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国发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刘晓光接受证券时报采访时表示，如果疫情能够在2月份出现拐点，3月份明显减轻，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1季度，全年经济所受影响就比较有限。为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要先切断过度悲观预期传导，并在此基础上，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对冲疫情对经济的不利冲击，逐渐修复经济基本面。当前更需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货币政策可以适度预留部分政策空间。
短期更需加大财政支出力度
证券时报记者：疫情对消费的影响已经显现。基于目前情况，可否请介绍下研究团队对疫情影响经济的乐观和悲观情形的初步测算结果？预计此次疫情会对全年经济增速造成多大影响？
刘晓光：目前新型肺炎疫情的发展趋势还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全国确诊和疑似病例的增量拐点尚未到来。在这种情况下讨论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更多的是从防风险和提高政策前瞻性的角度出发。
我们试图对疫情影响经济的乐观情形和悲观情形做了初步估算。从乐观情形看，如果疫情能够在2月份出现拐点，3月份明显减轻，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主要集中在1季度，加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力对冲，全年经济所受影响就比较有限。但如果疫情的持续期较长，延续至2季度，对全年的经济影响就会比较大。当然，我们相信，有了战胜“非典”的经验，这次也一定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战胜疫情。
证券时报记者：您刚才提到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力对冲。除了现有已经推出的系列政策，研究团队认为还可以采取的财政货币政策有哪些？
刘晓光：当期还处于疫情防控期，应该以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和基建投资力度为主，辅以降息和减税降费举措。除了现有已推出的系列政策，特别是2月1日央行等五部门联手金融支持防控疫情举措。当前更需要加大财政支出力度，特别是基建投资补短板力度，比如在公共卫生医疗领域，以进一步稳住经济。
原因在于，在疫情防控期间，无论是对于企业投资还是居民消费，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刺激效果都可能会下降，可以适度预留政策空间。当然，在这一时期，适度降息和减税降费对保证企业存活和渡过难关仍有积极作用，为下一步经济复苏做好准备。
“稳金融”要首先切断过度悲观预期传导
证券时报记者：每次疫情对会给经济金融稳定带来冲击。团队对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有何建议？
刘晓光：随着疫情的发展，可能会从两个渠道对金融市场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一是随着疫情对经济基本面的影响逐渐显现，企业绩效可能会出现恶化并导致信用风险上升，进而传导至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二是疫情的高度不确定性带来悲观预期和风险偏好下降，各类金融市场主体的避险情绪大幅上升容易引发“挤兑”和“甩卖”（Fire Sale）现象，加剧资产负债表的萎缩和金融市场的脆弱性。
目前疫情对金融市场的影响主要是体现在第二个渠道，即疫情突然爆发引发的悲观预期和市场重新定价，后期随着疫情对经济的真实冲击加大，两个渠道可能会叠加强化。
从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的角度看，政策当局短期内需要做的是稳定市场预期和保持充裕的流动性，从而消除市场恐慌情绪，切断过度悲观预期的传导，使市场尽快恢复理性。同时，应该避免对于资本市场的过度干预，维护市场运行规则，这有助于市场形成明确预期和发挥定价功能。在此基础上，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对冲疫情对经济的不利冲击，逐渐修复经济基本面。
“稳就业”要发挥好网络平台作用
证券时报记者：包括中小微企业在内的就业压力备受。请问研究团队在“稳就业”方面给出了什么建议？
刘晓光：目前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主要是服务业等劳动力密集行业，就业压力将会逐步显现。春节期间，新型肺炎疫情已经对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等服务性行业形成了较大冲击。春节过后，影响范围还会进一步扩大到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建筑业以及房地产业。更重要的是，春节过后即将迎来新的企业招工季，需要做好政策应对。
团队提出了两方面建议：一是，对于提前确定用工计划和投资计划的企业，可以给予专项税费减免和信贷支持，这既有助于落实支持企业度过难关的政策举措，也利于稳定就业基本盘；二是，可以考虑搭建针对农民工群体和弹性就业群体的网络招聘平台，通过线上磋商提早确定用工意向，进一步稳定就业和民生基础。
“稳外资”压力或大于“稳外贸”
证券时报记者：疫情在全球引起广泛。世卫组织将疫情定性为“国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财政部、商务部等出台了多个文件着力于提升便利，扩大进口。请问研究团队在稳外资稳外贸方面给出了什么建议？
刘晓光：这一认定本身的影响有限，关键在于疫情自身的发展趋势。该认定结果的有效期为3个月，3个月内会再次启动评估。其实这一认定有利于加强国际合作和各方援助，对中国更快地控制疫情发展和战胜疫情具有积极意义。
