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殺》劇照
“······彼日本有武器數百萬器，有新式之槍炮艦、數百萬噸之重大利器，可甲於東亞，又可列於西歐······一旅興夏，三戶亡秦，歷史俱在，彰彰可考，我大韓國民之所有生命、財產、智慧、忠誠，皆可有一戰之資格！”——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通告
這個特別的年，特別適合宅在家裡讀書和看電影。
最近把韓國電影《暗殺》刷了兩遍，這是一部常看常新的電影：除了又一次被全女神的氣質和顏值驚豔之外，另一大收穫是影片的幾個經典片段，激發了我對韓國獨立運動中刺殺風潮的思考。
《暗殺》劇照
比如，當男主夏威夷手槍問女主安沃允：“你真的以為光殺駐朝司令和康寅國（韓奸），（韓國）就可以獨立了嗎？”
安沃允回答道：“我們在滿洲時，就算屋頂漏雨或者牆壁破裂了我們也不會修，如果國家獨立了我們就能回家了，幹嘛還修它？你問殺掉他們兩個就能獨立嗎，我不知道，但是必須告訴他們，我們還在繼續戰鬥。”
《暗殺》劇照
19世紀末20世紀初，全球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愈演愈烈，由此引發了一股世界性的暗殺潮流，許多國際政要被刺殺，例如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法國總統卡諾、美國總統威廉·麥金萊、塞爾維亞國王亞歷山大、日本伊藤博文、葡萄牙國王卡洛斯一世、奧匈帝國皇太子費迪南等等，清末革命黨人刺殺滿清權貴，也是這一潮流的體現。
由於特殊的國情，韓國人在這一股暗殺潮流中表現的尤其激進和猛烈，由其策劃實施的震驚世界的刺殺大案層出不窮。
1906年，旅美韓國青年張仁煥、鄭在寬、田明雲等人，刺殺了韓國美籍外交顧問斯蒂芬斯（此人公開為日本吞併韓國辯護），這是韓國人為追求國家獨立而進行暗殺的濫觴，此後，韓國義士們在反日刺殺之路上前赴後繼，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悲壯義烈畫面。
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劇照）
比如1909年安重根在哈爾濱車站刺殺伊藤博文，1919年姜玉奎、1926年宋學光在漢城刺殺朝鮮總督齋藤實，1922年金益湘、吳成倫在上海刺殺日本陸軍大臣田中義一，1924年金祉夔、1932年李奉昌刺殺日本天皇，1932年尹奉吉在上海虹口刺殺日本陸軍大將白川義則，1932年柳相根等4人在大連刺殺關東軍司令宮本莊繁等等。
我們回到文章開頭的畫面，可以引申出這樣幾個問題：韓國獨立運動中為什麼特別熱衷刺殺？刺殺一兩重要的人物，能否實現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目的？如何看待這種“猛烈地推行天下正義之事”的刺殺行為？
《暗殺》劇照
一、韓國獨立運動中為什麼特別熱衷刺殺？
1、刺殺是無奈之舉
甲午戰爭之後，朝鮮擺脫了大清帝國藩屬的地位，獲得了名義上的獨立。為了洗刷數百年向滿清稱臣的恥辱，提升國際地位，同時滿足個人虛榮心，1897年朝鮮國王李熙稱帝，改“朝鮮”國號為“大韓”，自此，朝鮮王國升級為大韓帝國。
事實證明，改名並不能改變命運。
所謂的大韓帝國，事實上是俄國和日本的勢力範圍，兩國為了獨吞韓國，引起了日俄戰爭。戰爭爆發之後，日軍迅速開進漢城，控制了韓國政府，1905年日俄戰爭以日本的勝利告終，日本攜戰勝之威，逼迫韓國簽訂了《日韓保護協約》，韓國從此淪為日本的保護國，名存實亡。
日韓合併條約
1909年，安重根刺殺已經卸任的朝鮮統監伊藤博文，日本以此為藉口，煽動吞併韓國。1910年8月29日，大韓帝國總理大臣李完用與寺內正毅簽訂了《日韓合併條約》，韓國正式被日本吞併。
有壓迫自然有反抗，但韓國人的反抗總會遭來日本人更殘酷的鎮壓。相較於日本而言，韓國是弱國小國，且亡國前就已被日本滲透和控制，這使得韓國反日運動的生存空間非常逼仄，很難組織起大規模的武裝鬥爭。
1919年1月22日，韓國前國王李熙暴斃。韓國人認為李熙是被日本人毒死的，壓抑已久的怒火噴湧而出。3月1日，趁日本人為李熙舉行國葬，成千上萬的韓國人齊聚漢城集會遊行，抗議日本殖民統治，高呼“大韓獨立萬歲”，其他城市紛紛響應，反日浪潮席捲整個半島。這便是韓國曆史上極其重要的三一運動（韓國現在還有三一節，法定節日）。
