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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某、徐某某等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案
（一）基本案情
2016年2月至2017年8月間，被告人方某、徐某某與被告人方某甲、方某乙等人以同鄉親情、資源共享、合作催討為由，先後在無錫市梁溪區成立七家貸款公司組成聯盟，在全市範圍內違法發放“套路貸”，逐漸形成了以被告人方某、徐某某為組織者、領導者，被告人廖某和方某甲、方某乙等人為積極參加者，被告人陳某等31人為一般參加者的黑社會性質組織。方某等人以無抵押貸款、快速放款為誘餌吸引他人借款，誘騙被害人簽訂“高低條”、房屋租賃合同及各項承諾書，並以“保證金”“上門費”“中介費”等名義收取各種費用；在貸款中設置苛刻的履約期限和條件，單方面肆意製造對方違約；一旦出現違約，即採用堵門噴漆、半夜砸窗、高音喇叭辱罵、貼身跟隨、強行入住等“軟暴力”手段，以及毆打、體罰、拘禁等暴力手段進行非法催討，謀取不法利益。其間，該組織成員共計發放“套路貸”3300餘人次，發放金額3100餘萬元，非法獲利140餘萬元，實施非法拘禁、敲詐勒索、尋釁滋事等各類犯罪29起。
（二）裁判結果
無錫市錫山區人民法院於2018年12月28日作出一審判決,認定被告人方某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非法拘禁罪，敲詐勒索罪，尋釁滋事罪，數罪併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九年，剝奪政治權利兩年，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被告人徐某某犯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非法拘禁罪，敲詐勒索罪，尋釁滋事罪，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數罪併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其他被告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至一年九個月不等的刑罰，並處五十三萬元至一萬二千元不等的罰金。一審宣判後，方某、徐某某等部分被告人提出上訴。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19年3月18日作出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套路貸”是黑惡勢力犯罪的重要表現形式之一，嚴重侵害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擾亂正常金融秩序，且往往衍生出多種刑事犯罪，嚴重影響社會穩定。打擊涉“套路貸”黑惡勢力犯罪，是掃黑除惡專項鬥爭的重要內容。本案是掃黑除惡專項鬥爭開展以來，我省法院審理的第一起“套路貸”涉黑犯罪案件，被告人通過公司形式實施“套路貸”，具有一定的隱蔽性、迷惑性。案涉黑社會性質組織盤踞在無錫市市中心繁華地段，組織成員眾多、資金雄厚，在無錫市區、江陰、宜興等地肆意實施違法犯罪活動，對借款人及其親屬、周圍群眾造成強大心理強制和不安影響，使得人民群眾的合法利益遭受重大侵害，嚴重破壞了社會生活秩序和金融市場秩序，造成了極其惡劣的社會影響。人民法院依法認定方某、徐某某等人組成黑社會性質組織並判處相應刑罰，通過裁判向社會傳達了司法機關依法重拳打擊“套路貸”涉黑犯罪的決心,有效震懾了“套路貸”違法犯罪分子,對於引導人民群眾提高風險防範意識，營造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具有重要意義。
二、泰州市人民檢察院訴王某某等59人生態破壞民事公益訴訟案
（一）基本案情
長江鰻魚苗是具有重要經濟價值且禁止捕撈的水生動物苗種。2018年上半年，丁某某等非法捕撈者在長江干流水域，使用網目尺寸小於3毫米的禁用漁具非法捕撈長江鰻魚苗並出售謀利。王某某等非法收購者明知長江鰻魚苗系非法捕撈所得，單獨收購或者通過簽訂合夥協議、共同出資等方式建立收購鰻魚苗的合夥組織，共同出資收購併統一對外出售，均分非法獲利。秦某某在明知王某某等人向其出售的鰻魚苗系在長江中非法捕撈的情況下，仍多次予以收購。法院經審理，依法以非法捕撈水產品罪、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分別判處丁某某、王某某、秦某某等被告人有期徒刑、拘役，單處或並處罰金。2019年7月15日，公益訴訟起訴人泰州市人民檢察院以王某某等59人實施非法捕撈、販賣、收購長江鰻魚苗行為，破壞長江生態資源，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為由提起民事公益訴訟，請求判令相關被告對所造成的生態資源損害結果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二）裁判結果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非法捕撈者於長江水生生物資源繁衍生殖的重要時段禁漁期內，在長江干流水域多次非法捕撈長江鰻魚苗，妨礙鰻鱺種群繁衍並導致其他水生生物減少，造成生物多樣性損害，應當承擔賠償責任。