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開始接觸蒸汽艦船、培養現代海軍人才的起點論，日本比中國約早十年；1860年代後期，幕府和薩摩藩即已派員數十人赴英、荷等國學習艦船駕駛和造船技術。不過中日兩國著手建立系統的海軍教育制度，大致仍始於同一時期：1861年洋務運動開始，1866年由左宗棠奏請，在船政大臣沈葆禎的主持下開辦了福建船政學堂 ，是中國第一所近代海軍學校，也是中國近代航海教育和海軍教育的發源地，1867年馬尾造船廠建成後搬遷至馬尾遂改名為船政學堂。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日本在“富國強兵”方針的指導下，極力效仿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英國海軍建立近代海軍。幕府末期停辦的海軍兵學寮也在築地恢復。1888年， 日本海軍兵學校從東京築地遷往江田島，赫赫有名的“江田島海軍兵學校”終於正式成形。1871年2月，日本第一批12名官派海軍留學生起程赴英；1877年3月，中國第一批赴英海軍留學生也乘“濟安”輪啟航，人數同樣為12名。這兩批“海歸”後同於1878年返國，又在甲午年兵戎相見。
若以出國前的履歷論，日本的12人年紀雖不大，但幾乎都擁有在蒸汽艦船上的服役甚至實戰經驗，有的還是中級軍官。但英國方面一來對日本的示好尚不重視，二來認為這批留學生此前並未接受完整的初級軍官教育，拒絕批准其入讀達特茅斯的皇家海軍學院（BRNC）。這樣一來，大部分留學生只能改考民間商船學校，或進入海軍造船廠和軍工企業充當高級學徒（當時英國僅特許少數日本貴族子弟報考正規大學）。如東鄉平八郎便是在投考達特茅斯不遂，於1872年入讀格林海斯的泰晤士航海訓練學院；佐雙佐仲、原田宗介等人則先後在朴茨茅斯、米德爾斯堡、赫爾的海軍船塢和兵工廠見習 。東鄉平八郎的經歷可謂早期日本留學生的縮影。其實首批12位日本留學生中，只有八田裕二郎在1877年蒙英國海軍“開恩”，得以就讀格林尼治學院；餘者無不如東鄉一般，需要在民間海校、海軍基地和工廠自行尋找學習機會， 有6位學生被淘汰了，1878年學成歸國的僅有另外6人。
東鄉隨“比睿”艦歸國之際，不過獲頒中尉軍銜；在先後擔任過兩艘木殼炮艦的副長之後，才在1883年升任小炮艇 “第二丁卯”號的艦長。1884——1890年，他先後擔任過三艘炮艦的艦長，監督過一艘炮艦的舾裝工作和橫須賀鎮守府的兵器修造，完成了一次對中國東南沿海的巡航，這才升至大佐軍銜。1891年底東鄉擔任吳鎮守府參謀長滿半年後，受命接掌防護巡洋艦“浪速”號，任該艦艦長直至甲午海戰爆發。第一批“海歸”在求學時的淘汰率已高達50%，日本海軍也並未因物以稀為貴，就對他們的晉升予以優待。東鄉雖然既具備實戰經驗，又有難得的環球遠航歷練和督造大艦的履歷，但仍然要從小炮艇的副長做起，積累指揮各種中小艦艇的經驗，並承擔一階段行政和參謀工作；直到軍務部門確認其能力足以勝任主力艦艦長，才會放心地將最現代化的軍艦交給他。 從1867年到1887年，日本外派的海軍留學生計有留英25人、留美21人、留法6人、留德1人；在外國艦艇上短期實習的有英艦5人、美艦 3人、德艦8人，絕對數量並不多。而在總數不到70人的“海歸”裡，甲午戰前已升至艦長以上的不過坪井航三、東鄉平八郎、伊地知弘一3人而已。
12名中國留學生也於1877年5月抵達英國，開始求學之旅。嚴格說來，他們並非晚清海軍中的第一批“海歸”：1872——1881年短暫的留美幼童項目中，詹天佑、吳應科等人歸國後即服務於海軍， 赴英的12人中除薩鎮冰外，皆出身船政後學堂駕駛班第一期，即中國首批按現代模式培養的海軍軍官。船政第一期學員於1867年初開班，至1871年結束理論學習，轉登風帆練習艦進行為期兩年的遠航訓練（在南海和華北沿海）。1874年以後，這批畢業生已經開始在“建威”“揚武”訓練艦上擔任教習。 他們報考格林尼治海軍學院（ORNC） 儘管英國在傳統上更重視航海實踐，但提議中國學員報考格林威治，意味著已經承認對方是合格的初級軍官。
劉步蟾、林泰曾和蔣超英，申請直接上艦見習；其餘9人參加了考試，有3人落榜，嚴宗光（嚴復）、方伯謙、林永升等6人則順利入讀1877年10月開學的駕駛班，但真正在格林威治校園的時間不過8個月而已。儘管長期以來頂著“海歸”頭銜，但12位中國留學生中僅有6人接受了學院深造，還是大大縮水的進修課；另外6人則不過經歷了一場升級版實習而已。當然，所有12人的海上實習都是在英國海軍現役艦艇上完成的 。到1888年北洋海軍正式成軍之際，9艘鐵甲艦和巡洋艦裡有7艘由“海歸”艦長指揮，而其中海上經驗最豐富的第一期留英學生，歸國也不過僅僅9年而已。1890年，閩籍“海歸”管帶以劉步蟾為首，對抗要求整肅軍紀的英籍總督察琅威理上校 ，1890年，琅威理與劉步蟾發生衝突後離艦，英國海軍大感不滿，宣佈暫停接收中國海軍留學生。
到這時為止，已有35名中國軍人自英國學成歸來，另有34人曾在法國留學，與日本留洋海軍人員總數完全一致。北洋艦隊中的留洋軍官與他們的日本同行所受培訓的程度大有不同，登艦實習的時長與收穫也良莠不齊。然而託庇於鄉誼和特殊的政治環境，這批年輕留學生歸國不到十年就已升任最新型軍艦的管帶，且長期未再有調動，進取心、學習精神和意志力遂江河日下，被清廷視為“奇貨”的中國海歸卻在甲午一戰而亡，留下的只有慨嘆和教訓。甲午戰爭可以說是一場“海歸”之間的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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