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隨大勢顛簸的我們，走出戶外。
一
那一天在漫長等待後終於到來。
解禁前夜，北方交大嘉園公寓的學生，從一樓宿舍扯出插線板，接上臺燈，在樓前開了場檯燈晚會。
有星斗，有蟬鳴，晚會上有同學表演吹笛子，吹不出音，但所有人拼命鼓掌。
第二天下午4點40分，夏陽明亮，公寓區警戒線被撤去，300餘學生歡呼下樓，高唱團結就是力量。
同一時刻，北京皂君廟東里29號樓內，解禁的居民同樣在歡呼下樓，但很快被親友們擠了回去。
有老太太在人群中笑彎了腰，笑著笑著就哭出了聲。
那一天是2003年5月8日，立夏後第三天，北京解除隔離9221人，解凍信號自此陸續傳來。
哈爾濱解禁居民衝到樓下暢快跳了場廣場舞；上海解禁小朋友收到幼兒園夥伴折的400只千紙鶴；江西吉安村民在祠堂前放了許多掛鞭炮，青煙騰起，彷彿能驅散沉積數月的陰晦。
在深圳，解禁的居民感覺一步踏入了夏天，有人在日記中寫道：
外面天空湛藍，桃紅柳綠，歲月靜好，空氣清新。
我舒展一下身子，大口大口呼吸外面空氣，盡情享受這久違自由和燦爛陽光。
6月20日，北京小湯山定點醫院，最後一批患者出院。
人們爭著和換上軍裝的醫生們擁抱合影。院長張雁靈最後被拋向半空，所有人高喊“勝利啦！”。
人們笑中帶淚打量著世間，釋然中帶著愴然。
6月24日，世衛組織對北京“雙解除”：解除北京旅行警告，並從疫區名單刪除。當日，王府井百貨大樓員工悄悄貼出張手寫標語：北京真牛！
3天后，一個大雨夜，北京迎來“雙解除”後第一個週末。
壓抑已久的消費熱情如洪水般爆發。
王府井禮花綻放，西單無處停車，中友百貨內人潮如海，閉店時間一拖再拖，“買東西勁頭跟不要錢似的”。
商場內，試衣、交款、盥洗、乘梯都排著長隊，每一個化妝品櫃檯前都擠滿女孩。
女鞋部人多到無處可坐， 陌生女孩互相扶著試鞋，有女生說：
“混在人堆兒裡才最能感受到生活的快樂”。
在簋街，大雨沒澆熄熱浪，食客們打傘等位，到晚上十點時，簋街已消耗了5噸麻小。
事後統計，那夜北京有150萬人外出消費，消費總額超兩億。
一切開始緩緩甦醒。
6月30日，“雙解除”後第六天，環京長途公交恢復運營，鐵路客流回升，北京中小學全面復課並舉辦升旗。國博開了場展覽，名為《大唐丰韻》。
當天，一個韓國60人旅遊團飛抵首都機場，其中有韓國45家知名旅行社代表，他們來考察非典後的中國市場。
旅遊團下飛機時，展示了一個書法橫幅，用漢字寫著“祝中國非典退治”，上有全員簽名。
當夜，中青旅在王府井全聚德設宴接風。此後四天，俄羅斯、澳大利亞等國旅行團相繼抵京，遊客在人民大會堂享受了國宴待遇。
北京旅遊局局長稱，他原本預計旅遊復甦最快也得9月，受訪時他語帶哭音：冬天過去了，春天將很快到來。
7月1日，一個叫“春之旅”的23人旅行團，從首都機場出發。工作人員邊測體溫邊小聲說，“太好了，北京又有旅遊團了。”
其實春天早就過去了，但所有人都心有不甘。
三里屯啤酒創下銷量之最，後海夜夜槳聲燭光。頤和園破例連開了三個月的夜場。昆明湖中，長橋明月，湖邊盡是流連不散的人們。
經歷過壓抑的長夜後，人們格外愛人間。
那年秋天，因非典推遲的第四屆迷笛音樂節重開，那是最後一次免票的音樂節。