非法收購者與非法捕撈者之間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鏈條，共同造成生態資源的損害，應當共同承擔連帶賠償責任。2019年10月24日，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2019）蘇01民初2005號民事判決，判令王某某等13名非法收購者對其非法買賣鰻魚苗所造成的生態資源損失連帶賠償850餘萬元；其他收購者、捕撈者根據其參與非法買賣或捕撈的鰻魚苗數量，承擔相應賠償責任或與直接收購者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宣判後，王某某等11名被告不服，向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2019年12月31日，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作出（2019）蘇民終1734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本案是江蘇環境資源審判“9+1”機制正式運行後，南京環境資源法庭立案受理、公開開庭審理並作出裁判的第一起案件，也是自2016年1月國家調整長江流域禁漁期以來，全國首例判令從捕撈、收購到販賣長江鰻魚苗“全鏈條”承擔生態破壞賠償責任的案件，充分體現了江蘇法院“用最嚴格制度最嚴密法治”保護長江生態環境的決心和力度。裁判指出，本案收購者明知鰻魚苗系從長江非法捕撈而來仍然予以收購，其非法收購行為是誘發“絕戶網”大規模非法捕撈進而導致生態資源嚴重破壞結果發生的重要環節。“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故必須從源頭上徹底切斷非法利益鏈條，讓非法收購、販賣鰻魚苗的共同侵權者付出經濟代價，與非法捕撈者對破壞長江生態的後果共同承擔連帶賠償責任，從而遏制非法捕撈行為的再次發生。本案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省、市人大代表多人旁聽庭審，中央電視臺對庭審進行全程現場直播，並製作專題節目予以報道，人民日報、央視網、交匯點等全國40餘家國內主流媒體對庭審及審理進程進行跟蹤報道，超過1700萬網民在線觀看庭審。被告公開賠禮道歉，具有良好的宣教引導意義。最高人民法院有關領導對本案作出重要批示予以肯定。
南京環境資源法庭由三名法官、四名人民陪審員組成七人制大合議庭對本案進行審理，通過採用專家出庭接受詢問的方式，綜合衡量生態破壞後果的嚴重性，科學計算得出生態資源損失。同時，法院依申請為經濟困難的被告提供法律援助，有效保障了被告的訴訟權利。裁判準確把握退繳違法所得和生態損害賠償責任款項的關係，認定兩者具有同質屬性並予以抵扣。充分注重生態資源的保護與被告生存發展權利之間的平衡，明確可以採用勞務代償的方式折抵部分生態損害賠償數額，為長江生態修復提供了有效路徑。本案對維護長江地區生態安全，全面加強長江水生生物保護工作，形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綠色發展格局具有重要積極意義。
三、盲人李某某訴廣發銀行要求激活信用卡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李某某系視力殘障人士，殘疾等級為視力（盲）一級，無法正常閱讀和抄錄。2018年8月，李某某通過電話向廣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鼓樓支行（以下簡稱廣發銀行）申領信用卡，如實告知職業、單位、收入及身份信息等，廣發銀行審核後向李某某寄送了額度為3000元的信用卡。2018年9月18日，李某某至廣發銀行營業廳辦理信用卡激活手續。廣發銀行認為，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的《商業銀行信用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申請人確認欄應當載明以下語句，並要求客戶抄錄後簽名：“本人已閱讀全部申請材料，充分了解並清楚知曉該信用卡產品的相關信息，願意遵守領用合同（協議）的各項規則。”第四十九條規定：“髮卡銀行應當建立信用卡激活操作規程，激活前應當對信用卡持卡人身份信息進行核對。不得激活領用合同（協議）未經申請人簽名確認、未經激活程序確認持卡人身份的信用卡。”李某某不能按照上述規定的要求抄錄相關內容，且無法在電子屏上簽字確認，不符合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信用卡開卡、激活的規定，拒絕激活該卡。李某某認為，廣發銀行該行為構成了對其基於視力障礙的歧視，侵犯了李某某的人格權，給其精神上造成了很大的損害，故訴至法院要求判令廣發銀行協助激活信用卡，並賠償精神損失費。二審庭審中，李某某撤回了要求賠償精神損失費的訴訟請求。
（二）裁判結果
