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選自《中國工程科學》2017年第2期
作者：李蘭娟，張伯禮，徐建國，杜維波，肖永紅，馬偉杭，張建中，張俊華
來源：我國感染病學發展戰略研究[J].中國工程科學,2017,19(2):37–42.
摘要：
當前，開展我國感染病發展戰略研究，提出適宜我國國情的感染病學科體系與防控研究戰略對促進我國社會和諧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分析了我國感染病流行與防控現狀，系統闡述了開展我國感染病發展戰略研究的意義；同時參考國際上感染病學科體系建設及防控研究經驗，結合我國感染病學科體系與防控研究取得的成就與面臨的挑戰，提出了我國感染病學科體系與防控研究戰略舉措及建議。關鍵詞：感染病 ; 學科建設 ; 防控體系 ; 戰略建議
一、前言
感染性疾病（infectious diseases）簡稱感染病， 一般由病原生物（病毒、細菌、真菌、寄生蟲等） 侵入人體導致，感染病中有傳染性的是傳染病。 感染病嚴重威脅人類健康、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 具有突發性與人群傳播性特點。重大感染病流行會對社會經濟造成嚴重損失 , 甚至阻礙人類社會進步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報告，感染病 占人類全部死因的25%以上，依然是人類的“頭號殺手”。完善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體系，加強重大感染病防治能力建設是推動我國衛生事業改革的重要工作。開展感染病戰略研究對掌握我國感染病學科、人才、科學研究、預防控制的現狀，制定符合我國國情的感染病防控新模式與機制，對推動醫療衛生改革，保障人民健康，促進社會經濟持續發展，實現“中國夢”具有重大意義。
二、我國感染病流行現狀與防控戰略研究的意義
（一）我國感染病流行狀況不容樂觀
當前，我國艾滋病病毒感染呈快速、隱蔽性增長，艾滋病發病率也呈上升勢態，截至2014年，我國艾滋病感染人群超85萬人次，個別地區艾滋病 感染疫情嚴重；全國慢性乙型肝炎流行病學調查結果表明，現有乙肝病毒攜帶者和慢性肝炎患者近1億，肝炎慢性化和重型化問題突出，預後不良，病毒性肝炎及其相關疾病負擔依然沉重；我國結核病年發病人數超過百萬，耐藥結核診治十分困難，耐多藥結核患者數居世界前列，結核病疫情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新發、突發傳染病不斷出現，包括重症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人感染禽流感、手足口病、人豬鏈球菌病、發熱伴血小板減少綜合徵等不斷威脅著社會及經濟的發展；醫院感染、機會性感染及耐藥菌感染等公共衛生問題也日益嚴重。據國家衛生部耐藥監測網2011年對全國細菌耐藥的監測顯示：我國臨床分離細菌耐藥性較為嚴重,特別是產超廣譜β-內酰胺酶（ESBLs）腸桿菌科細菌、多藥耐藥非發酵菌等十分普遍，控制感染的難度不斷加大。
（二）我國感染病防控形勢嚴峻
我國感染病防控工作面臨來自傳統傳染病和新發感染病的雙重壓力。21世紀以來，國內新發感染病頻出，傳統傳染病威脅持續存在。許多新發感染病起病急，早期發現及診斷較為困難，缺乏特異性防治手段，早期病死率較高。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加大了人口流動性，感染病的預防接種難以落實，感染病防治難度加大。鑑於感染病的特殊性，
發病急、缺乏特異性、早診斷難等也讓我國感染病防治形勢日益嚴峻。國際間傳染病傳播風險也在不斷升級，我國的瘧疾病例大多數為境外輸入。不安全性行為導致艾滋病、梅毒高發。部分經濟欠發達地區的農村衛生狀況差，令一些人畜共患病持續威脅當地的人群健康。（三）開展感染病防控戰略研究的意義
