，且已发送职工和附近居民口罩 12000 余个。
偶尔治愈查询湖北省红十字会目前的捐赠公布，未发现依森根比亚官微信息，余下的 24000 个捐赠口罩统计。
湖北省红十字会的两份说明，已无法平息公众质疑。尤当仁爱医院与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曾经的合作关系被媒体梳理后。
2016 年，仁爱医院曾向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捐赠 60 万元「拯救子宫计划」专项基金。据本地媒体报道，在此专项基金的运作上，又由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指定仁爱医院为定点援助中心。对此，仁爱医院将自身定义为「湖北省红十字会仁爱基金长期技术协作单位」。
另就广泛流传于网络的经工商信息梳理，森根比亚与仁爱医院幕后实控人重合的论断，虽诸多公司间的复杂脉络清晰，但难以定论。
偶尔治愈对此梳理发现，更值得注意的是，关联森根比亚与仁爱医院的未名企鹅（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及武汉真爱妇产医院有限公司，均为湖北九州通高投养老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公司。
作为湖北省及武汉市红十字会反思举措的关键之一，就是由防控指挥部指派九州通医药集团物流有限公司，协助武汉市红十字会国际博览中心仓库的医疗物资分装。
工商关系显示，九州通医药集团经湖北九州通高投养老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参股武汉真爱妇产医院有限公司。
真爱医院法人陈丽萍，为武汉汉阳华西仁爱医院高管。而仁爱医院，又为武汉汉阳华西仁爱医院实控公司。
如此，九州通的介入虽「合理」，却微妙难掩。
倒逼的自我整改
综合九州通医药物流的对外回应，目前武汉市红十字会仓库运作流程为：武汉城投进行卸货，入库分类堆码由九州通医药物流完成；物资梳理和质量核查的负责方，分别为武汉市统计局和武汉市市场监管局。
同时，九州通医药物流通过其云仓库管理软件，跟踪商品货位库存。武汉市卫健委和武汉市发改委分别对接药品类库存和非药品类库存。
当接到两部门的调拨指令，九州通医药物流将迅速完成出库单开据，打印拣货单，现场拣选核减库存，再将物资依配送单位投放至出库暂存区，以备配送。
作为全国最大的民营医药流通企业，九州通物流配备覆盖全国 95% 以上行政区域的 130 座物流中心， 200 公里以内 24 小时送达，城市配送 12 小时送达。时效保证的前提，即自物品入库始的智能操作平台。
侧重城市综合建设运营的武汉城投，同类企业综合实力全国排名第五，在市国资委出资企业中位列第一。
言及红十字会工作效率问题，葛姗强调，即使在湖北省红十字会，接线工作均需依靠志愿者，「若志愿者都因害怕风险不到位，你想象一下将会出现何种情况」。
武汉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陈耘，曾对财新网表示，武汉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仅 10 余人，湖北省红十字会为 20 余人。疫情应对中，加上武汉市统计局抽调人员，总共 60 余人。这样的人力，没有能力做到和政府等的无缝对接。
所以，若抽离前述九州通与仁爱医院及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的复杂关系，九州通医药物流和武汉城投的介入，应会在现有条件下，改善捐赠物资的分发速度。
如据九州通医药物流信息，紧急医疗物资，可在2个小时内完成从到货到分配的过程。
对此，李鹏分析道，突发应急事件中，政府、商业和公益三方的协作联动应为常态。当面对正值年末疫情扩散的特殊情形时（如工厂停产，商业阶段性失灵），本是作为重要补充和支援的公益组织作用，就格外重要。
但因红十字长期无法彻底「去行政化」等原因，导致其被肩负重责时，又极度缺乏直接对接民间力量的整体调动能力。此外，红十字会和社会组织应长期培育人力资源体系，形成专职人员、兼职人员和志愿者三层保障。若对此不够重视，行动响应缓慢亦是自然。
如此，当政府启动应急机制，企业从生产到捐赠回归，红十字会突然面对更为急迫和「沉重」的对接时，慌乱程度可想而知。李鹏说道。
郭小华则补充强调，结合其与红十字会等机构长期交流经历，最困难的基础层面，为说服对方改进工作方式，以执行力更强、出错率更低的系统管理，替代「文件指令」式的人力传统。
观念改变虽非朝夕之间，但历经诸如汶川地震等赈灾教训总结后，一如既往地错误再犯，明显不合理。郭小华慨叹道。
除却向实力企业开放物资管理权限，武汉市红字会在 1 月 31 日，经《长江日报》发布的工作疑问解答中表示，为缩短物资转运时间，对定向捐赠流程做出调整：境内外单位或个人如有定向捐赠医院，可直接与定向捐赠医疗机构对接，确认后直接将物资发往受捐单位。
艰难的民间松绑
红十字会外，关联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的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同样深陷信任危机。
思源基金会拨付于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的 1900 余万元募捐款，因双方执行意向未达成而被退回后，又再拨付给湖北省红十字会作为疫情防控物资。
期间，湖北省红十字基金会公示退款说明时，错写转账支行；思源基金会公示的口罩采购供应商，实未与其达成合作并曾因医疗器械违规被处罚等问题，更引发强烈质疑。
漏洞频现下，「回归」疫情物资捐赠接受的机构指定，成为公益慈善领域的反思重点。
继防控指挥部相关公告后，1 月 26 日，民政部发布公告重申：慈善组织为湖北省武汉市疫情防控工作募集的款物，由湖北省红十字会、湖北省慈善总会、湖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武汉市慈善总会、武汉市红十字会接收。除定向捐赠外，原则上服从湖北省、武汉市等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指挥部的统一调配。
对此，郭小华和李鹏均认为与《慈善法》冲突，直接影响的是重大疫情中的民间参与和整体统筹。
据《慈善法》条款，国家鼓励和支持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依法开展慈善活动。
郭小华表示，当捐赠接收机构被限制，具备实操经验和运作实力的公益组织无法进入，其多元性和灵活性的优势完全消失。如今捐赠物资「拥堵」难解局面的关键原因之一，也正在此。
阿拉善基金会秘书长张媛，则对偶尔治愈具体分析道，若以民政部牵头组织，建立各公益机构各展所长的协调小组机制，示更为优化的举措。
由此，可充分实现开放透明的竞争，进而最大程度地压缩中间环节，提升效率。不然，当全国及海外的捐赠压力全集中于 5 家指定机构时，「再好心也难好评」。
结合阿拉善生态协会的援助参与，张媛呼吁的是松绑民间力量：政府职能，在于保障国内外医疗物资平台入境入城通道，明确官方权威及时的需求信息指引，而非统一收归管理。在民间、企业和志愿者的有效发动中，救援物资则自然能被快递「吸引」，否则只会贻误时机。
莫非也急盼张媛所言的民间力量协同：毕竟武汉为千万人口的大型都市，仅在本地的优秀企业就不少。作为官方力量的强力补充，实现紧急事态下的特殊动员，方能不影响抗疫大局。
另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清华大学 NGO 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所言，公益机构和社会力量的分散决策，和政府统一调配结合，才能既有力度又能照顾到多元性，尤其是照顾到弱势群体、被忽视群体的需求。多元化的社会组织可以看到政府忽视的地方，从而帮助到「弱势中的弱势」。
（莫非、葛姗为化名）
排版：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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