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一審審理認為，李某某作為一名視力殘障人士，無法正常閱讀與抄錄，廣發銀行的行為遵循《商業銀行信用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的相關規定，並非針對特殊群體的歧視，不具有主觀過錯，其行為不具有違法性。本案中，廣發銀行工作人員在受理李某某的信用卡激活業務申請過程中並無侮辱性、歧視性的言行；李某某亦未證明廣發銀行拒絕為其激活信用卡給其造成了實際損失。一審法院遂判決駁回李某某的訴訟請求。李某某不服，提起上訴。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信用卡領用合約為格式條款合同，廣發銀行要求李某某抄錄內容及簽名確認的目的是為了達成向李某某盡到了格式條款的明確說明義務。李某某系視力殘障人士，廣發銀行應採取其它措施向李某某履行明確說明義務，而非不考慮李某某視力殘障的特殊情況，採取簡單的方式予以拒絕。廣發銀行違背誠實信用原則、拒絕協助李某某激活信用卡的行為存在不當。據此，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19年11月15日作出（2019）蘇01民終4641號民事判決：撤銷一審判決，廣發銀行於十日內協助李某某激活信用卡。案件判決後，廣發銀行協助李某某完成激活，原告現已能夠順利使用信用卡。
（三）典型意義
現代社會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給人們的生活和工作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但傳統商務模式下制定的相關規則和操作方式未充分考慮殘障特殊人群的需要，導致殘障群體不能充分享受社會發展帶來的紅利，合法權益得不到應有的平等保護。本案系一起因銀行拒絕給已經開卡的盲人激活信用卡而引發的糾紛。現行規章規定應以申領人抄錄文字內容及簽名作為申領條件，顯然未考慮到視力殘障群體的特殊情況。商業銀行在向視力殘障等弱勢群體履行格式條款說明義務時，可以採取其它錄音、錄像等方式來達到相關規定的目的，實現信用卡業務對視力殘障人士的“零障礙服務”。至於銀行關於視力殘障人士使用信用卡存在困難和風險的擔心，一方面，信用卡的傳統使用方式，即刷信用卡後輸入密碼或簽名進行確認，對視力殘障人士的確不適宜，但隨著電子支付的普及，信用卡綁定電子支付工具並配合使用專業軟件的方式，使視力殘障人士使用信用卡成為可能，且正為越來越多的視力殘障人士所採用。另一方面，信用卡具備銀行授信額度和透支功能，商業銀行作為金融服務機構，有責任保障信用安全和客戶交易安全，但是該宗旨的實現應當通過風險防控的必要審核、運用相應的額度設置、發展技術保障手段等方式加以實現，而非在信用卡激活環節簡單以無法書寫為由拒絕盲人的合理請求。本案裁判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得到了視力殘障群體的高度評價，對於推動健全殘障群體普惠金融服務模式、依法保障殘障群體平等享受金融服務的權利具有積極意義。央視新聞頻道對本案亦進行了專門報道。
四、中新鋼鐵集團有限公司訴江蘇成鋼集團有限公司等合同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12月26日，原告中新鋼鐵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新鋼鐵公司）與被告江蘇成鋼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成鋼公司）簽訂《鍊鐵產能指標轉讓協議》，協議約定成鋼公司將國家發改委認可的1座560立方米高爐（80萬噸）和1座630立方米高爐（90萬噸）產能指標轉讓給中新鋼鐵公司，中新鋼鐵公司分期支付轉讓價款，具體為：協議簽訂生效後5日內支付總價款的20%；雙方共同將產能指標轉讓手續報省級主管部門批准並公告完成後10日內，支付總價款的70%；按主管部門要求限期拆除轉讓裝置並經省級主管部門驗收通過後，支付總價款的10%。2017年12月29日，中新鋼鐵公司向成鋼公司支付首期價款。後經雙方當事人申請，賈汪區、新沂市、徐州市政府均已批准同意上述產能置換方案。2018年9月10日，徐州市經信委將方案報請省級主管部門審核。
2018年9月20日，成鋼公司向中新鋼鐵公司發函，以市場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等為理由提出解除上述協議。雙方協商未果，中新鋼鐵公司遂於2018年12月18日向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確認成鋼公司作出的解除合同行為無效，判令成鋼公司繼續履行協議並向中新鋼鐵公司支付違約金。
（二）案件處理結果
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該案後，查明成鋼公司已於2018年9月18日與鹽城市聯鑫鋼鐵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聯鑫公司）就案涉產能指標另行簽訂了高價轉讓協議。為妥善化解糾紛，徐州中院依法追加聯鑫公司作為第三人參加訴訟，聯合市經信委共同開展調解工作。經過十餘次調解，2019年3月26日，徐州中院作出（2018）蘇03民初838號民事調解書，確認聯鑫公司與成鋼公司之間的產能指標出讓協議即時解除,並對後續結算清理作出安排，依法保障了聯鑫公司的合法權益；同時，中新鋼鐵公司與成鋼公司之間的產能指標轉讓協議繼續履行，對成鋼公司拆除高爐的期限和中新鋼鐵公司給付價款的期限作出約定。調解協議達成後，成鋼公司向政府主管部門作出拆除案涉兩座高爐的承諾，中新鋼鐵公司在約定期限內支付了首期價款。2019年5月20日，省工信廳對中新鋼鐵公司的上述產能置換方案進行公告。公告期滿後，成鋼公司將案涉兩座高爐拆除完畢並通過驗收，中新鋼鐵公司如約支付了剩餘價款。2019年7月31日，中新鋼鐵公司特鋼板材生產基地項目開工，通過案涉產能置換方案及其他方式新增的350萬噸鋼鐵產能將按計劃於2021年6月投產。
（三）典型意義
