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面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既需要堅定信心，同心協力，共克時艱，也需要科學理性地分析思考本次疫情的方方面面。對於規劃師而言，從專業角度對城市的規劃、建設和管理進行反思，吸取疫情帶來的教訓，探索麵向全面小康的健康、安全和可持續的人居環境，是義不容辭的責任。為此，我們開闢“規劃師在行動”的專欄，誠邀專家學者建言獻策。
本文字數：2875字
閱讀時間：9分鐘
作者 | 雷誠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小城鎮規劃學委會委員，蘇州大學建築學院副院長、副教授
庚子年伊始，突如其來的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改變了傳統的春節節奏。讓大家“鼠”居於家，體驗了一把“寧願長點膘，也不外面飄”的無可奈何，甚至有人戲言今年底將迎來一大波新生兒的高峰……。這些“樂觀調侃”背後更多的是各行各業的積極思考應對。作為城市規劃人，我們應當直面“新冠”疫情挑戰，主動思考城市規劃的初心、內核與未來。
1、城市規劃的百年輪迴
城市規劃與公共衛生防疫關係源遠流長。18~19世紀英國城市無序發展帶來瘧疾、霍亂等傳染性疾病的流行，空前的公共衛生問題推動了現代意義上公共衛生和城市規劃的誕生，開啟了兩者的首次跨學科合作。此後公共衛生和城市規劃兩個學科各自獨立發展，漸行漸遠，交流甚少。以美國為例，城市規劃學科致力於解決城市發展和住宅建設的研究，公共衛生行業則從事傳染病、環境汙染、職業健康等研究[1]。
直到20世紀80年代，公共衛生學科逐步關注肥胖、心理等“慢性疾病預防”，開始研究城市空間與人的健康關係，學科的再次合作為“健康城市”的萌發和成長奠定了堅實基礎。90年代美國引領的“健康與規劃設計”蓬勃興起，凸顯了空間環境因素的干預作用，城市空間環境成為健康支持的重要內容之一。2002年開展“設計促進積極生活計劃”研討，關注焦點不再是“空氣、水質和噪音汙染”等傳統健康影響要素，更強調通過多層次的空間環境要素規劃設計實現促進市民體力活動的積極影響[2]。2010年將城市規劃與環境設計作為落實公共健康理念的中堅學科，率先提出了“紐約市城市公共健康空間設計導則”，針對公共健康問題提出了151條設計策略，指導城市規劃與設計創造健康空間環境，引導市民體力活動行為和生活方式並最終促進健康[3]。
回顧“醫療與康復——健康與場所——健康與設計”的百年發展軌跡，秉承公共衛生防疫“初心”的城市規劃，在庚子年似乎又輪迴到了誕生的原點，公共衛生防疫再次成為城市規劃無可迴避的話題……
2、城市規劃的內外嬗變
我國“健康城市與規劃”研究正在持續推進，重點針對“非傳染性疾病”，在土地使用、空間形態、道路交通、開放空間等要素領域提出了相應的規劃干預方法[4]。從研究進程來看，健康城市與規劃要完成學科系統性的提升還有很長的路。直面這場不期而遇的“新冠”疫情拷問，進一步反思城市規劃內涵和外延的限制在於：
一是固守空間內核，“見物不見人”。城市規劃長期將城市空間視為“二維化”的均質空間，這是老生常談的問題。單一空間思維不僅忽視了城市“易致病空間”，而且基本無視“城市人”的複雜性，忽略不同人群實際活動特徵與使用需求，尤其忽視了“易致病人群”的特殊性。二是學科交叉尚未內化為實際動力。兩個學科百年分合後的今天，城市規劃與公共衛生學科交叉和合作深度不足，相關公共健康理念與方法尚未轉化為城市規劃真正的內在動力。三是“新技術不出實驗室”。健康城市相關規劃新技術方法的運用仍侷限於小部分研究者，尚未常態化成為規劃師案頭工具。
實際上無論是“健康城市”還是“海綿城市、韌性城市”，可謂“藝多不壓身”，最後只落得一個“十八般武藝樣樣稀鬆”。因此，直面“新冠”疫情的挑戰，“內核更新+動力提升+技術創新”成為城市規劃提升“防疫能力”嬗變的方向。
3、城市規劃的融合應對
針對“新冠病毒”類似的強傳染性疾病，城市規劃應當聚焦“可防疫空間體系建構”，這既是疫情管控的需求，同時也是健康城市和規劃管控發展的必然。具體從“人與空間、學科融合、技術平臺”三個方面探討如下：
一是人與空間融合
易致病人群+易致病空間的雙重識別
