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醫生走了。
書單君一夜難眠。我相信很多“書米”和我一樣，悲傷，哀慟，輾轉反側，深夜痛哭，只能在網上以各種方式寄託哀思。
但還有一群人，他們連可以悲傷的時間都很短，然後必須擦乾淚水，再上前線。
這些人，就是李文亮的同行——中國醫生。
他們最能體會到李文亮的痛苦與堅守，也最能理解他的堅強與脆弱。
因為職業的特殊性，醫生經常被稱為“白衣天使”，但脫下白大褂，他們不過是跟我們一樣，會哭、會累、會被傳染的普通人。
我們給了這個群體太多的期待，和太少的瞭解。
在這個特殊的日子，書單君想跟大家分享一部關於醫生的紀錄片，看完這部片子，書單君只有一個想法——中國的醫生，太難了。
我們在反抗996，醫生卻一直是007
“如果我死了，就是浪費國家資源。”
——腦血管主任朱良付
我們去醫院時，經常聽到醫生說“一定要按時吃飯，早點休息，這樣身體才好得快。”
這句話醫生囑咐的最多，可是他們自己卻做不到。
排著長隊的病人，動輒七八個小時的手術，還有各種突發的急診，讓“規律的三餐和作息”成為了很多醫生遙不可及的夢想。
996對他們來說確實是福報，因為他們的日常就是007。
在眾多突發疾病中，心腦血管疾病是死亡人數最多的，短時間內得不到救治，就容易致殘甚至致死，所以很多大型醫院都為此設置了24小時綠色通道。
醫生（河南省人民醫院腦血管的主任）就是這個通道的組長。每次綠色通道有急診，不管是深夜還是凌晨，他都要馬上趕到醫院來。
有一次，朱醫生的手術做到晚上12點，還有16臺造影，全部完成後已經是凌晨5點。
朱醫生自己都說，“天天就這樣作息不規律，工作量大，我就擔心自己會突然死掉。”
但他不能死，因為無論是家庭責任，還是醫療責任，他都還沒有盡到。像朱醫生這樣的主任醫師，差不多要用25年的時間才有可能培養出一位。
44歲的朱醫生說：
“如果我死了，就是浪費國家資源。”看到這句話，書單君不禁想到了前段時間，被患者砍斷手臂神經的陶勇醫生。
這位朝陽醫院的眼科主任，本來是全國頂尖的眼科醫生。年僅39歲就已經是碩士生導師，獲得3項國家專利、發表了48篇SCI論文。
每年都有數以千計的眼病患者，在陶勇醫生的幫助下重獲光明。在病人拿不起手術費的時候，他甚至還會給患者貼錢。
就是這樣一位心地善良、醫術精湛的醫生，卻因為一次醫鬧，毀了。
同事和學生去探望時，陶醫生還安慰他們，讓他們好好學習和工作。
但沒人探視的時候，ICU的保潔醫生說，他在默默流眼淚。
陶醫生清醒後，口述過一首詩，他說即使以後不能再重返手術檯了，也想組織一群盲童進行巡演，讓他們賺錢養家。
詩的最後一句是：
“我把光明捧在手中，照亮每一個人的臉龐。”
看病不是買賣
“我們共同的敵人，是疾病本身。”
——胃腸胰外科主任牟一平
“我想要把你撕成碎片！”
這句話是一個老太太對朱良付醫生說的，她覺得“是朱醫生把老爺子（患者）害死的”。
她一邊罵人，一邊還說“我最近血壓高了，你給我看看”。
這個老太太也知道朱良付是好醫生，但是這不耽誤她投訴和告狀。
就像她知道，老伴是因為腦高灌注綜合徵（一種罕見但病死率極高的併發症）去世的，但是這不耽誤她把責任推到朱醫生身上。
在醫患關係中，我們大多數人都是作為患者或家屬出現的，所以我們對患者一方更容易感同身受：
要早起排隊，等很久才能見到醫生。
如果病情嚴重，每一天都在等待結果的煎熬中度過，結果出來之後又有新的問題要擔心。
手術時，家屬唯一能做的就是盯著通知的屏幕，如果手術超時，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了。
除了病情，醫藥費對很多普通家庭來說，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這些擔心和焦慮，我們很多人都體驗過。
這種情感上的焦躁都可以理解，但我們同時也要明白：這些負面情緒，是疾病帶來的，而不是醫生，醫生是百分之兩百希望手術成功的。
而且對於公立醫院來說，醫藥費貴主要是因為儀器和用藥貴，醫生的工資並不高。
但在那些“醫鬧”的人眼裡，“我給了錢，你就要給我把病治好”。
這句話放在商業邏輯裡是沒有問題的，但看病不是買賣。