近年來，伴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入推進，國家和地方對鋼鐵、煤炭等傳統支柱性產業實現行業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提出明確要求，相關行業佈局調整優化的步伐不斷加快，去庫存、去產能的力度和難度也隨之加大。本案是全省統籌推動鋼鐵行業佈局調整過程中出現的新類型糾紛，案件當事人均系具備一定經營規模和基礎條件的民營企業。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合理運用法院主導、主管部門協作的府院聯動工作機制，妥善調解了該起標的額近4億元的鋼鐵產能交易糾紛案件，有力推動了徐州市乃至江蘇省鋼鐵行業轉型升級戰略的順利實施，保障了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法院在主持各方當事人達成調解協議的過程中，旗幟鮮明地彰顯了誠信交易、公平交易原則，通過引導違約方主動承擔責任切實維護了守約方企業的合法權益，有效強化了市場主體的契約意識、規則意識、責任意識，為公平透明的法治化營商環境建設注入強勁司法動能。
五、孫某訴愛奇藝公司侵犯消費者知情權要求賠償案
（一）基本案情
愛奇藝網站是北京愛奇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愛奇藝公司）運營管理的以提供網絡視頻服務為主的一家網站。愛奇藝網站的非會員用戶在觀看視頻時有片頭廣告，在片頭廣告播放時有“會員跳廣告”的提示語，點擊該提示語即進入付款界面，付款界面包含價格、付款方式、《VIP會員服務協議》等內容。2018年9月21日，原告孫某為享受“跳廣告”服務，進行了會員充值。後孫某在觀看視頻時，發現視頻中仍然存在舞臺劇、動畫形式的廣告。孫某認為“會員跳廣告”應為會員可以自動跳過所有廣告，但實際情況與廣告宣傳不符，被告愛奇藝公司的做法侵犯了其作為消費者的知情權，遂起訴至法院，請求判令愛奇藝公司停止插播廣告的侵權行為、在官網首頁公開賠禮道歉並賠償會員費58元。被告則認為，《VIP會員服務協議》及愛奇藝平臺VIP特權頁面對廣告均有特別說明，說明中已經明確會員的“跳廣告”權益可能不涉及全部影視，部分影片因版權方限制或其他限制原因，仍可能會呈現不同類型的廣告服務。因此，被告並未侵犯原告作為消費者的知情權，請求法院駁回原告訴請。
（二）裁判結果
蘇州市姑蘇區人民法院一審審理認為，愛奇藝公司提供的會員服務在播放視頻時插入部分廣告，未違反其與消費者之間的網絡服務合同約定，但愛奇藝公司未向消費者充分告知其應有的權利和義務，導致消費者在觀影體驗等方面受到一定的損害，應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愛奇藝公司作為行業內知名企業，宜作出必要合理的改進，採用更為顯著、明確的方式對格式條款約定的消費者權利義務進行提示、提醒。據此，蘇州市姑蘇區人民法院於2019年6月19日作出（2019）蘇0508民初2479號民事判決，判令愛奇藝公司賠償孫某30元並駁回了孫某的其他訴訟請求。孫某、愛奇藝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訴。
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消費者享有知悉其購買、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務的真實情況的權利。愛奇藝公司作為網絡商家，相對於消費者而言具有技術、信息等明顯優勢，在訂立網絡服務合同中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負有如實告知消費者合同內容的義務。愛奇藝公司“會員跳廣告”的宣傳語，一般應理解為會員自動跳過所有廣告，但實際僅指跳過片頭廣告，且關於“會員跳廣告”的詳細說明字體較小、標示不夠顯著，難以引起消費者注意，應認定愛奇藝公司未盡到訂約前充分告知用戶的義務，侵犯了孫某作為消費者的知情權，造成了孫某的損失，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孫某享受會員服務時的用戶體驗低於預期，相當於服務內容有折減，可酌情以會員價格相應比例金額予以賠償。綜上，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19年10月24日作出（2019）蘇05民終8042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互聯網企業的生命在於創新，其在創新產品類型和服務方式的過程中，應充分保障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在訂立網絡服務合同時，為使網絡交易更加簡便、快捷，互聯網企業往往採用格式條款對合同雙方的權利義務進行約定，但這通常難以引起小額付費用戶的注意。因此，在履行告知義務時，互聯網企業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充分利用自身的信息和技術優勢，根據網絡消費者的消費習慣保障其知情的權利；如因告知方式存在瑕疵，造成消費者損失的，互聯網企業應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本案被新華日報、江蘇衛視、澎湃新聞等多家媒體關注報道，案件的妥善處理為互聯網企業營銷方式創新與消費者權益保護之間的衝突提供瞭解決方案，在規範互聯網企業經營模式的同時，也充分保障了網絡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六、艾文禮受賄案
（一）基本案情
