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岁剧作家胡可的108本日记:要让下一代看到中国是怎样站起来的

98岁剧作家胡可的108本日记:要让下一代看到中国是怎样站起来的

胡可,中国剧作家。满族。 1921年2月28日生于山东省益都县(今山东省青州市)。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于1937年秋参加北平郊区的抗日游击队,同年12月到晋察冀边区,参加八路军。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石家庄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北京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并曾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



由于身处文化界,我经常与文化名家有接触。今年3月,光明日报“走进文艺家”栏目的编辑韩业庭问我:“能否帮忙采访一下胡可?”我笑答:“因不是娱记,采访演艺明星不是我的范畴”。他补充道:“不是演员胡可,是军旅剧作家胡可。他虽98岁了,但思路清晰,很健谈。”听他这么一说,我脑海中立马浮现出一位98岁仍能侃侃而谈的文艺泰斗的形象,于是迅速拨通了胡可家保姆的电话。待听明我的来意后,电话那头的胡可以军人的果断毫不犹豫地说:“没问题,你后天上午8:30来我家。”遂告知我家庭住址,我深感沟通的高效与畅快。

隔了一天,我扛着采访用的“长枪短炮”,如约前往位于北京中轴路安德里北街21号总政大院的胡可家。当时的北京已至初春,院内的绿植已初绽新芽,晨风中透着丝丝刺骨的寒意;一抹金色的晨光洒在对面屋顶的砖墙上,泛起炫目的光芒。我叩开58号楼2单元胡可的家门,一眼就看见穿戴整齐的胡可老人正杵着拐杖矗立在书桌旁等我。这是一间透着上世纪80年代历史气息的老式民居,屋内的家具和陈设烙印着主人的志趣和鲜明的时代年轮。书房内的两面墙摆着书柜,国内外剧本、史书、传记、回忆录、工具书,一目了然,临窗的墙壁上方悬挂着他已故的夫人、我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胡朋的像片;另一侧的墙上则悬挂着刘思嶽为他绘制的一幅肖像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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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嶽绘制的胡可油画肖像 摄影:赵凤兰


以我的经验,采访八九十岁高龄的文化老人,与其面对面将嗓门提高八度,不如将相关沟通事项和采访问题直接写在纸上效果会更好。因此,每次采访前,我都会做一些准备,以“笔谈”的形式将我想说的话、想问的问题写下来,提前发给对方过目,当面采访时再人手一份,以提高沟通效率。这次采访胡可也是如此。然而,他比我想象中要耳聪目明得多,我们的交流并没有太多障碍。

由于早年曾当过话剧演员,加之经年累月的文笔修炼,胡可说话口齿清晰、字正腔圆、中气十足、嗓门洪亮,表达能力非常好。他快速浏览完我写给他的“笔谈”材料后,谦逊地说:“有些褒奖过誉了,你看,我将你今天要来访的事儿写进了我的日记。”他边说边侧身用钥匙打开老式书桌的抽屉,取出一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只见里面密密麻麻记满了他每天的生活和情感轨迹,其中就有一篇是关于我要来访的事宜。随后,他起身拉着我走到他卧室的柜子前,打开柜门一看,里面排列整齐地挤满了上百本上个世纪各个时期的日记本,每本日记都清晰地标注着目录和页码。


98岁剧作家胡可的108本日记:要让下一代看到中国是怎样站起来的

胡可的108本日记 摄影:赵凤兰


他告诉我,记日记是他每天的必修课,就跟洗脸刷牙睡觉一样,多年来未曾间断。在战争年代的敌后环境,他很长时间是用一个钢笔尖插在一节秫秸杆上,蘸着用颜料自制的墨水来写日记;后来,一位战友从前方回来,送给他一件战利品自来水笔,这笔一直用到抗战胜利。

“1943年反扫荡,为了轻装,我把参军6年来保存的日记连同作品的底稿和剧社的演出材料一一‘坚壁’在驻地。这些东西被日寇挖出来全部付之一炬。那次反扫荡,阜平的老乡有数千人被敌人屠杀,剧社有多位同志牺牲。现在保存下来的是1943年以后的全部日记,到今天一共108本。它记录了我大半生的戏剧人生以及我在革命队伍中所受的教育和洗礼。后来“文革”开始,忽然间这堆日记成了一大负担,藏也无处可藏,烧掉又舍不得,最后我竟愚蠢地把日记中记录的文艺界领导人的多次讲话一一撕去,弄得日记残缺不全,无法补救,至今深感遗憾。”胡可用指尖划过这一排排码放得整整齐齐、纤尘不染的日记本,举重若轻地对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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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讲述日记故事 摄影:赵凤兰