有效防控感染病向來是國際關注的焦點，也是促進國家和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關鍵。我國已將重大傳染病防治列入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提出“經過15年的努力，重大疾病防治水平顯著提高，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等重大疾病得到遏制”的國家戰略目標。當前我國經濟水平的穩步提高，改善了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疾病防治體系日益完善，在重大感染病以及新發、突發感染病的診斷、預防與治療等各個方面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但是，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感染病防控工作仍存在一些薄弱環節，長效工作機制有待進一步完善。當前，開展我國感染病防控戰略研究十分迫切，從科學研究、臨床診治、平臺建設、人才培養、專科醫師隊伍建設等多角度比較和分析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在感染病診斷、預防、治療領域存在的主要問題與不足，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感染病防控的發展戰略研究的新模式與新機制，推動醫療衛生改革，保障人民身心健康，促進我國社會和諧穩定和經濟的持續發展。
三、國際上感染病學科體系建設及防控研究的經驗與啟示
（一）國際上感染病學科體系建設及防控研究的經驗
1. 科學研究需要協同創新、廣泛合作
協同創新是國際感染病科學研究的發展趨勢。歐美國家有關感染病的研究和管理仍然引領全球，各種感染病的病原體大部分由他們發現，各種感染病的治療藥物、預防疫苗都出自這些國家。這些研究成果得益於其良好的人才團隊、科研協作機制與研究設施保障，如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過敏及感染性疾病研究所（NIAID）、法國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 Pasteur）。國際上有關感染病協同創新取得極大成就的例子比比皆是，2003年SARS病毒的確立、2009年禽流感病毒的研究、2011年歐洲腸出血性大腸桿菌感染病源確定等都是在廣泛協作的基礎上取得成功的典範，這些協作不僅跨越了國家和地區的界限，也融入了全球各大研究機構科學家的智慧，是協同研究長期積澱的成果。
2. 育人為本，培養拔尖人才
近年來，國際醫學教育模式發生了巨大變化。經濟全球化和醫學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客觀上對醫學人才培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醫學教育不再將教學簡單定位於知識的傳授。國際醫學教育的標準概念及其發展趨勢，已經從1911年傳統的弗萊克斯納(Flexner)課程模式，走向1984年Harden提出的調料模式 ( spices model)，即以學生為中心（student centred）、以問題為導向（problem-based）、 整體化（integrated）、面向社會（community-oriented）、自由選擇學分課程（electives）、知識面寬厚（systematic），並逐漸過渡到基於勝任力的課程。得益於醫學科研的巨大投入及醫學教育的成功，近1個世紀以來，美國醫學研究碩果累累，產生了眾多的醫學諾貝爾獎得主。
發達國家醫學課程模式的變革，使得醫學學生的培養目標發生了重大變化，有望培養出相關學科及專業領域的領軍型人才。感染病學是一門重要的臨床實踐性課程，培養出的學生不僅要有紮實的感染病學基礎知識，較強的臨床專業實踐技能，系統的群體健康知識，而且要具備良好的職業道德和正確的職業價值觀，較廣泛的人文社會科學知識，較強的人際交流、信息管理和終身學習能力等。
在美國，醫學專業的學生需要學習12年基礎及醫學知識方能成為一名合格醫師。專科醫師的養成需要經過大學教育、醫學院校教育、畢業後培訓及專業培訓。進入21世紀以來，獲得美國專科醫師資格後，每7~10年需要經過資格再認證。醫師需要繼續接受醫學教育，參加考試並進行資格審核，專科醫師資格的定期考核制度強化了醫師的繼續教育質量，保障了醫師的專業水平。相比國內醫學教育體系，歐美等發達國家的醫學學生接受了更系統、更綜合、更規範的教育和培訓；同時醫師准入管理制度也相對完善，學校教育、畢業後教育等有較好的銜接，理論教學及實踐培訓綜合完備，系統的培養體系保障了專科醫師、全科醫師的培養質量和專業技術水平。