2005年至2013年，被告人艾文禮利用先後擔任中共石家莊市委副書記、河北省承德市市長、中共承德市委書記、河北省石家莊市市長、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等職務的便利，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企業改制、項目開發、輿情處置、安排工作等方面提供幫助、謀取利益。2006年至2014年，被告人艾文禮直接或通過特定關係人收受前述單位和個人給予的財物共計6478.2918萬元。2018年6月25日，被告人艾文禮主動到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投案，自願如實供述全部受賄犯罪事實，真誠悔罪，積極退贓。在本案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時，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第三十一條的規定,向檢察機關提出了減輕處罰的建議。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的同時，也一併提出了對艾文禮減輕處罰的建議。
（二）裁判結果
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審理認為，被告人艾文禮的行為構成受賄罪，且數額特別巨大，應依法懲處。鑑於被告人艾文禮於案發前攜帶贓款贓物主動到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投案，並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系自首；真誠認罪、悔罪，避免、減少損害結果的發生；積極主動退繳全部贓款贓物，具有法定、酌定從輕、減輕處罰情節，依法可對其減輕處罰。據此，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19年4月18日作出一審判決，對被告人艾文禮以受賄罪判處有期徒刑八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三百萬元;對艾文禮受賄所得財物及其孳息予以追繳，上繳國庫。
一審宣判後，被告人艾文禮未提出上訴，蘇州市人民檢察院亦未提起抗訴，一審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三）典型意義
本案系《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實施以來，首例行為人攜帶贓款贓物主動到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投案的案件，也是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的有關通報中，首次使用“提出減輕處罰的建議”的案件。同時，本案亦是刑事訴訟法修訂增加認罪認罰從寬處罰程序後，首起適用該程序審理的原省部級領導幹部職務犯罪案件。在本案審理過程中，人民法院依法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遵循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綜合考慮全案案情以及艾文禮具有法律規定的從寬處罰情節，最終決定對艾文禮減輕處罰。本案體現了懲治腐敗的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對於扎密懲治腐敗的紀律之網、法律之網，優化反腐機制、提升反腐實效具有重要意義；同時，對於感召、督促腐敗分子主動投案自首具有積極的示範意義，是監察法與刑事訴訟法有效銜接的深入實踐。
七、小米科技公司、小米通訊公司訴中山奔騰公司等侵害商標權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
（一）基本案情
原告小米科技公司、小米通訊公司先後成立於2010年3月、2010年8月。原告小米科技公司於2010年4月申請註冊“小米”商標，2011年4月核準註冊，核定使用的商品包括便攜計算機、可視電話、手提電話等；原告小米科技公司還陸續申請註冊“
”“智米”等一系列商標。自2010年底開始，原告通過互聯網開發軟件系統並宣傳、推廣和銷售小米手機，同時採用“智能手機高配低價”“在線集中預定”的銷售策略，使得小米手機在發佈前即已獲得社會公眾的高度關注。2011年，原告手機正式發佈當天，其手機搜索量和關注度明顯大幅增長，其商標在短時間內迅速形成了較高的知名度和關注度。各大主流報紙、期刊、網絡媒體等均對原告及其手機進行宣傳報道。自2013年起，原告持續在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開場前投放廣告，並在2017年獲得春節聯歡晚會廣告“標王”位置。中央電視臺《新聞聯播》節目亦多次報道有關原告及小米手機的新聞。原告及其小米手機自2010年以來先後獲得一系列行業內的多項全國性榮譽。
被告中山奔騰公司成立於2009年，主要生產、銷售壓力鍋、電磁爐等家用電器，曾於2011年11月申請註冊“小米生活”商標，2015年獲得註冊，核定使用的商品主要包括電炊具、燃氣爐、熱水器、電壓力鍋等。該商標於2018年被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商標評審委員會以系通過不正當手段取得註冊為由，裁定宣告無效。2016年起，被告在其商品、經營場所、網站、域名、微信公眾號等處突出使用“小米生活”標識，大量使用宣傳語“小米生活 為品質而生”“我們只做生活中的藝術品”、橙白配色等方式進行商業宣傳，並在蘇寧、京東、淘寶等主流電商平臺銷售被控侵權商品，銷售額高達6118萬餘元。此外，中山奔騰公司曾提出97項商標註冊申請，其中，在多個類別商品上註冊多件與原告“小米”“