韓國街頭紀念三一運動
朝鮮總督長谷川好道動用駐韓日軍和全部軍警力量，加上從日本本土調來的軍隊，撲殺了這次運動。三一運動導致7509名韓國人被殺死，15961人受傷，46948人被逮捕，其中8511人被判刑。
在日本的恐怖鎮壓之下，韓國國內的獨立運動越來越難以為繼，紛紛轉移到海外。
中國的上海和東北，是韓國獨立運動的主要舞臺，前者是遠東第一大城市，韓國獨立運動人士在這裡成立了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後者毗鄰韓國，活躍著大批流亡的韓國人。
韓國獨立運動沒有統一的堅強領導機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派系林立，內鬥不斷，資金缺乏，沒有外援，差點關門，而臨時政府之外，還獨立著很多其他的革命組織。整體而言，韓國獨立運動是一盤散沙，無力通過正常的渠道進行獨立活動，只能做一些成本小、見效快、影響力大的事——刺殺。
義烈團成員（韓國電影《密探》海報）
在此期間，韓國獨立運動人士建立了一批秘密團體，如義烈團、大同團、鐵血團、正救團、韓人愛國團等。聽名字就知道，這都是狠人組織，專門從事特殊任務。這其中最有名的當屬朝鮮義烈團和韓人愛國團。
朝鮮義烈團是金元鳳於1919年11月創立的，宗旨是“猛烈地推行天下正義之事”，通過“五破壞”和“七可殺”，打擊日本殖民統治，實現韓國自由獨立。“五破壞”是指破壞日本在朝鮮的五大殖民機構，“七可殺”指刺殺朝鮮總督以下高官、日本軍部首腦、臺灣總督、賣國賊、親日派巨頭、敵探、背叛民族的土豪劣紳。
這種破壞日本殖民機構、刺殺其人員和支持者的鬥爭形式也被稱為“義烈鬥爭”。
金元鳳（《暗殺》劇照）
韓人愛國團是1931年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創立的秘密特務機關，在金九的領導下專門從事破壞、暗殺、襲擊日本機構和高級官員。當時韓國獨立運動處於低潮，長期打不開局面，“正是在這種情勢之下，我們臨時政府開會決定成立韓人愛國團，做些暗殺與破壞的工作，同時全權委託我（金九）處理經費與人選問題，待事後將全部經過和結果報告臨時政府。”
大家所熟知的刺殺天皇櫻田門事件、虹口公園爆炸案、暗殺滿鐵總裁本莊繁等，都是韓人愛國團策劃實施的。而在電影《暗殺》中，三名義士前往京城（漢城）刺殺駐朝司令和康寅國，是金元鳳和金九聯合策劃的。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韓國獨立運動中的刺殺風潮，其實是日本高壓之下，韓國仁人志士為爭取自由獨立的無奈之舉。
清末革命黨彭家珍烈士（因刺殺良弼而犧牲）
這一點與清末革命黨人的暗殺活動比較相似：革命黨實力弱小，武裝起義頻頻失敗，民眾麻木不仁，革命前景不明，一些激進的革命黨人只能鋌而走險，企圖通過刺殺清朝統治者和封疆大吏，推翻清朝統治。同盟會下面甚至還成立了“支那暗殺團”和“東方暗殺團”，專門從事暗殺活動。
2、獨特的國民心理
歷史上，朝鮮是個獨特的民族，在強鄰環伺的東亞，朝鮮一直沒有被外敵長期徹底征服，一直保持自己的文化特徵和民族認同，並對本國文化有著強烈的自豪感。
之所以出現這種現象，源於韓國人特有的“恨”的哲學。
所謂“恨”的哲學，是指對於自己所受過的不公平待遇和不幸命運，只要一天不能得到真正的洗刷，便永遠地心懷怨恨、糾纏不解。這種恨，可以使怨氣像火一樣熊熊燃燒，可以使狠意像雪一樣容易堆積成山。
金大中
韓國前總統金大中曾這樣分析“恨”的哲學：恨能夠讓人民在逆境中安慰和激勵自己，就像田間的野草一樣，被踐踏之後又恢復生機，受強風襲擊而不折不撓。
簡而言之，因為“恨”的哲學，韓國人形成了偏激、衝動、剛烈、堅韌的民族性格，這一點，從近些年來韓國民眾對日本的態度中也能窺見一二——在領土爭端和歷史問題上，韓國人遊行示威都是輕的，自焚、切腹、斷指、跳海等極端事件屢見不鮮。在所有被日本侵略過的國家中，逼日本道歉的最堅決、最頑強的就是韓國，簡直不死不休。
韓國民眾抗議日本
雖然韓國當年無法抗拒被日本吞併的命運，但心懷家國之恨的志士不斷安慰激勵自己，不屈不撓，不甘毀滅，走上了捨身成仁之路。比如，尹奉吉在虹口爆炸案之後，曾公開聲明：“餘等無金錢或兵力，與上海日海軍司令白川相戰，但餘有一人，已籌備並訓練經過敵人難透之壁壘，用隻手殺之。” 並表示：“餘之武器為幾桿手槍餘幾枚炸彈，餘繼續奮鬥，並在餘國未恢復之前絕不終止！”
