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題目挺……的，但是有些信息並不能只看題目，對吧
任何地方貧困兒童的困境都應該引起人們的同情，就像無辜者和無助者所遭受的苦難一樣。尤其在美國這樣的富裕國家，兒童的貧困更應該引起恥辱和憤怒。
與貧窮國家不同，美國兒童貧困的驚人水平甚至沒有一個合理的藉口?畢竟，我們的人均收入為62,795美元，在世界上排名第十，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了無可匹敵的21.3萬億美元。
儘管如此，到2020年，據估計有1190萬美國兒童(佔總人口的16.2%)生活在官方貧困線以下，對於一個有兩個孩子的四口之家來說，意味著微不足道的25701美元。換句話說，根據兒童保護基金會的數據，在3810萬美國貧困人口中，兒童佔了三分之一，其中70%的家庭至少有一位父母在工作，所以貧困不能歸咎於父母的懶惰。
沒錯，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兒童比例已經從2008-2009年經濟大衰退肆虐時的22%大幅下降，在此前幾十年甚至更高，但現在還不應該打開香檳慶祝。相關的標準應該是美國與其他富裕國家的比較。答案是:糟糕。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追蹤的42個工業化國家中，巴西的兒童貧困率排在第11位。除去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我們的兒童貧困率僅高於西班牙。使用經合組織的貧困線標準——一個國家收入中值的50%(美國為63,178美元)——美國的兒童貧困率躍升至20%。
美國當然不缺乏降低甚至消除兒童貧困的手段。經合組織名單上的許多國家人均收入較低，國內生產總值也小得多，但(正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的一份報告所明確指出的)在子女方面做得要好得多。我們的高兒童貧困率源於政治，而非經濟——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政府政策減少了公共投資在基礎設施、公共教育和減貧方面佔GDP的比例。當然，就在那幾年，“大政府”是前進道路上的一個障礙的信念越來越根深蒂固，尤其是在共和黨內部。今天，華盛頓僅將9%的聯邦預算分配給兒童，無論他們是否貧窮。相比之下，65歲以上的美國人只有三分之一，高於1971年的22%。如果你想要一個簡單的事實來概括我們現在的情況，那就是，與30年前相比，經通脹調整後，生活在最貧困家庭的兒童人均支出幾乎沒有變化，而相應的老年人支出則翻了一番。
保守派對這一切的反應是可以預見的:你不可能通過砸錢來解決兒童貧困等複雜的社會問題。此外，政府的反貧困計劃只會助長依賴性，造成臃腫的官僚機構，而不能解決問題。美國社會項目的實際成功證明了這種說法是完全錯誤的，但這並不重要。在此之前，讓我們先來了解一下美國的兒童貧困狀況。
讓我們來估計一下
定義貧困聽起來很簡單，但事實並非如此。政府的年度官方貧困衡量標準(OPM)是在20世紀60年代制定的，它根據家庭規模確定貧困線，主要是將1963年的最低食品預算成本乘以3，同時考慮消費者價格指數的變化，並將結果與家庭收入進行比較。
2018年，一個只有一個成年人和一個孩子的家庭收入低於17308美元，被視為貧困家庭(2012年，兩個成年人和一個孩子的家庭為25,465美元，以此類推)。根據OPM的數據，那年有11.8%的美國人很窮。
相比之下，自2011年起每年發佈的《補充貧困衡量標準》(SPM)則建立在OPM的基礎上，但提供了更細緻的計算方法。它計算了家庭的稅後收入，也計算了來自所得稅抵免(EITC)和兒童稅收抵免(CTC)的現金流，這兩項措施都幫助了低收入家庭。它還通過補充營養援助計劃(SNAP)、向貧困家庭提供臨時援助(TANF)、兒童健康保險計劃(CHIP)、全國學校午餐計劃(NSLP)、醫療補助計劃、住房和公用事業補貼、失業和殘疾保險等方式，增加了政府提供的援助。然而，它扣除了諸如兒童看護、兒童撫養費和自付醫療費用等費用。根據SPM的數據，2018年全國貧困率為12.8%。