”“智米”近似的商標。
原告小米科技公司、小米通訊公司向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主張被告中山奔騰公司等侵害了原告“小米”註冊商標專用權並實施了不正當競爭行為。
（二）裁判結果
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審理認為，原告“小米”商標構成馳名商標，被告中山奔騰公司的行為侵犯了原告的商標專用權並構成不正當競爭，侵權行為具有明顯惡意，情節極為惡劣，所造成的後果亦十分嚴重，應當適用懲罰性賠償。按照被告獲利數額的二倍計算，已超過原告所主張的5000萬元賠償請求。遂於2019年6月12日作出（2018）蘇01民初3207號民事判決，判令被告中山奔騰公司等立即停止侵權，賠償原告經濟損失5000萬元及合理開支41萬餘元。一審判決後，被告中山奔騰公司等不服，提起上訴。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審理認為，本案原告的“小米”商標及其小米品牌手機獲得公眾關注的方式具有一定特殊之處，在判斷案涉“小米”商標馳名的時間節點、社會公眾知曉程度時，應充分結合移動互聯網行業特點，進行客觀全面的認定，而不宜機械適用《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中關於持續3年或5年時間等相關內容的規定。原告小米科技公司、小米通訊公司通過“硬件+軟件+互聯網”的商業模式，在較短時間內迅速將小米手機打造成互聯網品牌手機，綜合全案證據可以認定，在中山奔騰公司申請註冊“小米生活”商標之前，原告“小米”註冊商標即已達到馳名狀態，可以獲得馳名商標跨類保護。被告的案涉行為構成商標侵權和不正當競爭。同時，經二審查明，直到本案二審期間，被告中山奔騰公司等仍在持續宣傳、銷售被控侵權商品，侵權惡意十分明顯，侵權商品種類多、數量大，侵權規模極大；部分被控侵權產品甚至存在質量問題，客觀上嚴重損害了原告商標所承載的良好聲譽。上述因素在確定懲罰賠償倍數時均應予以考慮。據此，二審法院將一審法院確定的二倍賠償倍數標準酌定調整為三倍，同時區分計算被告自營店和經銷商的銷售額，認定被告侵權獲利共計2039萬餘元，按照3倍計算為6118萬餘元，一審判決全額支持原告索賠5000萬元的訴訟請求，並無不當。綜上，二審法院於2019年12月31日作出（2019）蘇民終1316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先後出臺一系列舉措，要求全面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確立知識產權嚴保護政策導向，建立健全知識產權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江蘇法院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和省委的有關精神和要求，適時提出最嚴格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理念，進一步加大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優化法治營商環境，取得了明顯成效。本案系江蘇法院最嚴格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的又一生動實踐。裁判綜合考慮案涉註冊商標的知名度、侵權人的主觀惡意程度以及獲利等因素，全額支持了權利人主張5000萬元賠償額的請求，並全面彌補了權利人的合理費用支出，體現了鮮明的司法導向。在認定侵權人的侵權獲利數額及適用懲罰性賠償方面，裁判既考慮到侵權人自營店與其經銷商銷售額的不同特點，又全面分析了影響懲罰倍數的相關因素，對於精細化裁判標準的運用及高額賠償的計算具有借鑑意義。同時，本案還體現了司法保護強度與知識產權成果的創新程度、知名度呈正相關性的裁判原則。在認定案涉的“小米”商標是否馳名時，結合移動互聯網行業的特點，綜合考慮商標法第十四條規定的各項因素，進行了客觀、全面地認定，而非機械適用《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中關於持續3年或5年時間的規定。在當前最嚴格保護知識產權背景下，本案對於實現知識產權司法實踐對民營企業的平等保護，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打造知識產權保護江蘇高地，具有重要意義。
八、倪菊葆等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再審案
（一）基本案情
1995年至2008年，原審被告人倪菊葆在擔任原審被告單位吳江市天葆油劑廠、吳江市天葆鈦金有限公司、吳江市英格貿易有限公司、上海英格化工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期間，為實現企業經營資金週轉，也為歸還企業轉制後所承擔的原企業債務，以購買原料等名義，通過約定高額利息回報，支付部分本金、利息的方式，先後多次變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共計7000餘萬元，造成損失共計2800餘萬元。其間，原審被告人倪菊葆於2007年以投資購買原料為名，採用空貨操作的形式以其經營的原審被告單位名義與被害單位揚州恆昌化工有限公司簽訂買賣合同，先後多次獲得資金共計1300餘萬元，造成被害單位損失500餘萬元。