（二）對我國感染病學科體系建設與發展的啟示
1. 科學研究必須協同創新
協同創新有利於攻克感染病的重大科學難題，造就國際一流的學科集群，引領感染病研究方向。感染病的發生必須具備病原體、傳播途徑和易感人群三大基本要素。感染病診治研究需要多學科協同研究，以明確感染病病原、確立發病機制、掌握並切斷傳播途徑、開發有效藥物與疫苗 。只有相關高等院校、醫療機構、科研院所及疾控部門緊密協同，整合優勢力量，快速形成目標統一、效率倍增的協同創新團隊，開展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相結合、預防與治療相結合的研究，才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控制傳染病的暴發，並將其危害降到最低。
2.強化感染病學科的作用，加大感染病領域的科研投入
發達國家大多將感染病學科列為三級學科，感染病科醫師更多的是承擔院內的會診任務。美國感染科醫師要參與院內獲得性感染控制，免疫受損人群、人類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HIV/AIDS）和發熱患者的診治，指導全院抗菌藥物的使用；韓國三星醫療中心設立了感染科病房和門診，感染科醫師要負責HIV/AIDS諮詢，以及其他感染性疾病、院內感染性疾病的會診工作，指導抗生素使用等。在感染病的科研投入方面，我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很大。
3.打造具有全局觀念的人才培養模式與創新團隊
協同創新有利於匯聚和培養從事感染病研究的高端人才，構建穩定可持續發展的人才群體。 要提高我國感染病的診治能力和水平，必須創新人才培養機制，建立具有全局觀念的人才培養模式；改變單純以論文等評價人才的方法，建立以“質量和貢獻”為核心的人才評價機制；積極引進高端人才和培養後備人才，建立“訓練有素、能力突出、潛心研究、熱愛專業”的創新型人才隊伍。
4.完善專科醫師培養制度，提高專科醫師素質
從臨床醫師的教育培養到臨床醫師的准入管理，建立和完善專科/全科醫師制度，注重臨床醫師基本臨床技能的培訓，促進臨床醫師醫療服務質量的提高。針對傳染病，加強“醫、教、研”相關工作，加強合理使用抗感染藥物的培訓工作，做好新發傳染病、法定傳染病及各類非傳染性感染性疾病的教學研究工作，促進學科全面發展和創新突破。從法定傳染病的甄別、診斷、隔離、治療，到各種感染病（包括傳染病）的診斷、治療、控制以及抗感染藥物的合理應用指導，進一步拓寬感染病學科的業務範圍。
四、我國感染病學科體系與防控研究的成就與挑戰
（一）我國感染病學科體系與防控研究取得的成就
1.國家科技投入加大，科研質量提升，科技成果轉化加速
近十年來國家不斷加大科技投入，感染病防控成為科學研究的熱點，大批項目得到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863”計劃、“973”計劃、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的資助。特別是《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年）》確立了“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傳染病防治”重大專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傳染病防控支持力度最大的傳染病專項研究,投入經費超過100億，取得了顯著成效。
2.感染病醫療救治體系進一步完善，醫療救治能力大幅提升
2012年數據顯示，過去8年間，傳染病醫院註冊醫師數增長58%，傳染病醫院床位數增長64%。國內初步建立中醫藥防治傳染病臨床網絡；2013年，中醫藥防治傳染病臨床基地建設單位確定200多家醫院，設立感染病科（傳染病科）的綜合醫院也超過2000多家；在突發疫情方面，2013年我國感染病醫療救治取得了好成績，面對H7N9型禽流感，舉國上下同心協力，控制了疫情的蔓延，保障了公共安全，獲得世界衛生組織、社會及群眾等多方的認可。當前，
