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浩瀚，公子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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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播剧《大明风华》已近尾声了，其实自朱瞻基下线后，我就不再热衷于追这部剧了，唯一让我觉得还有所期待的就是“北京保卫战”了，好在，虽然此剧槽点甚多，但“北京保卫战”的氛围渲染做的还是很到位的，尤其是身为太后的孙若薇亲自助阵的场景——毕竟“退出长城，保尔全尸”还是挺让人热血澎湃的。

长城，也是此剧当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字眼。从朱棣五征漠北到北京保卫战，长城一直是战略的核心，那么，长城为什么会成为明朝最重要的战略核心？明长城的存在是如何保障大明的安宁的呢？

“大明之要“为长城，“长城之要”为九边

熟悉明史的人，应该都知道“九边”一词。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所谓“九边”就是镇守明代北边长城沿线的九大军镇，其中包括辽东镇、蓟镇、宣府镇、大同镇、山西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这九个军镇。

但是，在翻阅相关明史的时候，除了“九边”以外，我还看到了“九边十四镇”、“九边二十镇”诸如此类的说法，这说明在明代的长城防御体系中“边”和“镇”是存在某种地域上的关联的，而要弄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我们就要搞清楚究竟什么是长城？

长城本体是由长城边墙及在边墙上修筑的各种军事防御设施，如障墙、敌台、马面、关口、城门、瓮城等组成，是战争中前线作战的主要场所。

既然是以城墙为主体，那么“墙”的构筑自然是放在第一位的，而不同的防御位置，所构建的“墙体”也饿是不同的，这也是长城适应地形和战略的基本表现。

长城边墙

边墙是长城的主要组成部分，边墙的材料多为就地选材，以土、石、砖三种为主。根据地区的不同，所选择的建筑方法也不同，例如西北地区多以松土为主，所以西北地段的长城边墙均为夯土墙，而处于山地地形中的山西、宣府、蓟镇等地区的墙段，因为战略上的重要性，则多以坚固的条石为主。

障墙

并不是所有的长城都设有障墙的，障墙常见于蓟镇长城。此段长城修筑于燕山山脉之上，而燕山山势陡峭，在一些坡度较大的山坡上，城墙上活动的军士很容易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中，因此在边墙之内并列连续的加设几段短墙，对墙内的士兵起到了有效的保护作用。

敌台

“两边顾视夹击，贼不得直至城下，且又不能屈矢斜弹以伤我台上之人，故我得以放心肆力敌贼也。谓之曰‘敌台’，其义以此”

从上述文字可见，敌台的设立的目的是为了防御敌人强攻，在城墙外侧设立高台，做成两层或三层，四面开有箭窗的格局，十分有利于作战军士的隐蔽、窥探及进攻。

关口与城门

关口和城门就好理解多了，可以理解为长城墙体上供车、马、人出入内外的通道。例如长城比较著名的几个关口，山海关，居庸关等，都是地势险要之处的关城屏障，地形平坦之处 设立联结的墙体，地形险要之处设立关城，这也是长城建造的特点，对于游牧民族而言，也是最为头疼的地方。

坚固的城墙固然是长城防御力最坚实的保障，但是依托长城而搭建的军事设施也是不容小觑的存在，在明代，这种军事机制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军事聚落。

明代在设置军事聚落等级方面很有特点——按照军事将领的官职级别来划分。

镇城——级别最高，统辖一镇下的所有城池。

路城——次于镇城，统辖一路堡寨。

卫城——次于路城，隶属于都司卫所体制下，负责屯兵屯田。

堡寨——最基本的防御单位。

这种军事聚落和长城相辅相成的模式，共同构筑了明朝北部最为坚实的防御，更为惊奇的是，这种组织架构虽然庞大却也不失灵活，还记得我们最开始抛出的那个问题吗？为什么会有“九边十四镇”等诸多说法？

实际上，这种说法就应证了长城对于防御需求的灵活性。例如，为了加强帝陵防守，嘉靖年间增置了昌镇和真保镇，后又因为明朝和蒙古之间的矛盾恶化，明朝又将密云一带划分并设置密云镇，此后蓟镇形成东、中、西三大区域防守的格局。此种格局的确立一直延续到明朝末年，辽东地区女真的崛起才又改变，而所谓的改变，则是为了应对辽东紧张局势而增加军镇的数量，其本质和嘉靖年间的改革举措并无太大不同。