人體和醫學都是非常複雜的，無論你給多少錢，很多疾病都會存在或大或小的治療風險，再厲害的醫生也只能降低風險，不能杜絕風險。
哪怕幾率再小，只要是發生了，對於病人來說就是100%。
關於醫患關係，我很喜歡紀錄片中，血液科學術主任孫自敏給出的比喻。
在給一位十歲的血液病患者進行治療前，孫醫生是這樣跟他們溝通的：
“我們醫護人員和家屬、病人三方是一個戰壕裡的戰友，目的是一樣的，只是分工不同。
就像我們打突圍戰，能不能衝出去，你（患者）是戰士，我們是制定方案的人，你爸爸媽媽是準備糧草彈藥的人，最後成功肯定是我們共同努力的結果，但關鍵的人是你。”
醫生是提供幫助的夥伴，我們共同的敵人是疾病。
在這場針對疾病的戰役中，有任何一方撤退，戰役都無法取得勝利。
有些痛苦，是註定要承受的
“往往是醫術的瓶頸還沒遇到，人心的瓶頸就遇到了。”
——燒傷科醫生徐曄
《中國醫生》的第二集，講述了南京鼓樓醫院一位燒傷病人的故事。
60歲的老劉因為煤氣爆燃，全身燒傷面積高達95%，一同被燒傷的老伴，因為病情稍輕，已經轉到了當地醫院。
每天，老劉都要經受一次長達2小時的“酷刑”——換藥，陪床醫生徐曄要把他的傷口打開，上藥，再包合。
整個過程無比痛苦，接近“不可忍受”。有句話叫“往傷口上撒鹽”，老劉的情況就是往全身撒鹽。
他受傷最嚴重的地方是雙手，所以四天後的植皮手術至關重要。
但每天的換藥就要大幾千塊錢，手部植皮手術要兩三萬，因為燒傷面積過大，植皮手術要重複多次。整個治療過程算下來，大概要花費100多萬。
在整個治療過程中，徐醫生和家屬做了三次比較正式的交流，每次交流的難點都是一個字——錢。
徐醫生希望至少能讓病人做完手部的植皮手術，這對病人之後的生活，有非常大的幫助。
而且創面如果不關閉，後期也非常容易感染。他為此還從醫院的基金會申請了2萬的救助金。
兒子考慮的則是，做完手術不可能馬上走，後期還是一個經費問題。現在已經花了20萬，手術後還要20萬，而且老人還沒有醫保。
本來之前他剛買了房子，還辦了個小廠，投了點錢進去，但現在賣就虧太多了。“現在能借的都借了，還在網絡上籌集了幾萬資金”。
幾十萬的醫藥費對這個普通家庭來說，確實是很大的負擔。
最後，兒子劉某還是決定不做手術，直接出院。
這個決定對於三方來說都是痛苦的，但這種痛苦，在當下是註定要承受的。
得知病人強行出院的消息後，徐醫生說：
“我肯定希望他活下來，但是什麼叫好，你把他治癒、出院，但他渾身是瘢痕，他的生命質量下降，他的家庭也會因此受到拖累，這是不是真的好，很難說。”
一個月前，就在同一個病房裡，徐醫生的另一位重度燒傷患者，也因為同樣的原因，家屬放棄了治療，最終病人去世。
老劉走後，徐醫生拍著病房裡那張燒傷病人專用的翻身床，感慨良多。
人生本來就是一場修行，對任何人來說都是。
✎✎✎
寫這篇文章之前，我跟一位做過腫瘤醫生的“書米”聊過，他開玩笑說，“命短的不適合學醫”，最普通的醫生，也要本科5年+畢業1年後考執醫證書，才能上崗。
主治醫師就更長了，至少要經過“5年本科+3年並軌+2年考試”，最快10年。
這位“書米”最後選擇了轉行，因為“社會認可度不高，工作強度大，工資比高中同學還低。”
前幾天，他寫了一篇關於醫生的文章，裡面說道：
“醫生是培養週期最為漫長的一個行業，當你拿起屠刀時，傷害的其實是千千萬萬的患者。當你拿起鍵盤時，請考慮一下，為了成為一名醫生，他們已經失去了太多太多。”
每一個醫者都是普通人，但不是每一個普通人都會成為醫者。
李文亮醫生的去世警示我們，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能只有一種聲音。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能沒有醫生。
經歷了這麼多的事情之後，希望我們每個人都能理解醫護人員的苦衷和價值，我們不能讓醫生既穿防護服，又穿防彈衣。
如果醫生真的成為“高危行業”，以後還有多少人願意學醫？
我們都可以選擇不做醫生，但是，誰能選擇不生病呢？
圖源 | 《中國醫生》
閱讀更多 書單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