43支樂隊全部義務演出，每天觀眾超萬人，十年後，有吉他手回憶：那年就像是一群人做了一個混亂的夢。
見過生死的人，失去過自由的人，感動過、憤怒過、痛哭過的人，在臺下如海浪般起伏。
常有人自顧自衝上臺跳舞，跳到忘我，然後縱聲跳入海浪之中。
反光鏡樂隊的主唱，在音樂間隙，仰望了下天空，“太陽剛下山，天空真的好美”。
二
很多人的命運在那一年被改寫了。
2003年是高考從7月調至6月的第一年，因疫情影響，複習時間更為緊張。
考前有消息稱，感冒發燒不讓進考場，有考生因此一個月不敢洗澡洗頭。
當年高考如期舉行，許多考生出考場後放聲大哭，稱考題過難。
直到多年後，人們才知道考前發生了試卷失竊，流傳甚廣的說法稱，那年高考使用了備用卷。
命運滑向另外軌道的還有那年的畢業生。
北京招聘會直至7月1日才恢復，參會大企業寥寥，許多畢業生因此離開北京，返回家鄉。
隨同國運起伏的還有經濟曲線。
當年6月，貨幣政策收緊，一直震盪掙扎的A股，也隨之進入下跌通道。
疫情中那些明星概念股，在4月達到頂峰後，急速下滑，畫出一組組大同小異的山巒。
如火箭般飆漲的海王生物，從每股11.04元，跌至5.57元，風光無限的華北製藥，從每股7.42元，沉入二十個月來歷史最低位4.37元。
國民經濟如巨獸般舔舐自療，引領復興的依舊是優質白馬股，非典題材股皆化海市蜃樓。
失意者除了投機的股民還有投機的藥商。
北京兩位專家開出抗非典中藥配方後，河北安國的中草藥價格一路暴漲。每天拉藥的卡車超千輛。
平時每公斤20元的銀花，賣至180元。坊間稱，幾個藥材大戶每天能賺百萬，安國一天就能出幾個百萬富翁。
後來，因囤積居奇，以次充好，中央震怒，當年7月起，全國民間藥材加工被封殺三年。三年後，安國藥農受訪稱，機器皆已生鏽。
顛簸大勢中，得意者另有人在。
非典結束後，炒房客首次登上歷史舞臺。
非典只短暫影響了看房，疫情結束後，全國迅速掀起購房熱潮。
因抗災多發的貨幣需要出口，而且許多人因隔離心生感觸，希望改善居住條件。
2003年4月到6月，上海房價漲了18.1%，寧波漲了16.4%，疫區北京也同比上浮0.2%。
那年夏天，溫州走出5000多名專業炒家，帶動家族炒房，媒體估算，2003年有10萬溫州人行走天下，調動民間資本1000億。
那年11月，溫州炒房團包三架飛機飛深圳看房，落地買下上百套商鋪。那年後，各地售樓處開始掛橫幅“歡迎溫州老闆”。
國家統計局公示，2003年住宅投資首破萬億大關，房企井噴，激增至37123家。
和炒房客同等風光的還有養生專家。
非典消退後，電視養生類節目獲得前所未有的關注。
央視的《健康之路》，北京衛視的《養生堂》，天津臺的《健康大學堂》，皆成明星欄目。
養生大師們有專業團隊包裝，在電視走紅後，紛紛出書。書店裡，大師們的養生書籍越過經史子集，擺在最顯眼處。
那一年，腦白金的故事也如坐過山車。
非典時，它因銷售渠道在超市，銷量急劇下滑。非典後，保健品報復性反彈，腦白金9月銷售突破1億。以前即便是春節，也沒這個銷售額。
史玉柱說，一年間，腦白金經歷了歷史最低潮，也經歷了最鼎盛。
電視上，廣告聲再度吵鬧響起。電視前的人們，開始忘記許多事情。
三
非典結束後，人們相當長時間內，在公共場所不願大聲說話，彷彿怕驚擾了什麼。