我國傳染病醫療救治能力大幅提升，相關醫療機構、緊急救援中心以及傳染病院等機構的建設不斷加強，進一步完善了我國感染病醫療救治體系。3.國家級科研基地和平臺建設得到加強，感染性疾病診治協同創新中心建設取得顯著成效
“十一五”以來，在感染病基礎、臨床與轉化領域，建設與發展了一批國家重點實驗室、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等，以保障科技創新與成果轉化能力的提升。國家及省部級科研平臺的功能日趨完善，開放共享；通過升級改造、引進及自主研製，國內科研基地和平臺建設得到加強，科學和技術研究設備得到補充和完善。由浙江大學牽頭，聯合清華大學、香港大學、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等優勢科技力量和資源，建立的感染性疾病診治協同創新中心通過國家教育部和財政部認定。該中心定位科學前沿，人才、學科、科研三位一體，協同發展，在重大感染病防治及抗擊新發、突發感染病戰役中發揮關鍵作用。
4.建成多層次、多渠道的人才引進和培養體系，感染病防控體系基本建立
在整體規劃的基礎上，國家通過各種人才計劃，大力引進急需的短缺人才，在一定程度上縮短了我國在某些關鍵領域與國際的差距。積極創造條件，使引進的人員成為完成重點任務的領軍人才，併發揮人才聚集效應，產生強大技術攻關和突破作用。同時，我國已建成國際上最大規模的網絡直報系統，對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傳染病疫情的防控進行全網監督，相關疾病預防控制體系、傳染病防治體系及傳染病監督體系不斷完善，監測預警能力不斷加強，重大突發疫情應對能力明顯提高。
（二）感染病學科體系與防控研究面臨的挑戰
1.科研創新能力有待持續加強
在我國現行的醫藥科技創新體系中，不僅醫學與其他學科缺乏交叉與融合，甚至在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之間也存在明顯的脫節；許多科學研究還處於跟蹤和積累階段，源頭創新能力不強，跟蹤研究多，原始創新工作比較少。研究較分散，缺乏系統化，深度與力度不足；投入的科學性、可持續性及均衡性仍需加強；監測預警系統不完善，大規模群體調查不夠，缺乏監測指標體系和核心監測技術；診治技術、診斷試劑和治療藥物的創新能力低下，嚴重製約了創新能力和競爭實力的提升，並影響國家安全；科研成果轉化速度不快、比重不大，“產、學、研、用”脫節現象依然十分嚴重。
2.臨床總體業務受限
感染病學科總體業務受到限制，除病毒性肝炎以外的其他傳染病發病率顯著降低；臨床科室分科越來越細，專業間存在競爭，以經濟指標為主的醫院業績考核體系嚴重阻礙了感染病學科的發展，由於感染病診治大多缺乏高附加值的診療手段，科室自負盈虧勢必影響感染病學科的發展。部分地區對感染病重視程度不夠，醫院感染科撤併現象嚴重；缺乏快速準確的診療手段（特別是病原檢查），由此導致對各種感染病控制乏力。
3.相關科技支撐有待完善
科研基地、平臺建設與科技軟環境建設仍需加強。從全局上看，我國感染病學科科研技術離國際一流水平還有較大差距，一些科研單位的軟環境並不為科技人員所認可，科技支撐條件和學科發展平臺建設缺乏更高層次上的規劃和協調；監測預警系統有待完善；相關技術、設備缺乏，技術平臺、標準尚未建立；中醫藥在傳染病防治中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
4.人才培養不能滿足需求，專科醫師隊伍基礎素質尚待提高
國家投入不足，學科萎縮或發展受限，致使部分人才流失，而且多數優秀畢業生不願意從事感染病學臨床與教學。感染病學教學內容、教學模式過於陳舊和落後，教學內容未能隨著疾病譜的變遷及時得到調整，教學內容脫離臨床實際；教材急需改革，現行教材多為《傳染病》教材，《感染病》教材較少。感染病學課程設置及教學模式老化，理論課缺乏與其他學科之間的關聯，床邊實踐學習機會太少，專業理論與臨床實踐脫節。現有的教學模式已不能適應人才培養的需要，必須對感染病學的教學內容、課程設置、教學模式進行深入思考與徹底變革。當前我國感染病專科醫師隊伍的學歷及專業結構難以適應感染病救治工作的需要，原有專科醫師培訓體制缺陷造成醫師水平良莠不齊，當前基礎素質尚待提高的專科醫師隊伍難以滿足現階段人民群眾對高標準、高水平感染病防控救治服務的需求。
