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丰子恺一家10口，加上族弟平玉、店伙章桂，共12人，开始逃难。在丰子恺一家逃难的过程中，章桂出力甚巨，可以说，没有章桂一路上的辛苦护送、照顾，丰子恺一家无法平安顺利地从沦陷区逃到重庆。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丰子恺与章桂弄到如此紧张呢？
一
丰子恺在文章里说：“章桂自愿相随，我亦喜其干练，决令同行。”但据章桂回忆，他加入逃难队伍并非自愿，而是丰子恺的邀请。他对章桂说：“我这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希望你能协助照顾，跟我一起走。”章桂表示愿意，但希望征求父亲的意见。丰子恺让章桂回家把其父喊来，当面征求其意见。丰子恺对章桂父亲章占奎说：“我这一家十口人，老的老，小的小，出远门，我怕一个人照顾不过来，所以想带章桂跟我一起走。”章占奎听了丰子恺的要求，只搓手，点了一下头，不说话。丰子恺接着说：“我会像待自己儿子一样待他的。你放心好了。”章占奎又点了一下头，还是不说话。丰子恺继续说：“将来太平了，我们回来，我一定还你一个完完全全的儿子。”这回，章占奎开口了：“你带他走吧。”不过，后来抗战结束，丰子恺一家从重庆返回浙江却没有兑现诺言，把章桂还给他父亲。章桂和他父亲的这次告别即成永诀。
甚至到了1950年代后期，丰章两家还为此剪不断、理还乱。应该说在丰子恺一家逃难的过程中，章桂出力甚巨，可以说，没有章桂一路上的辛苦护送、照顾，丰子恺一家无法平安顺利地从沦陷区逃到重庆。这一过程中，章桂对于丰子恺一家真乃大恩大德，对于丰子恺的夫人甚至有救命之恩。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丰子恺与章桂弄到如此紧张呢？
（丰子恺）
1942年11月，经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陈之佛的推荐，丰子恺出任位于重庆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教务主任一职。
当时，章桂在桂林工作。丰子恺邀请他一道去重庆艺专工作。陈之佛对章桂青眼有加，一开始就委以重任，让他担任后勤总管。丰子恺的教务主任是个虚职，他常常在家“办公”；而章桂的后勤总管则是实缺，大权在握，公务繁忙。当时丰子恺一家在刘家坟一带租房居住。房子矮小、简陋，光线不好，因为只有天窗。章桂就住在丰家。
一天晚上，章桂忙了一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丰家。天很晚了，丰子恺却没睡，坐在桌前看书。章桂收拾床铺，准备休息。丰子恺把他喊过去，说：“你不用住在这里了。”事发突然，章桂不知所措，像木桩子一样愣在那里。丰子恺又说话了：“你既然为陈之佛做事，就该睡到他家去，不要睡在这里。”（张振刚著：《逃难记：章桂和丰子恺的风雨人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
主人下了逐客令，章桂本能地拉开门栓，打开门，走了出去。他想来想去，也想不明白，一向和颜悦色的丰子恺会下逐客令。在外面兜了一圈，章桂发现他无处可去。只得又厚着脸皮回到丰家。让他感动的是，门是虚掩的。这说明丰家并非真的要在半夜三更将他扫地出门。章桂凭直觉，认定是善良的一向关心自己的婶娘给自己留门的。
丰子恺为何突然对章桂下逐客令？因为年代久远，当事人已不在人世，想把此事弄个水落石出恐怕太难了。但我们不妨根据当时的情形做一番推测。
二
按理，丰子恺向陈之佛举荐了章桂，那么，章桂为陈之佛做事不是顺理成章吗？而丰子恺为何要说“你既然为陈之佛做事，就该睡到他家去，不要睡在这里”这句伤感情的话呢？我想最大原因恐怕还是丰子恺心理失衡。你想，章桂原本是丰家的学徒，无文凭无身份，可如今在艺专他却深得校长的器重，所拿薪水居然和大画家丰子恺相差无几；另外，在艺专，丰子恺和章桂的地位几乎完全颠倒过来了。丰子恺挂名教务主任，却无实权，大部分时间在家赋闲；章桂的后勤总管工作却做得风生水起，是校长眼中的红人，也是校长倚重的左膀右臂。在心态失衡的情况下，丰子恺一时气愤，也就说出了不好听的话了。——当然，这只是推测。真实情况如何，还有待方家进一步研究。