胡可还告诉我,起初记日记是基于文学爱好,想借日记对自己说说心里话,倾吐一下年轻知识分子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以求自我满足;后来搞了创作以后,日记就变成了采访记录,把写日记和记材料结合在一起,除了每天的行止和参加的活动外,也记些读书心得、学习体会、访问笔记和创作构思,包括对事情的看法和对他人的评价等,使日记尽可能地为创作服务。他还私底下与我讲述了他在部队主动当“麻雀”而遭批判的往事,这件事正与他平时记日记有关。

1942年延安开展整风运动,要求针对党内存在的问题整顿党风、学风和文风,胡可所在的抗敌剧社也紧随中央精神开展整风。但整风具体怎么个“整”法?没有历史经验可参照。后经支委会商定,以“解剖麻雀”的办法针对个案开展整风,这样既避免了盲目发表意见,也能切实帮助一些人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当时,身为支部委员的胡可认为自己是剧社的先进分子和主力,在演戏写戏排戏等各方面都比较优秀,于是主动请缨充当“麻雀”,请大家联系自己平日的思想作风,分析哪些方面符合中央精神,哪些需要整改。这一来不要紧,由于剧社都是能说会道的知识分子,一时间说俏皮话的、挖苦的、讽刺的一股脑全“涌”了上来。最令胡可气恼的是,跟自己同住一个百姓的家里、同睡一个炕上的兄弟竟偷看了他的日记,还当众“宣读”了日记内容。那时他正跟后来的夫人胡朋谈恋爱,日记里写了许多他对爱情的向往,包括青年男女之间亲昵肉麻的话,以及对剧社个别不喜欢的同志的负面评价和看法。不料,这些个人隐私和当面不好直说的话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全被”披露“了出来。剧社有些同志议论说:“胡可这个人真虚伪,表面看起来温良恭俭让,背后竟把人家糟蹋成那样。”这件事令胡可极为懊恼,他后悔不该自告奋勇当这只“麻雀”。好在女友胡朋在危难中与他站在了一起。在她的帮助鼓励下,胡可逐渐摆脱困扰,重新积极地投入工作。经过这次风波,他俩的爱情也得以进一步稳固和加深。多年后,胡可回忆往事,庆幸自己当年当了“麻雀”,早早认识到自身的缺点和不足,避免了犯错误和走弯路,以至于建国后再也没有受到过批判。

“这件事我还从来没有对别人讲过,今天见你对我的日记感兴趣,便回想起我年轻时的这段往事。”胡可笑着对我说。我从心底里感谢他的坦承和他对我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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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收藏的各种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的历史材料和老照片 摄影:赵凤兰


谈及70多年如一日连续记日记的好处,胡可总结说:一是锻炼了我的恒心和耐性,使我养成在回顾中审视环境、反省自身的习惯。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写日记是与自己的心灵交流,与自己的往昔交谈,它使人不忘过去、不忘故友、不忘誓言,不断积累取得的认识成果和发现自身的不足,在自审自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二是有助于我的专业。作为战争的亲历者和剧作者,我曾多次随部队行动,这些记载了当年我军战斗生活和指战员精神面貌的随军日记,有着类似老照片性质的情景实录,它既是我记录生活的手册,也充当了我创作上的素材和良师益友。三是它像一面镜子,时刻提醒和鞭策我不忘初心。作为一个老人,过去经历的事情许多都已淡忘,每当想写点回忆文章,或者回答同志们对往事的询问,我便把当年的日记拿出来翻阅,常常沉湎其中某一年代的某种境遇而入乎其内思绪难平。想不到当初信笔写下的那些话语竟会那样真切地唤起我对历史的记忆,而那些往事的前因后果和思想轨迹,也随着历史的推移而看得愈发清晰,使我在独立工作中能认清方向,识别正确和谬误,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保持清醒,同时对未来和理想葆有坚定地信念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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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在书房 摄影:赵凤兰


听了胡可关于记日记的心得和感悟,我由衷佩服眼前这位文化老人的睿智和恒心毅力。它的日记不仅是他个人珍贵的记忆遗产,也是一部尘封的历史档案。它们珍藏着他的回忆,滋养着他的心性,提高和完善着他的文学功底,形塑着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使他成为一个有着丰富心灵和真挚情感的深情的人。相形之下,我的许多记忆早已被时间冲刷得了无踪迹,只剩下一些杂乱无章地斑驳碎片。