五、我國感染病學科體系與防控研究戰略舉措及建議
（一）提升感染病防控到國家戰略安全高度，加強感染病防控研究的頂層設計和科技投入
將感染病防控意識提升到事關國家安全的高度，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完善協同機制，實施長效戰略，構建國家感染病防控新體系。從“國家需求”而不是“專家需求”角度對待感染病學科發展，做好感染病防控的近期和中長期發展頂層設計，打破目前由下而上的“彙總提煉式”設計模式，打破部門利益束縛，形成國家層面的智囊決策團隊。在基礎和應用領域，加強對醫學微生態學、細菌耐藥性、醫院感染防控、中醫藥防治感染病的研究投入，儘快設立專項資金進行支持。感染病應作為我國重點防控疾病，繼續列入下一個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中。進一步完善財政投入機制、加大投入力度，針對現階段的突出問題，做好感染病科技重大專項的長期規劃。
（二）建設感染病臨床救治與轉化醫學中心
建議建設臨床救治與轉化醫學中心，作為國家衛生應急能力建設的一部分，匯聚我國感染性疾病救治領域有優勢的研究隊伍、臨床基地等資源，建設包括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在內的先進的科研與轉化平臺，通過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密切結合，臨床醫學和中醫藥學等多學科協同，研發並迅速轉化能降低危重、烈性感染病的發病率和病死率的關鍵技術、方法和方案，為有效救治類似埃博拉出血熱等烈性與新突發感染性疾病、降低病死率做好戰略與技術儲備。
（三）提高感染病醫護人員待遇
醫護人員是救治感染病患者、降低病死率的主導力量，為我國有效應對重大感染病和新突發感染病做出了巨大貢獻。感染病醫護人員工作壓力大、勞動強度高、職業暴露多、工作環境差，醫護人員的收入與其社會貢獻顯著不符。感染科醫護人員的工資水平和福利待遇明顯偏低，加劇人才流失。感染病專業學術隊伍缺乏穩定性，高層次人才匱乏。建議政府提高感染病醫護人員的特殊補貼，切實提高感染病醫護人員收入水平，在感染病相關人才引進交流、職稱評定等方面給予優惠政策。
（四）加大國際合作與救援，佈局臨床科研“海外基地”
加大國際合作與救援，支持和參加國際組織的活動，進一步拓寬新發與再現感染病救治研究空間，在幫助被救援國的同時實現合作多贏。建議佈局“海外 基地”，幫助提升臨床與科研應急實戰能力，獲得具有潛在延伸意義和戰略價值的信息資源、菌（毒）株資源和樣本資源，為我國有效開展新發與再現感染病研究工作提供重要保障。
（五）完善學科建設，將“傳染病學”更名為“感染病學”，增設“醫學微生態學”為一級學科
我國將infectious diseases誤譯為傳染病，“傳染病學”稱謂已無法涵蓋感染病的學科內容，這對學科發展、人才培養十分不利。醫學微生態學已成為國際科研的熱點和前沿，西方發達國家在人體微生態結構解析、微生態失衡與健康及微生態與生物安全等領域進行重點部署。建議我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調整學科分類，將“傳染病學”更名為“感染病學”，且列為一級學科，增設“醫學微生態學”（一級學科）；且隨著學科分類的更名，相應的教材更改為《感染病學》，相應的臨床科室更名為“感染病科”。在微生態研究領域繼續加大科技投入，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重大研究計劃、國家應用研究計劃等領域設立微生態研究專項內容，促進原創性科研成果不斷產出，保持國際引領者角色。
李蘭娟，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一醫院傳染病診治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中國工程院院士，主要研究方向為肝衰竭與人工肝、微生態、新發突發傳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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