主动到被动——“内外兼修”的明长城

如果要我用一个词来概括明长城对于大明保障的关键，那这个词一定是“灵活”！

关于“战守之策”的灵活性

有明一代，国家的主要矛盾其实就是关于汉族和蒙古的民族矛盾，而这种民族矛盾的摩擦主要集中在沿长城一线。明代前期也就是洪武至正统这近100的时间里，由于国家的正确决断，明王朝的国力实现了较大的提升，在北元势力的威胁和经济基础发展的内外刺激下，修筑长城自然就被提上了日程：

“山海路，边城二十里，洪武年建；命魏国公达于内，西自古北口东至山海关，增修关隘一道为内边”

洪武年开始，朱元璋就下令修筑长城，至永乐时期，朱棣的对北政策更加激进，使得长城的修筑也随之扩张：

“永乐十年，敕边将治壕垣，自长安岭迤西至洗马林，皆筑石垣，深壕堑，以固防御。永乐时筑边墙于辽河，内自广宁，东抵开元，七百余里。”

可以肯定的是，永乐时代是明长城修筑的“黄金时代”，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朱棣要迁都，北京是未来大明的首府，京畿之地的保障是需要做好的，而长城修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所以绝对不是临时起意的，其修筑起始时间虽未明确说明，我个人认为，应该比修筑故宫更早。

正统初年，都督佥事史昭以宁夏镇“孤悬河外”，“旷远难守”为由，在花马池一带增设烽堠，筑哨马营，巩固了宁夏镇防线。至此，明长城的主体已大部完成，大同、宣府一带的边墙与城堡联结得更为紧密，并且都增置了墩堠，以防敌情。

虽然，此时的明长城主要是为了抵御蒙古，但是洪武年修筑的辽东段也没有落下，辽东段边墙、城堡、烽燧也在此时开始大规模修筑：

“开设迤西边堡墙壕，增置烽堠；高墙垣，深沟堑，经略屯堡，易置烽燧；珠连壁贯。”

而历史对明朝开的最大的玩笑在于明王朝刚刚完成了长城的第一次全面竣工，就发生了“土木堡之变”，也先率领瓦剌大军越过长城直扑北京城，虽然后来在于谦的带领下，明朝最终转危为安，但是在此次“惊变”之后，明朝对于长城的防守政策开始发生了转变。

成化三年，辽阳副总兵韩斌，于辽东镇东部进行防御性修筑：

“建东州、马根单、清河、堿场、叆阳、凤凰、汤站、镇东、镇夷、草河十堡拒守，相属千里，五年，都指挥使周俊开拓柴河抵薄河界六十余里，改设镇北、清阳二堡。柴河堡增立烽堠，疏挑河道，边人得安”

另外，为了加强河套地区的防务，延绥镇的边墙与城堡也开始修筑，成化九年，余子俊上奏：

“东起清水营，西抵花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凿岩筑墙，掘堑其下，连比不绝。每二三里置敌台崖砦巡警。又于崖砦空处筑短墙，横一斜二如箕状，以瞭敌避射。凡筑城堡十一、边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役军四万人，不三月而成。”

嘉靖以后，明廷的边防政策彻底转变为以守为主，大修边防体系，九边各镇多地出现大规模的修建高潮，其中嘉靖、万历年间是边防体系修建的一个重要高潮期。例如嘉靖三十年修筑蓟镇山海关至居庸关沿线边墙：

“自大同东路天城、阳和开山口诸处为墙百二十八里，堡七，墩台百五十四；宣府西路西阳河、洗马林、张家口诸处为墙六十四里，敌台十。斩崖削坡五十里。”

应该说从天顺末年到万历这段时间，长城的修筑重点开始偏向防守，和明朝前期的对外激进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大概是因为“土木堡惊变”后，明朝前期长城作为“进攻依托”的意义已经丧失，对外扩建已经不合时宜了，大明需要重新修整，此时，长城的“对内防御”作用显得至关重要，在这一个历史转角处，长城完成了由进攻到防守的角色转换。