（二）裁判結果
2009年11月27日，一審法院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倪菊葆有期徒刑八年，並處罰金四十萬元；以合同詐騙罪判處倪菊葆有期徒刑十三年，並處罰金四十萬元；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二十年，並處罰金八十萬元；被告單位亦被判處不同數額罰金。一審宣判後，倪菊葆不服，向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2010年3月29日，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2018年11月9日，倪菊葆以其不構成合同詐騙罪為由向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訴。2019年4月30日，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再審決定，對本案提起再審。
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再審認為，原審被告單位通過揚州恆昌化工有限公司拆借的資金均用於企業經營與歸還企業債務，案發前原審被告單位均處於正常經營狀態，並已如約履行多筆拆借合同項下資金，其主觀上並無非法佔有他人財物的故意，客觀上亦未實施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等合同詐騙行為。該拆借資金的行為與本案中其他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目的、性質相同，符合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犯罪構成，因此，該部分犯罪數額應計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數額，原審被告單位及被告人不構成合同詐騙罪。綜上，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於2019年7月29日作出（2019）蘇05刑再5號刑事判決，撤銷原一審判決、二審裁定，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倪菊葆有期徒刑九年，並處罰金四十萬元；同時，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判處原審被告單位相應罰金。因倪菊葆有期徒刑已執行完畢，對其即日釋放。
（三）典型意義
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推動我國發展不可或缺的力量，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許多優秀民營企業家為促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人民法院在審理涉民營企業家案件時，應依法平等保護其合法權益，為企業家創新創業營造良好法治環境。本案原審被告人倪菊葆是吳江地區改革開放後第一代知名企業家之一，曾被授予“全國優秀女企業家”等榮譽稱號。其之所以被追究刑事責任，是因為在企業經營過程中，存在變相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的行為。但原審對其部分行為以合同詐騙罪定罪量刑，屬於定性錯誤。本案中，人民法院通過依法啟動再審程序，準確把握此罪與彼罪的法律界限，依法將原審認定的合同詐騙罪改判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體現了人民法院著力甄別、妥善處理涉民營企業和企業家歷史案件的決心，對於穩定民營企業家預期，營造良好法治環境，保障民營企業家安心幹事創業，具有重要示範意義。此外，本案也為不規範經營的企業家敲響了警鐘，對於強化企業家遵紀守法意識，引導企業家依法合規經營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九、南京東寧建築安裝工程有限公司系列案件執行和解案
（一）案件執行情況及結果
2012年以來，南京市六合區人民法院先後受理以南京東寧建築安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寧公司）作為被告的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買賣合同糾紛等23起案件，後案件經審理結案陸續進入執行程序，執行總標的額逾1000萬元。經查控財產，六合法院發現被執行人東寧公司名下無可供執行的不動產，且僅有零星存款。經對東寧公司和建工部門進行深入調查走訪，六合法院瞭解到東寧公司雖然暫時無力償還足額債務，但有努力償債的積極願望，且公司具有“建築工程施工總承包二級”資質，在當地建設工程行業中有一定競爭力，具備扭虧為盈的潛力和較好的市場發展前景。