在胡可卧室的柜子上方,一幅镶在像框里的军旅肖像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照片上的胡可身着戎装,英姿勃发,双目炯炯有神。胡可说,这是他60出头,刚从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职位上退休时的照片,我直夸他那时长得精神,问他当年是不是抗敌剧社里最帅的那一个?胡可谦虚地说:“人年轻时都长得精神,抗敌剧社里比我帅的人多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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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60多岁从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职位上退休时的照片 摄影:赵凤兰


胡可是个办事干脆果断、雷厉风行之人,即便到了90多岁,也依然能感受到他身上的这种军人气质。那天中午,胡可执意要请我下馆子,我知道他每天要吸氧,怕消耗他的时间和精力。就在我犹豫之际,他已进里屋分分钟换上了长袍外套,并戴上了毡帽。他把自己的轮椅推到电梯口,然后自己又坐了上去。正在里屋做卫生的保姆也追着喊着跟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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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在总政大院 摄影:赵凤兰


那天胡可的心情非常好,在去餐馆的路上,我和保姆推着轮椅带他边走边赏风景,在总政大院一块“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标语前,我给手执拐杖、坐在轮椅上的胡可拍了好几张照片。不一会儿,我们便到达总政大院内的一家餐厅,看得出,胡可老经常来这儿,他不用看菜谱便能冲着服务员熟练地报菜名,还说要点一个这里最拿手的菜让我打包带回家吃。在整个吃饭过程中,胡可老既不让我们照料,也不让我帮他夹菜,嘴里还不停地说:“你们吃你们的,自个儿管自个儿。”即便到了98岁,他依然尽可能地追求着独立。

临走时,胡可老执意要送我到车旁。我几次回头,看见坐在轮椅上的他和保姆一直矗立在风中,静静地看着我远去。他待人是如此地热忱和情深义重。那个画面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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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赵凤兰


我跟胡可老虽然只见过两次,但他的热情好客和深情厚谊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只要天气晴朗,他每天清晨都让保姆推着他到总政东门外的青年湖公园遛弯。我曾说找个时间陪他一块去公园,但因文债缠身一直无法前往。2020年2月28日是胡可老99岁生日,我也设想着在生日那天带着鲜花和蛋糕去给他祝寿,没想到在离生日还有两个多月之际,胡可老便驾鹤西去。他终于没能熬过这个冬天。


生命是一场猝不及防的旅行;人生,就是在一次次不断远行和告别中前行。愿胡可老在天堂与他的老伴儿胡朋团聚。特奉上小文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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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在采访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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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在总政大院散步 摄影:赵凤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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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为作者题字 摄影:赵凤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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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和他的书房 摄影:赵凤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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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要让下一代看到中国是怎样站起来的

《光明日报》( 2019年04月03日 13版)作者:赵凤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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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可近照 赵凤兰摄/光明图片


  【走近文艺家】

  “有的创作者在改编红色经典时,理直气壮地为作品中的人物增加七情六欲,使之更‘真实’、更符合‘人性’,恰恰是这些自以为高明的改编者,不了解当年的战斗生活,他们只知道七情六欲是人性,却不知道革命者的责任感、使命感、集体主义精神、对真理的追求,这些也是人性,而且是更纯洁更美好的人性。”

  在一间因藏书而略显拥挤的简朴书房里,98岁的胡可手执拐杖,端坐在一张古旧的老式书桌前,待看清记者写在纸上的采访问题后,他谦逊地说:“有些褒奖过誉了,你看,我把你今天要来访的事儿写进了我的日记。”

  他起身拉着记者走到他卧室的柜子前,打开柜门一看,里面排列整齐地挤满了上百本上个世纪的老旧日记本,每本日记都清晰地标注着目录和页码。

  “我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多年来未曾间断。1943年反‘扫荡’,阜平的乡亲有数千人被日军屠杀,我们抗敌剧社就有4位同志壮烈牺牲,我参军6年来保存的日记,连同剧作的底稿和演出器材全被日寇付之一炬。现在保存下来的是1943年以后的全部日记,到今天总共108本,它记录了我大半生的戏剧人生以及我在革命队伍中所受的教育和洗礼。”胡可平静地诉说着往事。

