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史飞翔
王鼎（1768—1842），字定九，号省厓，又号威实。今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西街当铺巷（现改名达仁巷）人。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二月初三，王鼎出生于一书香之家。幼年家贫，但少负大志，刻苦力学，攻读不辍。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九岁的王鼎补诸生（秀才）；乾隆五十七年（1792），二十五时参加陕西乡试，中举人；嘉庆元年（1769）二十九岁时，入京师参加会试，中二甲第三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参与修撰《高宗实录》。不久母亲病逝，回家丁忧。
嘉庆六年（1801），三十四岁的王鼎丁母忧毕，返京，授翰林院编修。嘉庆八年（1803），王鼎三十六岁，适逢朝廷举行每十年一次的大考。王杰从容应考，凭借其非凡的学问和才华从众多士子中脱颖而出，蒙嘉庆皇帝赏识，累次召见，遂一举成名。随后王鼎被擢升为詹事府右赞善，补实录馆撰修。嘉庆十年（1805），王鼎三十八岁时，升迁为司经局洗马。翌年，升为翰林侍讲。四十岁时，再升为翰林院侍读。四十二岁时又擢升为翰林院侍讲学士、侍读学士，遂成为皇帝近臣。嘉庆十七年（1812）王鼎一年之间屡屡升迁。二月，授詹事府少詹事，七月升詹事，官居三品。十二月，任提督江西学政，直到嘉庆二十一年（1816），凡四年之久。期间，王鼎不断加官进爵，先擢升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工部右侍郎，再调任吏部右侍郎，旋转左侍郎。嘉庆二十三年（1818），王鼎五十一岁，以吏部左侍郎兼管顺天府尹事务，深得皇帝信任。自嘉庆二十三年至道光二十三年（1818—1843）二十余年间，王鼎先后供职吏、工、户、兵、刑各部，有时还身兼数职。
王鼎从政四十余载，秉公执法、刚正不阿，堪称“国之重臣”。他一生有两大重要历史贡献——“治河”和“禁烟”。道光二十一年(1841)夏，黄河在河南祥符(今属开封)决堤，大水泛滥，冲到归德、陈州及安徽亳、颍一带。道光帝命王鼎偕通政使慧成前往治理，王鼎又保荐熟悉河工、被判遣戍伊犁的林则徐襄助。他们“朝夕驻坝”与民众同心协力，终于在翌年春汛前，使决口大堤合龙，河水悉归故道。朝廷称赞王鼎治河费用省、工期短、质量好，加封他为太子太师。道光年间，鸦片泛滥已成国家大患。此时，王鼎力主禁烟，支持钦差大臣林则徐赴广东查禁鸦片。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王鼎支持抵抗派，同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的投降派进行顽强抗争。随着战争逐渐对中国不利，道光帝开始妥协动摇，最终将抵抗派林则徐、邓廷桢等人革职充军。王鼎上疏道光帝，保护林、邓，痛斥投降派。琦善因在对英交涉中获罪被革职锁拿进京，王鼎奉旨审理。他在上奏中说：“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并且对琦善的党羽一一制裁。还在王鼎治河期间，鸦片战争已处于打打谈谈之中，等他功成回朝，中方失败已成定局，对英和议在即，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约将要签订。王鼎置生死于度外，多次怒斥穆彰阿是秦桧、严嵩，琦善“误国”，屡屡劝说道光帝抗战，引起“上怒”。目睹报国无门，失望之余，王鼎决心以“死谏”打动道光皇帝。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三十日(1842年6月8日)夜，王鼎袖纳“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先开，穆不可任，林不可弃也”的遗书，坦然自缢于圆明园邸所，终年七十五岁。死时，家无余财。王鼎死后，穆彰阿的亲信、军机章京陈孚恩赶到王家，骗得遗书，又对王鼎之子王沆威胁利诱，并“代为改草遗疏”。随后，陈孚恩袖藏王鼎原疏交穆彰阿邀功。道光帝只知王鼎“暴病而亡”，遂下诏悯恤优抚，追赠太保，谥文恪。
王鼎是有清一代陕西籍学者中跻身权力中枢的为数不多的社会贤达之一。王鼎青年时深受张载关学影响，特别崇尚“关中三李”，重气节、轻功利，注重修身养性、人格操守，诚信务实、经世致用。在任江西学政此间，为明学术、正人心、兴儒统，王鼎组织人力，历时半年，刊刻重印了《朱子原订近思录》一书。是书取《论语·子张》记子夏“切问而近思”之意，为宋代大儒朱熹、吕祖谦合撰，集宋代名儒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的要言妙道之大成，凡四十卷、十四门（类）、六百二十二条。重印之际，王鼎亲为作序。序文开宗明义，强调重印之旨在于“振兴文治，广励师儒”，以期学有所本，治有遵循，范身名教，敦风化俗，从而达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培养益国益民的真才目的。不仅如此，王鼎还于嘉庆二十年（1815），经过精心比较遴选，重新刻印了妇孺能晓、贤愚易辨，有着通俗读物特点的《六事箴言》一书，广为传播。此书为晋阳牧（太原知府）叶玉屏所撰，辑录了历代名人有关持身、持家、居官、居乡、处事、处人等六方面的格言警句。由此可见，王鼎虽身居庙堂，但心系学问，尤关心世风民俗，可谓苦心孤诣。
王鼎一生唯谨唯慎，他身处权力中枢，抑或是出于政治风险的考虑，也许是受关学先贤“述而不作”的影响，“公余必读儒先书，抚古帖自娱，著述甚富，不存稿，盖不欲以文章见也”（《王鼎墓志铭》）。所以，王鼎的著作现存的仅有《淮河源流考》以及由其子王沆集录的《过庭纪闻》（语录）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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