針對上述情形，六合法院及時召集債權人舉行債權人會議，向債權人通報查控結果，仔細分析了各執行措施及相應的受償可能性，進而提出“放水養魚”的分步履約執行思路。為進一步獲得債權人理解，六合法院制定了詳細明確的執行方案。具體包括：1.東寧公司如實向各申請執行人申報招投標計劃及可期待利潤，在申請執行人自願的前提下，由申請執行人書面申請解除對東寧公司銀行基本賬戶、資質的查封和信用懲戒；2.東寧公司積極進行招投標和經營活動，每個經營週期所得利潤在各個權利人之間分配，經營活動受申請執行人監督；3.如東寧公司未按計劃履行，申請執行人可立即向法院申請採取查封、凍結措施並限制東寧公司開展招、投標等經營活動。
經反覆溝通、釋明並對方案不斷細化、完善，六合法院最終促成當事人之間達成執行和解協議，後及時對東寧公司用於經營的基本賬戶解除查封，允許其使用資質進行招、投標，從事經營活動。在和解協議進入實質性履行階段後，六合法院對東寧公司方案落實情況進行了全過程的監督，同時及時受理各債權人關於東寧公司是否完整全面履行和解協議情況的反饋。在執行法院、債權人的共同監督下，東寧公司於2019年初將全部債務1000餘萬元給付完畢，所涉案件全部執結。
（二）典型意義
2019年7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下發《關於加強綜合治理從源頭切實解決執行難問題的意見》，要求人民法院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執行工作，樹立“善意執行”理念，依法保護產權，最大限度降低對企業正常生產經營活動的不利影響。2020年1月初，最高人民法院發佈《關於在執行工作中進一步強化善意文明執行理念的意見》，對進一步推動執行工作持續健康高水平運行、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更加優質司法服務和保障作出規定。“善意執行”是傳統“善治”理念在人民法院執行工作中的具體體現，也是在鞏固“基本解決執行難”工作成果的同時，對執行工作在更高層次、更高標準、更高水平、更高質量方面提出的要求，通過適度、合理、必要的執行措施，在確保勝訴當事人債權實現的前提下，減少對被執行人的衝擊。本案是人民法院秉持善意執行理念，通過保留有效生產力促進被執行的民營企業恢復生機，以有效經營償還債務、最終實現申請執行人和被執行人雙方共贏的典型案例，也是人民法院著眼服務大局、靈活運用善意執行手段、切實營造更好發展環境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形象展示，為同類案件的處理提供了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
十、趙某某與蘇州市人事考試院考試違紀行政處理案
（一）基本案情
2015年9月13日，原告趙某某參加被告蘇州市人事考試院組織的全國安全工程師執業資格考試《安全生產事故案例分析》科目考試。考試過程中，監考人員發現趙某某涉嫌使用小抄藏匿於試卷下方，後對趙某某進行檢查，趙某某以手摁試卷、拖拽等方式抗拒檢查，監考人員收走趙某某的試卷，趙某某則起身攔住監考人員欲要回試卷，未果後回到座位坐下請求返還試卷，後再次起身討要試卷。在此過程中，雙方均有輕微抓傷。監考人員將試卷還給趙某某並通知巡考前來處理。在巡考到來前，趙某某左手不時伸向桌子下方，並有左手伸向窗口的動作（其坐於考場靠窗位置）。巡考到達考場後，將趙某某帶離考場檢查。期間，鄰近部分考生考試受到干擾，考場秩序受到影響。後蘇州市人事考試院作出《江蘇省專業技術人員資格考試考生違紀違規處理決定書》，決定趙某某本次全部科目考試成績作無效處理。趙某某不服，提起本案訴訟，請求撤銷案涉處理決定書。
（二）裁判結果
蘇州市姑蘇區人民法院一審判決：駁回趙某某的訴訟請求。趙某某不服提起上訴，蘇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趙某某仍不服，向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申請再審。
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審查認為，根據人社部的相關規定，應試人員應當自覺維護考試工作場所秩序，服從考試工作人員的管理。對於涉嫌作弊的考生，監考人員有權檢查，考生有配合檢查的法定義務。本案中，趙某某涉嫌作弊，拒不配合檢查，構成拒絕、妨礙考試工作人員履行管理職責，擾亂了考場秩序。蘇州市人事考試院作出的處理決定書具有合法性、合理性。遂於2019年7月23日作出（2018）蘇行申921號行政裁定：駁回趙某某的再審申請。
（三）典型意義
考試是人才選拔的重要途徑。嚴肅考場紀律、維護考試公平，事關社會公平正義，事關社會誠信與和諧穩定。本案是一起因考生涉嫌作弊而引發的糾紛，法院通過裁判指出：一方面，“涉嫌作弊”並不意味著“作弊”，考試工作機構需要合理把握對涉嫌作弊考生的檢查方式和尺度，在確保考試結果公平公正的同時，減少對有嫌疑但並未作弊考生的不當干擾，切實保障考生合法權益。但另一方面，考生應當嚴格遵守考場紀律，自覺維護考試工作場所秩序，服從考試工作人員管理。考生有作弊嫌疑時，監考人員有檢查的權利和職責，考生負有配合檢查的義務。本案中，趙某某在考試中有作弊嫌疑，監考人員對其進行檢查具有合理性且方式恰當，雖然最終沒有檢查到作弊的證據，但趙某某的言行舉止已構成拒絕、妨礙監考人員履行管理職責，甚至擾亂了考場正常秩序。本案通過確立考生配合檢查義務規則，旗幟鮮明地支持教育考試部門依法行使監考權，對於維護良好的考試秩序，保證考試結果的公平與公正，培育風清氣正的社會風尚具有積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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