3、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加持
19世紀40年，西歐產生了無政府主義。無政府主義鼓吹絕對自由，反對一切權威，主張通過暗殺、破壞和暴動等極端手段實現自己的目的。19世紀末，無政府主義思潮經俄國傳到了日本，又經中國留日學生傳到了中國，並將其發揚光大。
激進的學生們心懷救國之志，容易接受新思想，叛逆衝動，對無政府主義沒有什麼抵抗能力，特別欣賞“十步之內，劍花彈雨，浴血相望，入騶萬乘，殺之有如屠狗”的痛快淋漓，參加反清革命後，他們往往有慷慨赴死的決心和勇氣。
受中國革命黨人的影響，加上韓國臨時政府內部一盤散沙、烏煙瘴氣的局面，使得流亡中國的韓國知識分子和獨立運動人士中，有不少人信奉上了無政府主義，創建了在華無政府主義者聯盟、南華韓人青年聯盟、朝鮮革命者聯盟等無政府主義組織，投身到義烈鬥爭之中。
二、刺殺能否實現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的目的？
當然不能。
1933年蔣介石接見金九時，雖然高度評價了尹奉吉的義舉，認為：“一個韓國青年做出了30萬中國軍隊沒有做出來的事情”，但是也對韓國臨時政府的刺殺行為不以為然，指出：“若以特務工作來殺死天皇的話，又有天皇出來，殺死大將的話，又有大將出任。”
個人對歷史的進程有很大影響，但起不了決定作用，荊軻刺殺了秦王，就能阻擋秦國滅燕國？汪精衛刺殺了載灃，就能顛覆清王朝？顯然不能。同樣，打擊元兇巨惡，並不能動搖日本在朝鮮的殖民統治，加之敵我力量對比懸殊，面對戒備森嚴的敵人，刺殺的成功率並不高，還會將有限的革命力量白白消耗掉。
《暗殺》劇照
另一方面，刺殺終歸是一種恐怖活動，常常容易傷及無辜，引起普通民眾的反感，得不到國際認可和支持，使反日獨立運動的環境更加惡化，這又反過來阻礙了正常革命鬥爭。
虹口爆炸案之後，日本在上海大肆搜捕韓國反日獨立人士，這時候西方租界也無法再庇護他們，韓國臨時政府和大批反日獨立運動人士被迫逃離上海，開始了艱難的流亡生涯。刺殺運動越來越難以為繼，面臨轉型。
事實上，早在1922年義烈團刺殺田中義一事件之後，法租界嚴厲打擊韓國人的激進行為，義烈團不得不離開法租界，此後，其首領金元鳳投身黃埔軍校，著手建立革命政黨，轉型進行軍事鬥爭和政治革命。
中國幫助韓國臨時政府訓練軍官
虹口爆炸案之後，蔣介石也勸金九培訓武官，走正當的武裝鬥爭道路。畢竟暗殺只是革命的輔助時段，是權宜之計，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當然，蔣介石也並不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他承諾用實際行動支持金九等人進行反日獨立運動，包括提供庇護、支持經費、培訓人員等等。
此後，有組織有計劃的政策性援助韓國臨時政府，成了國民政府的既定政策，抗戰中，韓國政府和韓國光復軍，與中國並肩作戰，共同抗擊日本。日本戰敗後，韓國臨時政府回國時，還是蔣介石還從美國那裡借飛機將他們運回國的，同時還給提供了1.5億法幣、20萬美元的借款，作為韓國的建國經費。
三、如何看待這種刺殺行為？
刺殺行為雖然有較大的副作用，但並非沒有意義。
國內沒有根據地，國際上沒有強有力的援助，根本不具備與侵略者血拼的條件，在這種情況下，除了當亡國奴之外，還能幹什麼？只能刺殺。
通過刺殺，震懾敵膽，通過刺殺，振奮人心，通過刺殺，向世界證明韓國沒有歸化日本，韓國人還在繼續抗爭。這正如《暗殺》中女主所說的：“必須告訴他們，我們還在繼續戰鬥。”
《暗殺》劇照
金九後來在自傳《白凡逸志》中坦言：“這一事件（虹口爆炸案）以後，美國、夏威夷、墨西哥、古巴的韓僑的愛國熱情空前高漲。自此以後，對我的支援和對臨時政府的納稅急劇增加，我們的事業進入了發展的階段。”
由此可見，那些年輕的生命，面對不公與不幸，不畏劍花彈雨，不懼血肉橫飛，不悔生離死別，前赴後繼，這種悲壯的義舉雖然沒能扭轉乾坤，卻逐漸扭轉了人心。
石源華：《尹奉吉義舉的時代意義——義烈鬥爭時代的頂峰與培訓幹部時代的開端》
彭懷彬：《試析韓國反日獨立運動中的義烈鬥爭》
詹明靜：《韓國獨立運動中的暗殺活動探析》
吳潤凱：《復仇與革命——清末暗殺潮探析》
孫春日：《論東北朝鮮反日獨立運動的基地的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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