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达）黑龙江省穆棱市兴源镇的粮台山上高耸着《吴愙斋中丞筹边遗绩碑》，铭刻着吴大澂在黑龙江省东南地区募民开垦实边，进而引发中国近代移民大潮与东北大开发的荜路蓝缕壮举。“仗节乘边，山贼慴伏”一句在碑文中很具分量，榛莽际天的东大山，若想要平息猖獗的匪患，还真不能轻而易举就办到。
吴大澂反思官兵剿匪屡次失败的教训后，审时度势地提出“追穷寇、守界地、编民户”的新思路，将古人“坚壁清野，分地设防”之剿匪策略用之如神，强盗绝迹民户安定的目标取得历史性突破。
吴大澂纪念馆像
招抚并举扫匪贼
在吴大澂一生当中，只身深入虎穴招抚黄金巨匪韩宪宗，绝对称得上是最为光彩的一笔。
关东金王韩宪宗素有“韩边外”之称。韩宪宗因结交遍布于吉林省夹皮沟、宁古塔、三姓等地的50多个金矿头领为异姓兄弟，吉林一带的采金工、伐木工、农民、猎民、采参人等四五万人愿受其节制。他还不断扩张势力，对采金业实行集中管理，区域内的砍木狩猎、种参采药、耕地农户等人征收惠民级的轻税赋，也建有强大的私人武装，会聚练勇达3000之众。由于他治理有方，境内民众安居乐业，诸业兴旺。“国中之国”的民人“只知有韩，不知有清”。
“韩边外”地方割据势力，不予铲除则养痈成患，欲剿捕亦无绝迹之方，这令吉林将军衙门着实伤透了脑筋。
吴大澂奉光绪皇帝旨意，改装易服单骑入山，在木其河于“韩边外”相见。他对韩宪宗晓以大义，宣朝廷既往不咎之大德，闻听吴公开诚布公的规劝后，韩宪宗终于做出洗心革面弃暗投明的重大决定，接受招抚向官方效忠请罪。
朋友乔钊的书
韩宪宗的到案并倒向官方的怀抱，是吉林军情匪情的巨大转折，标志着“巨无霸”级的金匪旗杆被砍倒……
为表示对朝廷的忠心也让皇帝放心，韩宪宗令之子寿文、侄寿德、寿村等深悉山情匪情的嫡系人员，带领官兵长驱直入直捣密林深山的匪穴，铲除土匪的后勤给养基地。然后，部队裹粮进山全力追剿残匪，深山密林里人迹罕至是天然的“坚壁清野”之地，因贼寇劫掠不到粮食而分崩离析，土匪们死的死、逃的逃、抓的抓，剿匪队伍则连奏凯歌“连获贼匪，绑解来（吉林）城”。
在官府抚剿结合的“软硬兼施”之下，吉林境内军情匪情发生根本性转变，猖獗匪患渐得平息。
分地设防守界域
吴大澂为实行“屯垦实边”的政策，修建了南起珲春、北到三姓、东到东宁和密山等地的道路，派遣靖边军分别驻扎在各个要道。道路畅通则易于调兵遣将，分地设防则不利匪盗横行，交通便利加之分地设防的最佳组合，不仅可以震慑胡匪也起到了巩固国防的作用。
到吉林后，吴大澂新建的巩、卫、绥、安四军，其所承担的基建任务是非常繁重的，除了修兵营、建堡垒、造炮台之外，还要去开山劈石筑路架桥，以通道路。部队主要修建宁古塔、珲春及吉林之间的驿道，仅宁古塔的二站一带就架设桥梁三十六处，可见当年施工量之大。而修筑宁古塔通往三姓、密山、东宁三岔口之间道路，则是由招募来的屯兵和民人担负起这份职责。
在招垦方面，吴大澂对容易招垦的三岔口、穆棱河等地是不放垦的，而对“距（宁古塔）城较远，中有三四百里绝无人烟，往来无栖息之所”通往三岔口的道路，为“须节节分屯招垦”一段路一段路地渐变成“经途”。
列戍在各要道其间的巩、卫、绥、安靖边诸军，其驻扎的位置是经过精心谋划过的，也是随招民开垦的进度在调整变化的。
吴大澂通过驻扎官兵、招募屯兵、乡民立会这三种方式，保证了在要道口均有人把守，纳“民户为官兵的眼线”，民人和部队彼此相顾，“稍有动静”即出动附近的官兵前往缉拿，“匪不敢出山掠劫”，最终实现了地方安谧，匪党敛迹。
循吏深山编民户
驻扎在三姓副都统的“绥字军”统领戴宗骞，派得力干将赶赴东大山，分头实地走访金矿、菜营、碳营、参营和民人聚居点，彻底清查民人的底数，将他们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相貌、财富、居住地等信息详细登记在簿，统一编号造册，“凡入册者皆给腰牌，已领去千余面”。戴宗骞在三姓之地，实施编户齐民、相互做保的统一户籍制度，等同于当地最早的“人口普查”和颁发户籍证明。
戴宗骞像
颁发“腰牌”这一“身份证”，关卡对出入山林之人的检查有了凭据，没有“户口”的匪人因未身份证明而活动范围受到了约束。
光绪八年二月廿八日，吴大澂给戴宗骞写了封回信，在信中他说出了自己真正的为难之处。
当年，在省城吉林吴大澂身边的“卫字军”哨官当中，绝少有一丝不苟照章办事、精明细心的勤能干练之人，难以担当“编民户”重任。大凡事以密成，若办差不能够认真严谨，其后果就是不成一事，甚至还会带来更大的负面反应。“去秋访知山中匪类只有五六人，拟仿尊处办法编号分查，苦无经理之人”，吴大澂难以言表的无奈跃然于信纸之上。
好在吴大澂从吉林来到了宁古塔，在此他很快就一展愁眉，因为觅得了巩军营务处鲍丞兰微、贡生胡传、都司胡世贵这三名“素知大体，能耐苦劳，当可细心稽察，不致多事”，而值得信任托付之人。
鲍、胡诸君“携带素册，前赴东大山内，将各处参营大小窝棚编查一次，令其连环取保，每人各个腰牌一面。如有不安本分之人向各窝棚勒索盐粮，即令递相传报，由守卡官弁带勇进山，密拿严办”。
光绪八年（1882）三月，著名文人胡适的父亲胡传接受了吴大徵的委派，顶风冒雪逐一勘查山中人口并颁发腰牌。他在调查笔记《十三道嘎牙河纪略》写下这样一段文字，“然细察窝集中，凡隐隐有蹊径可辨处，其两旁林木必有斧斤所斫之痕，或一或二或三、四以为标记，数十里连接不断。是以山中人有道在树上之说，循此深入穷追,必可得其巢穴之所在。”
吴大澂的学习力、领悟力、执行力令人赞叹，手无缚鸡之力的一名书生能够非凡演绎“坚壁清野，分地设防”的剿贼之策，凸显了他潜在的军事才能，文人向军人的跨界成功，也增强了他的军事自信。
若干年后，吴大澂带领湘军远征东北，在中日甲午陆战当中惨遭失败，与他“领兵打仗”的自学成才和盲目自信，可能还是存在着一些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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