  时光倒回到1937年,受进步思想的影响,16岁的胡可投身革命,成为晋察冀军区的一名八路军战士。后来,他被推荐到军政学校上学。由于“会说京腔善做表情”,毕业后,胡可被分配到晋察冀抗敌剧社,成为一名既会唱、又会演、还会编的文艺战士。抗战期间,胡可先后创作并演出了《前线》《俄罗斯人》《李国瑞》《子弟兵和老百姓》《清明节》《戎冠秀》《战斗里成长》等多部反映敌后斗争的救亡戏剧。

  在那个硝烟弥漫、军民士气低落的年代,话剧发扬苏区红色戏剧和左翼戏剧的战斗传统,成为鼓舞士气、凝聚人心、推动革命前进的有力武器。当年各根据地剧社和地方话剧团体之多、演出之频繁、创作之丰富、民众反映之强烈,曾被戏剧史家称为“戏剧史上的奇观”。

  丁玲曾说,作家要有自己的“根据地”,离开根据地,作家并不是什么都能写。胡可说,他的“根据地”就是革命军队。谈到当年敌后根据地戏剧活动的盛况,胡可将双手搭在拐杖上,操着当演员时惯用的标准普通话清晰洪亮地说:“当年抗敌剧社支着帐篷四处演出,台下人山人海、军民鱼水情的血肉联系和战士们争先恐后承担任务的集体主义豪情使我终生怀念。我写的正是人民群众需要我写的。”

  由于受过战火的洗礼,对战士和老百姓的生活和语言非常熟悉,胡可擅长把革命武装斗争凝结成戏,将战争大规模搬上话剧舞台,逼真而传神地写“兵”。他写话剧不光写个事儿,而是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动作来刻画人物性格,写出这人是个什么样的官、什么样的战士?是一个很谦虚有幽默感的官,一个很粗鲁但心地善良的同志,还是一个老油子但打起仗来很威风的战士,通过这些性格化的人物、个性化语言和矛盾冲突的“扣子”把观众的心牢牢抓住。

  有人对当年中国话剧的战斗性传统表示质疑。对此,胡可直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空谈戏剧的艺术性显然不合时宜,话剧在那时是号角、是战鼓、是投枪、是匕首,如果把话剧的战斗性传统与某些公式化、概念化,为图解政治概念而不惜牺牲真实性、大众性的做法等同起来的话,显然是一种误解。当年为了抗战的需要,话剧固然较多地承担了政治宣传的职责,但这种权宜做法也绝非话剧战斗传统的实质。今天,我们在反对戏剧宣传性太强的同时,其实也摒弃了解放区戏剧的优良传统,把戏剧看作是宫殿艺术、小众艺术、文人艺术。”

  晚年的胡可已无法进剧场看戏,他每天要躺在床上吸几次氧。虽身在斗室仍心存天下。如今,他经常在家整理当年晋察冀抗敌剧社的资料和老照片,他关心与话剧有关的所有问题,包括军旅剧本的创作、剧作者的培养、红色经典的改编等。

  今年年初,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前往探望胡可,老人当时提出作协的培训班不能只培养文学作者,还应把剧作家也纳入其中。此外,他对当前有些抗日“神剧”提出质疑,认为有些电视剧完全瞎编历史,有些所谓的“红色经典”也不符合历史真实。

  “有的创作者在改编红色经典时,理直气壮地为作品中的人物增加七情六欲,使之更‘真实’、更符合‘人性’,恰恰是这些自以为高明的改编者,不了解当年的战斗生活,他们只知道七情六欲是人性,却不知道革命者的责任感、使命感、集体主义精神、对真理的追求,这些也是人性,而且是更纯洁更美好的人性。”

  胡可感慨如今青少年不知道什么叫“三光政策”“无人圈”“人圈”。他呼吁要尽快挖掘抢救历史遗存,让下一代看到苦难的中国是怎样从战争中站立起来的。

  这些年,胡可一直忙于收集整理晋察冀边区戏剧活动的资料。今年年初,他将多年来收集整理的有关八路军及晋察冀边区戏剧活动的专著、手稿、剧照等珍贵资料共计47件捐给了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以支持祖国的文博事业。“我尽可能把我所掌握的晋察冀抗敌剧社的历史材料都捐出去,否则一旦我不在了,这些材料被当作废品处理掉就可惜了。”胡可说。

(作者:赵凤兰,系中国文化报高级记者)




原标题|追忆胡可:108本日记 记录波澜壮阔的戏剧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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