关于“长城军事运作体系”的灵活性

对于长城而言，无论是对外进攻还是对内防御，其不变之处在于它本身的军事运作能力。

我们先从长城所处的行政背景入手，明代实行“三司分治”，即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分别管理地方的军事、行政及监察事物。而明长城所处地带为明朝北部边防重地，称“九边”，是明朝防御蒙古，捍卫京师的第一道防线。

“九边”所处区域从东北至西北横跨明朝疆域，地域广袤，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明朝在边防地带一般不设行政机构的，仅在京师、山东、山西、陕西布政司管辖九边中部区域，其他部分则由都司及其下属卫所管理，这部分机构则表现出“军政合一”的性质：

“总镇一方者曰镇守，独守一路者曰分守，独守一城一堡者曰守备，有与主将同处一城者曰协守，又有守备、提督、提调、巡视等名。其官挂印专制者曰总兵、次曰副总兵，曰参将，曰游击将军。”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明长城军事体制当中比较特殊的“总兵镇制度”，这种制度大致可以划分成“总兵官——参将级——守备级——守兵级”这四个级别。

总兵级——负责总兵驻地、都司制下的总督驻地。

参将级——负责参将驻地，都司制下的巡抚、户部专司等驻地。

守备级——负责总兵制下的守备驻地，都司制下的千户所等驻地。

守兵级——负责守兵驻城，都司制下的百户所驻地等。

尽管这种制度划分的相当明确，但由于长城军事防御的复杂性，导致了军事机制存在杂糅，而这种杂糅正是其灵活性的重要体现：

“总兵官一员，天顺前多用勋爵，后皆五督府，列衔领制敕，挂镇朔将军印，谓之镇守。副总兵官一员，成化前多用五府堂官，后皆都司列衔领敕，统军三千，谓之协守。左右参将五员，西、北、中三路曰左，东、南二路曰右，都司列衔，各领敕一道，名分守。游击将军二员，例皆于都司列衔领敕，统领官军三千员名，近于东路增置一员。”

军事体制内的这种增设和交错，让长城内部的日常运作能够有效地根据战时情况及时调整，对于保障关内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这是长城内部军事体制的灵活性，而一遇战事，长城内部的通讯方式则更加灵活多变，要知道，打仗最重要的是信息，即使放在现在，也是如此，如何快速有效地进行战时信息传递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关于烽传，《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的：“烽燧候表也。边有警，则举火”。烽燧的建筑材料主要以土、石、砖为主。在长城边墙以外的烽燧，主要负责监测敌军的动向，由远及近分布；边墙以内的烽燧主要保障信息的有效传递，以便组织作战，多与关隘、堡寨相连。

烽火的局限性在于烽火的燃烧时间和人的可视听范围，针对这两点，明代作出了相应的改变：明代的烽燧加入了硫磺、硝石等助燃，延长了燃烧时间，并使烟火更加浓重，再辅以放炮、雷鼓等措施，使信息传递更加迅速；而在可视听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距离要求，一般间隔约 10 里筑一台，且烽燧多筑于山顶、高岗或易于瞭望之处。

“各边墩堠烽炮，务要审实贼势多寡，严立举放之数，仍于总要便于瞭望之所，如数举放，彼若见敌一二人至百余人，举放一烽一炮，五百人二烽二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

假如把烽传比作是一道命令，那么驿传则是执行这道命令的主力军。

明代的驿传制度十分完善，不但覆盖陆路交通，也包含水路交通网，尤其是明代长城军事防御体系覆盖下的驿传系统，除了与防御体系内的道路网重合外，驿站建筑也多与卫、所、堡寨等城池结合修筑，在有效利用资源的同时，也保证了信息传递的效率。另外军事防御性聚落与信息传递系统结合，可以保障驿传系统的安全性，降低敌人破坏的风险。

总结一下，长城在军事环境大背景下，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它的军事体制受到明代军事管制的制约，但同时也可以及时地解决战情复杂而引起的问题，在日常运作和军事冲突等方面，长城有其独特的传递系统为关内保驾护航，而每逢遇到战事，长城可随时和“九边”以及周边的军事重镇联动起来，做到快速响应，快速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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