按章桂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丰子恺和陈之佛之间有矛盾，这样一来，他工作越出色，丰子恺也就越不高兴了。
不过，后来，他还是默许了章桂继续留在丰家。
不久，丰子恺辞职做自由画家了。而章桂既是丰子恺举荐给校长的，丰子恺辞职，他也第一时间交出辞呈。
之后，教育部总务司曾请章桂去工作。章桂征求丰子恺意见，丰子恺考虑了一下，建议章桂不去，理由是教育部在青木关，离重庆太远，他不太放心。他还安慰章桂说：“我会设法替你找个工作。”
抗战胜利后，丰子恺一家决定出川回乡，临行前并未通知章桂。当年从浙江石门湾逃出来时，丰子恺亲口对章桂的父亲说会把他的儿子带回家乡。可这时的丰子恺完全忘了当初的承诺。
丰子恺女儿丰一吟则认为，章桂没有向丰子恺求援，如果求援，丰子恺也会帮助他的。这样的解释不能让人满意。这件事的重点，不是章桂有没有开口求援，而是丰子恺是否兑现了承诺。
章桂确曾萌生回家乡和老父团圆的想法，但当时的他已成了家有了好几个孩子，经济上捉襟见肘，无力筹措到足够的盘缠，只能在异乡挣扎着生活。滞留重庆的他，遭到命运无情的打击。
1957年，一纸文书，将其发配到某边远铜矿服苦役。妻子带着六个孩子靠他一个人服苦役的微薄津贴是难以过活的。在喊天不应叫地不灵的绝境下，章桂只得申请回浙江老家当农民。
然而，费尽周折，吃尽辛苦回到浙江老家后，章桂发现，自己一个劳动力无法养活妻子和孩子。妻子深度近视，无法做农活，章桂一人挣工分，却要养活全家八口人（两个大人，六个孩子），这完全是不可能的。得知章桂一家的困境后，很多熟识的朋友都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就连与章桂并不很熟的马一浮先生也通过自己的弟子给章桂汇款，献出一点爱心。可居住在上海的丰子恺，一个得章桂帮助最多的人，却按兵不动，从未给困境中的章桂捎去自己的一份心意。章桂一气之下给丰子恺写了封表示不满的信：
“你说‘团圆骨肉几家有？天于我，相当厚’。我认为天对你不一定厚，那是我们很多人，包括平玉、丙潮、我，还有车汉亮等帮了你。没有我们帮你，你一家大小十余口人，能从石门湾千里迢迢到江西到湖南到四川到广西？我与你也算是患难与共，生死相依了，如今我遇到这么大的困难，连马先生都不忍心，援手相助了，你就一点同情心也没有么？
想当初，不是你亲口对我父亲说，保证带我一同回来的么？可你却违背诺言，一个人带了家眷回来了。我在重庆是举目无亲啊。我的父亲病危，阿姐写信让我回去。我先是答应端午回去，后来又答应中秋回去，可是我回不去啊。除了没钱，还没脸啊！
我父亲憋着一口气一直在等我，他要见他的儿子，这口气就不肯下来。可是我最终还是没有回去，他绝望了。那年八月十七，他走了。他是含恨离开人世的。他一定非常痛恨我这个说话不算话的忤逆儿子的。回乡以后，我借堂兄炳荣家的祭桌祭奠我的父亲，我泣不成声啊！
慈伯，我现在跟你说这些，并不是怨你，而是要告诉你我的难处。
慈伯，难道你真就这么忍得下这颗心么？”（张振刚著：《逃难记：章桂和丰子恺的风雨人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
章桂这封虽不乏怨气却也浸透泪水的求助信，似乎并未能打动他一直忠心耿耿追随多年的“慈伯”丰子恺。两周后，章桂收到丰家回函，落款是丰华瞻。这封回函虽不是丰子恺亲笔所写，但想必也会经他过目，内容也该是经他默许的。丰华瞻在回信中说：
“你既然当我的父亲和你的父亲一样，那么，他现在年纪大了，做子女的应该孝敬父母才对，你怎么可以埋怨他没有照顾你呢？你说你与父亲患难与共，你是谁？我父亲又是谁？你怎么可以与我父亲平起平坐？我父亲当你子侄看待，你理应孝敬长辈，你居然反而要长辈来帮你？现在你已成家立业，我们做子女的都很孝敬父母，你也应该孝敬二老才是。”（张振刚著：《逃难记：章桂和丰子恺的风雨人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