強調關注社會空間和城市空間的異質性，理性評價人與城市流動融合的風險狀況，合理選擇社會空間和城市空間的融合及阻斷方式。藉助醫學研究來摸清傳染性疾病的空間引發機制，在此基礎上建立“致病風險評估”數據評價識別體系，反向識別“易致病人群和易致病空間”的分佈，為各類防控應急規劃提供基礎數據支持。重點針對本次疫情焦點的“華南海鮮市場”類似潛在風險點分佈，結合城市人群流動和易致病人群空間分佈模型，可甄別“易致病雙重耦合”的靜態防疫體系及防疫等級區域，為防疫和應急規劃提供指南，指明城市日常公共衛生防疫的方向。同時，
建構起以大中城市為核心，綜合土地使用、城市交通等方面形成“多節點布控”的可防疫體系，針對特殊人群和特殊空間的分佈格局形成有效阻斷的防控布點。二是多學科融合
健康支持空間+可防疫空間的雙效疊加
從城市空間的健康與安全雙重效用出發，正向識別和評價城市空間的健康友好和可防疫程度。通過公共衛生學、醫學、地理學等學科理論，把城市空間環境的主動性“健康支持”和被動性“可防疫”融為一體、雙效疊加。在健康支持評價方面，西方學者提出了“步行指數”“個人空氣汙染暴露程度”等一系列指標，動態開展“健康影響評估”可以準確描述城市不同區域空間環境的健康程度以及改進提升的可能性。在可防疫空間評價方面，設想通過合理遴選相關指標建立“可防疫指數”評價體系，可藉此評價城市空間在傳染性疾病防疫方面存在的缺陷與不足，從而為下一步更新規劃設計提供明確的整治方向。
三是防疫與管控融合
公共疾控數據+國土空間規劃的雙構平臺
當前我國疾病防控體系主要包括國家、省、市和縣四級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基層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和農村鄉村衛生機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管理是由“中央—省—地市—縣”四級疾病控制與預防工作網絡組成[5]。這些公共衛生和疾控部門對傳染性疾病進行了數據監控數據收集和統計。通過豐富監測疾病類型、細化社區級的統計數據，基於共享分析數據、共同合作建立“公共健康—空間規劃”雙構數據平臺，搭建起城市居民健康狀況和城市空間的關聯體系。通過雙構平臺的建構，進一步指導城鄉國土空間規劃，合理佈局物質生產和流通空間，建立疫情時期基本生活物資的生產和流通體系；均衡、合理佈局公共衛生應急救治醫療體系，避免患者集中在少數醫療機構；擇選並預留臨時性集中救治醫療設施用地[6]。同時，在疫情爆發過程中，雙構平臺可以有效整合信息、動態監控疫情進展，利於合理劃定疫區等級和社區防控，精確規劃檢查網絡布點。
“人類發展過程中曾多次遭遇大規模傳染病爆發，正是在與疾病不斷抗爭的過程，人類才得以不斷進步發展”。2003年SARS病毒肆虐，已引起規劃學科的警惕和關注；2020年又逢“庚子之坎”的新冠病毒，希望能夠引起廣大規劃工作者的共同關注，直面困境、建言獻策提升健康城市建設！
致敬堅守在一線的醫護人員！
祝願平安健康灑滿中華大地！
參考文獻（向下滑動查看）
[1] 李煜. 城市易致病空間理論[M].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北京，2016.
[2] 劉濱誼，郭璁. 通過設計促進健康——美國“設計下的積極生活”計劃簡介及啟示[J]. 國際城市規劃，2006(02):60-66.
[3] 劉天媛，宋彥. 健康城市規劃中的循證設計與多方合作——以紐約市《公共健康空間設計導則》的制定和實施為例[J]. 規劃師，2015(06):27-33.
[4] 王蘭. 規劃健康——疫情之下對城市空間的重新審視.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微信.
[5] 齊奕. 基於防控體系的傳染病醫院設計策略研究[D].哈爾濱工業大學.2010.
[6] 秦波，焦永利. 公共政策視角下的城市防災減災規劃探討——以消除傳染病威脅為例[J]. 規劃師，2011(06):106-110.
————————————
閱讀更多 中國城市中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