那年夏天，趙薇電影《炮製女朋友》上映，票房只有600萬，同月，章子怡入圍戛納的《紫蝴蝶》上映，票房僅300萬。
剛剛隨國運完成顛簸的人們，不關心虛構的悲歡，塵世已是最揪心的舞臺。那段烏雲壓城的日子，讓人們對許多問題，重有理解。
非典時，歌手鄭鈞在天津農村暫避，百無聊賴，寫小說打發時間。
小說名叫《菜刀溫暖》，壓抑氛圍下，他覺得眾生都身不由己。
序言中，他寫道：
“生活有如一把菜刀，我們只是案板上的一棵菜花或者冬瓜，引頸待命。”
同樣因非典宅家的王朔，在看《金剛經》，思考的更宏大。
他說，你換個視野看，就看到結局了，放下人類智慧生物那點事，一切昭然若揭。
生死太鋒利，命運太無常，那年的人們不喜歡任何浮華的東西，最尊敬的人是醫生。
京郊的小湯山醫院成為特殊景點。北京春秋旅行社組織了一個千人旅行團，遊客們特意提出要在小湯山醫院停留，“近距離表達對白衣戰士的敬意”。
非典中犧牲的醫護，在網上有紀念館，那年，有百萬人送上虛擬的蓮花。
一位每天送花的深圳白領，說他原來最崇拜企業家，並以之為奮鬥目標。
非典後，他崇拜的人變了，“原來真有人可以不顧一切奉獻自己，而這樣人就生活在我們身邊”。
那年，許多人因此立志成醫，全民偶像是鍾南山。
非典前，鍾南山常去廣東省實驗中學做講座，非典後，學生們管他叫酷哥。
“有一次上課，一個同學對老師答案不服，馬上就指了出來，而且堅持自己解法。老師仔細想了想，承認那同學是對的。他後來就向我們炫耀：‘怎麼樣，夠鍾南山吧！’”
彼時的人們，崇尚真話的力量。
2003年非典後，南方報人北上籌建《新京報》。
報社設在北京南城一老樓內，棚頂漏水，牆皮脫落，數十人共用一部座機，供電時斷時續。
然而，那個年代的記者豪情萬丈，原《重慶晚報》記者袁凌在清華讀博，聽說《新京報》招人，便退學應聘。
導師放行，“與其多一個不情願的學者，不如多一個有良心的記者。”
2003年11月11日，《新京報》創刊，袁凌寫了創刊號第一篇核心報道：《北京SARS後骨壞死患者不完全調查》。
而那份創刊號的發刊詞中寫著：
對國家和人民利益的看護，對理性的呼喚，對權力的制衡，對本真的逼近，對美好的追求，對公義的扞衛，對醜惡的鞭撻——這是媒體的普世價值和終極價值。
歷史開始了。
那年夏天那般安靜又漫長，非典消息漸少，印象中有兩條新聞。
一條是廣東召開聽證會，人們反對立法禁食野生動物，最激動的是養殖戶，“立法不吃野生動物，我們一家的生活就會受到很大影響。”
另一條是衛健委高強說的：
我們今天的揮別非典陰影，並不意味著非典已經永遠離我們而去，我們還必須時刻做好準備，警惕非典的重來。
如果果然有非典重來的一天，則我們今天從抗擊非典中所學習到的一切，都將再次接受檢驗。
六月底一個午後，我坐出租車駛過天安門。
那天下過雨，一切都像洗過一樣，空氣中還有淡淡消毒水的味道。
紅牆、綠樹、城樓，宮殿重疊的簷角，老夏利就像駛過一個苦悶的隧道，碾壓過苦難，掙脫了厄運，闖入一幅新的畫卷中。
那一刻，忽然覺得，一切都有了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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