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戰“疫”詩佳句難尋的深層思考
青城山人
我在隔離期間，見不少新媒、紙媒刊發許多抗疫詩歌，帶著敬畏之心讀了幾首，感覺提不起什麼勁兒，打動人心的詩句不多。無意中讀到梁平、臧棣、龔學敏的戰“疫”詩，有了一些詩歌的感覺，遂產生一個念頭：把戰疫詩中的佳句集起來，提煉出我的祖國在抗擊毒疫中爆發出來的精神力量，也算是為此做點切實的事情。在有限的新媒中搜索了一些，集中在一塊兒，攤開筆記本，擬好《戰‘疫’詩佳句摘賞》這個標題，準備摘錄。
尋尋覓覓，耗時幾許，像“大好江山，無數梅花正在輕啟/春天的序曲/是病毒難以攻破的城池”這樣不錯的詩句實在太少（當然也可能是我閱讀視野有限），只好把筆記本上的標題劃掉，癱愣在桌前。
我垂頭喪氣，剛才滿滿的信心成了被針刺破的氣球，一片片掉落在地上。為什麼戰“疫”詩佳句難尋？
首先與生活體驗有關。絕大多數詩作者遠離抗疫現場，僅憑新聞報道這個“第二現場”有感而發，難免有些“隔”，甚至摻雜不少臆想成分。沒有現場的切膚之痛，沒有深切的悲憫情懷，沒有感動肺腑的素材，僅憑鍾南山困極仰靠座椅入眠的一張新聞圖片，能寫出“有一座山叫鍾南山”一樣的好詩，的確難為詩人們了。
對素材的提煉程度成為決定一首好詩的關鍵。我們身邊有不少抗疫的事蹟，再加上新聞報道的事蹟，尋找一個好的切入點，對素材精心篩選、提純，詩意地表達出來，可能會產生一首好詩。而我看到的一些詩歌，像個醉漢在泥濘的路上踉蹌一樣，信手寫來，然後狂吼幾聲，乾癟無味。
距離感成為一首好詩的通則。寫抗疫前線的詩歌有兩類，遠觀而遠寫者和遠觀而近寫者。第一類，帶著敬畏之心(當然也有極個別帶褻玩心態的人，比如雲南一位詩人寫的《仰望天空》引來了全國一片罵聲），遠觀前線的戰士們，表達深深的敬意，由於站在遠處“遠寫”，往往寫得詩意朦朧，以詩意打動人心，但是抗疫本身的素材卻很少觸及。第二類，站在遠處“近寫”，大量用到抗疫前線的事情，但不少詩歌成了分行的故事，然後幹喊幾聲，詩味索然，若改成散文可能更感人一點。
“抒情詩深陷於個性之中，但正是由此而獲得普遍性。”（德國哲學家阿多諾《談談抒情詩與社會的關係》）抗疫詩具有很強的抒情性，更有很強的社會性。如何處理好二者的關係，是衡量一首詩優劣的關鍵。首先要有發自內心的個體情感，不能空喊口號，其次這種個體情感能引起共鳴，從而獲得普遍性。正如阿多諾所言：“僅僅只有個人的激情和經驗的流露，還不能算是詩，只有當它們贏得普遍的同情時，才能真正稱得上是藝術。”我讀到的抗疫詩，不少都停留在個人的激情和經驗上，好像自說自話一樣，不能引起廣泛的同情。
為什麼會這樣呢？我覺得還是語言問題。在主體情感轉化為社會性時，主體大多站在材料或社會之外空喊口號，如此便使得抒情語言與敘述語言形成分離，材料是材料，情感是情感，材料和情感是兩張皮，無法粘合在一起，使人讀起來像分行排列的散文，感覺是毫無真情實感的幹叫，因此失去了詩意。如何轉換呢？首先主體把自己當作客體，把自己滲透進材料中，然後選擇一些與社會關係密切的詞語，讓詞語發出吶喊，從而應和主體的情感衝動，這樣以來，詞語就在最深處把抒情性和社會性聯繫在一起了。正如阿多諾所言：“從而，抒情詩不流於口頭談論和報導社會而富有社會性，它以愉快的表白與語言自願的結合而富有社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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