三
丰华瞻指责章桂没有像子女孝敬父母那样孝敬丰子恺，这完全是强词夺理了。章桂护送丰家逃出沦陷区，抗战结束又无盘缠离川回乡，连老父亲临终都未能回家看上最后一眼。难道丰家对他的遭遇可以不闻不问，袖手旁观？而且，章桂一家已陷入绝境，缺衣少食，房无一间地无一垄，他拿什么孝敬子孙满堂日子滋润的丰子恺？再说，凭丰子恺的家产，给饥寒交迫的章桂一家寄去少许生活费，不就等于九牛身上拔一毛吗？
丰华瞻在信中还说，章桂连和他父亲丰子恺患难与共的资格都没有，因为，章桂不能和丰子恺平起平坐。这就更没有道理了。须知，当初是丰子恺请章桂做他全家逃难的帮手的。
据丰子恺女儿丰一吟说，丰子恺本来是准备帮助章桂的。但后来章桂因为看了丰华瞻的信，气愤不过，写了封驳斥对方的信，丰子恺恼怒之下，决定不帮对方了：“我本来倒是想汇的，被他这样一骂，我就不汇了。”
“本来想汇”，为何不汇？既然不汇，对方还能不说几句表示不满的话吗？说了几句不满的话，你就有了不汇的借口？其实，问题的关键不是丰子恺想不想帮章桂一家，问题的关键是他该不该帮这困境中的一家，考虑到章桂对丰家逃出沦陷区的巨大帮助，丰子恺没有任何理由对濒临绝境的章家袖手旁观。
1959年，十月十三日，丰子恺给在天津上学的幼子新枚写了这样一封信：
“昨天，××来信说：‘我悔改了。请原谅我。六个孩子每天挨饿。冬天近了。衣物没有着落。请看在孩子们面上借给我三十元。’宝姐说：‘给他十元。’但我想，没有那么容易。回信这样说：‘你有悔改之意，我一定原谅。但去年你敲诈，家里人都很气愤。尤其是华瞻两度写信给你这流氓，至今还在气愤。因此，如果你不向华瞻道歉，谁也不愿意到邮局去汇款。’如果他给华瞻写来了谢罪的信，我打算寄他十五元。……”（《丰子恺文集》第7册，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
这封信提到的“××”，显然是指章桂。因为，章桂一家正是在1958年，也就是丰子恺所云的“去年”从重庆迁回老家当农民，那正是章桂一家濒临绝境的时候；另外，章桂有六个孩子，才有“六个孩子挨饿”之说；而我们也知道，给章桂回信的正是丰华瞻。时间，人物，求助之事，完全对得上。
丰子恺在给幼子的信中，说对方的求助是“敲诈”，并骂对方是“流氓”，如果这不是一时气话，那就是夸大其词了。我们前面已引用了章桂的那封信，措辞确实有点不客气，但远谈不上“敲诈”；而一个靠土里刨食养活病妻幼子的农民又岂能随便斥之为“流氓”。倘若对方真是“敲诈”，的确是“流氓”，长女丰陈宝为何主张援助10元，而丰子恺也申明只要对方向华瞻写信道歉，就资助15元？
丰子恺对章桂的冷漠与吝啬似乎是个特例，因为，在其他场合，对其他人，丰子恺往往乐于相助。
丰子恺1972年写了篇散文《五爹爹》，回忆了“五爹爹”贫穷而达观的一生。在这篇文章中，丰子恺并未提及他曾多年一直暗中资助这位老人。人们（包括五爹爹的后人）是从五爹爹临终前写给丰子恺的信中才知道丰子恺这一善举的：
子恺侄：当你接到此信时，我已和你永别了。谢谢你在我晚年给我的帮助，使我生活安定。我去了，你不必再寄钱来料理后事，因为我已在你历年寄我的钱中，积下办理后事的费用。再次谢谢你。愚叔云滨绝笔。
另外，在给幼子写了上述那封信后不久，一个素不相识的江西年轻人慕名拜访丰子恺，丰子恺不仅让他在家中住了两天，临走前还慷慨资助十元。
丰子恺如此厚此薄彼，忽而慷慨忽而吝啬，实在让人捉摸不透。由此，我们不由得想起毛姆说的那句话：“小气与大方，怨怼与仁慈，憎恨与热爱，是可以并存于同一颗心中的。”
丰家抗战时期的逃难经过，原先，我们只能从丰子恺的记录中得知详情。但现在有了章桂的叙述，我们不仅对这次逃难有了更全面更丰富的认识，对丰子恺其人也有了多角度多层次的了解。
閱讀更多 各界導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