当然，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给今年的稳外贸和稳外资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目前对跨国旅游等服务贸易的影响已经充分显现，后续影响较大的就是商品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比2003年“非典”时期的情形，稳外资的压力可能比稳外贸还要大。2003年受入世红利对冲，出口增速在疫情冲击下仍保持了较快增长，全年增长34.6%，较2002年还提高了12.3个百分点，但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速则下降明显。本次疫情爆发的时间更早，新年的外贸订单和外商投资计划尚未全面启动，两方面受到的冲击都可能更大，需要提前做好政策应对。
“稳投资”必须做好中期预期管理
证券时报记者：受疫情影响 制造业、房地产、基建投资短期基本停滞。能否请您介绍一下研究团队对于稳投资的建议？
刘晓光：疫情影响对今年的稳投资工作提出了新挑战，必须将中期视角的预期管理作为各项宏观政策的统领和重要抓手。
具体来看，启动民间投资是稳投资的关键，而民间投资启动的核心在于提高投资未来预期收益率，这来源于产权的可保护性、资本投资的新空间、投资成本的降低以及投资产业需求的扩展等方面。因此，民间投资的启动必须从中期角度来系统展开，通过采取系统性的政策方案和改革措施全面调整投资预期。
同时，加大对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创新性企业投资需求的资金可获得性仍是投资启动的重要工作。除继续落实好现有的减税降费的政策外，进一步提高企业先进生产设备减税抵扣和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力度，调动企业扩大生产性投资和研发投资的积极性。在进一步明确财政纪律和市场规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地方政府进行基建投资和公共事业投资的积极性，带动社会投资增速回升和稳定市场预期。
短期来看，国家依然需要准备一些投资项目包，以防止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过快下滑，2020年保持政府性投资增速和房地产增速的相对稳定依然较为重要。
“促消费”要巩固和扩大居民消费基础
证券时报记者：消费的损失具有当期性。能否请您介绍一下研究团队对于促消费的建议？
刘晓光：目前疫情冲击对消费的短期影响已经显现，您所说的消费损失的当期性主要是指部分服务消费，多数商品消费特别是耐用品消费仍具有跨期平滑的特点。对此，一方面，可以通过发展网络消费进行对冲，另一方面，减税降费可从生产端向消费端和收入分配改革过渡，调动居民消费积极性。
在储蓄率持续下滑的新时期，“促消费”对于宏观经济稳定和健康发展具有基础性和引领性作用。必须高度重视目前消费增速下滑的内在原因，巩固和扩大中国居民的消费基础，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1）积极落实个税改革方案，减少工薪阶层的税收负担；2）加大对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提高公共服务的可获得性；3）是针对疫情对居民就业和收入的冲击，做好针对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补贴预案，防止宏观经济波动对低收入阶层的过度波动；4）制定对中产阶层消费启动战略，特别是消费升级的促进战略。通过建立相应的债务风险缓释机制，促进消费平稳增长。针对汽车等耐用品消费出台专项减税降费政策。
应对疫情 宏观政策可实施“三步走”
证券时报记者：疫情不同阶段政策着力点并不相同。对此，能否请您再介绍一下团队的建议？
刘晓光：当前最重要的还是一线疫情防控工作，确保尽快稳定疫情的发展趋势，既是全面恢复经济活动的基础，也是稳信心和稳预期的根本来源。在此前提下，需要有节奏推出宏观调控政策和专项保障政策，稳定市场预期和企业的投资用工计划，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对经济社会各方面的不利冲击，保持经济社会的基本稳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疫情防控下的经济运行具有不同于平常时期的新特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及不同的政策工具在不同阶段的刺激效果将存在明显差异，需要把握好政策出台的节奏，实施三步走计划。
在1季度疫情防控期，应该以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和基建投资力度为主，辅以降息和减税降费举措，货币政策主要还是起到稳定预期和保持流动性充裕的作用，可以适度预留部分政策空间。在1至2季度疫情逐渐得到控制期，逐步加大货币政策降息力度和财政减税降费力度。在2至3季度疫情解除期，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全面发力，为全面恢复和扩大生产及消费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此时的宏观政策传导效率最高，政策储备必须充足。
除了宏观政策的三步走计划，针对疫情冲击较大的服务业、中小企业、外贸企业、外商投资、农民工就业的专项保障措施可以在任一阶段持续推出，重点在1-2季度稳定各方预期和投资用工计划。其中，针对服务业可以重点考虑发展网络经济，弥补线下经济的损失；对于中小企业可以重点考虑贷款利息和税费减免，稳定预期和度过财务难关；对于外贸企业和外商投资可以重点考虑通过建立国际合作和线上磋商平台，稳定外贸订单和招商投资计划；对于农民工就业，可以重点考虑搭建网络招工平台，提早确定用工意向，特别是对于已返乡农民工，即使延迟复工，只要用工意向明确，就可以保障基层社会的大局稳定。
此外，在宏观政策和各类专项举措的支持下，企业也要结合自身情况，合理评估疫情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实际影响，避免因当前的短期困难形成盲目悲观预期，合理安排生产、投资和用工计划。随着疫情的发展，相关的经济金融支持举措还会进一步跟进，对民营企业的各种政策支持力度将会显著大于往年。对于一些正在寻求转型发展和业务升级的企业而言，2020年反而是获得融资支持和政策支持的“黄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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