當然，這些貧困的計算都不能告訴我們孩子們的實際情況。簡而言之，他們的處境更糟。2018年，18歲以下的美國人中有16.2%的家庭收入低於SPM線。這還不是最糟糕的。由國會委託進行的一項2019年國家科學院、工程院和醫學院的研究發現，9%的貧困兒童屬於“極度貧困”家庭(收入低於SPM的50%)。但是36%的美國兒童生活在貧困或“接近貧困”的家庭，這些家庭的收入低於貧困線的150%。
兒童貧困率也因種族而異——差別很大。黑人兒童的貧困率為17.8%;西班牙裔兒童為21.7%;而白人只有7.9%。更糟糕的是，超過一半的黑人和西班牙裔兒童生活在“貧困”家庭附近，而白人兒童的這一比例不到四分之一。把年齡和種族結合起來，你會看到另一個不同，尤其是對五歲以下的兒童來說，2017年總體貧困率為19.2%。然而，如果把五歲以下的孩子按種族分類，你會發現:白人孩子佔15.9%，西班牙裔孩子佔25.8%，黑人孩子佔驚人的32.9%。
位置也很重要。兒童貧困率因州而異，差別十分明顯。例如，北達科他州和猶他州為9%，而新墨西哥州和密西西比州分別為27%和28%。19個州的稅率為20%或更高。查看一份彩色的兒童貧困地理變化地圖，你會發現南部、西南部和中西部部分地區的兒童貧困率高於全國平均水平，而農村地區的貧困家庭比例往往高於城市。根據農業部的數據，2017年，美國農村22%的兒童和26%的五歲以下兒童處於貧困狀態。
為什麼兒童貧困值得重視
想象一下這樣的場景:200米競走，一些選手的起跑線比其他人落後75米。除非有一位奧林匹克級別的運動員，否則那些一開始就遙遙領先的人自然會贏。現在，把這個比喻為出生在貧困中的美國孩子所面臨的困境，那並不是他們自己的錯。他們可能是聰明和勤奮的，他們的父母可能會盡最大的努力來照顧他們，但他們的生活存在一個巨大的障礙。
首先，貧困兒童的營養狀況一般會比其他兒童差。這並不奇怪，常識如此:兒童期營養不足的問題會持續多年，可能會影響一生。科學研究表明，到三歲時，兒童飲食的質量已經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他們大腦中重要部分的發育，如海馬和前額葉皮層。這一點值得牢記，因為2018年有400萬6歲以下的美國兒童生活貧困，其中近一半是單親家庭的孩子。
事實上，這個過程開始得甚至更早。貧窮的母親本身可能也有營養不足的問題，這增加了她們生下低出生體重嬰兒的風險。這進而會對兒童的健康、他們所受的教育水平以及他們未來的收入產生長期影響，因為營養的質量會影響大腦的大小、注意力和認知能力。它還增加了學習障礙和經歷心理健康問題的機會。
貧困兒童在其他方面的健康狀況也可能較差，原因多種多樣，從更易患哮喘到血液中鉛含量較高。貧困家庭很難得到良好的醫療保健。此外，還有一件事:在我們這個受郵政編碼影響的公立學校體系中，這些孩子上的學校資源可能比富裕社區的孩子少得多。
我國的阿片類藥物問題也以驚人的方式影響著兒童的福祉。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2年期間，三分之一的育齡婦女在藥店購買了阿片類藥物，估計其中14%-22%的人懷孕。其結果是:在子宮內接觸阿片類藥物並在出生時出現戒斷症狀的嬰兒數量驚人地增加，這也被稱為新生兒戒斷綜合症，醫學術語稱為NAS。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它的影響包括未來對疼痛的敏感性增加，以及易患發燒和癲癇。從2000年到2014年，NAS的發病率增加了4倍。2014年，美國有3.4萬名新生兒出生時患有NAS，正如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一份報告所述，NAS“相當於大約每15分鐘就有一名患有阿片類藥物戒斷症的嬰兒出生。”(鑑於當前的阿片類藥物危機，近年來情況不太可能有所改善。)
NAS引起的併發症並不會隨著出生而停止。儘管這項研究仍處於早期階段——阿片類危機始於上世紀90年代初——但它表明，NAS的不良影響遠遠超出了嬰兒期，包括認知和運動技能受損、呼吸疾病、學習障礙、難以保持智力集中，以及使與他人進行有效互動變得更加困難的行為特徵。
在這一點上，你不會驚訝於NAS和兒童貧困之間的聯繫。處方類阿片類藥物的使用率在醫療補助計劃中的女性中要高得多，她們比那些有私人保險的女性更可能貧窮。此外，濫用和過量使用阿片類藥物導致的死亡(無論是通過處方還是非法途徑獲得)在窮人中更為普遍。
把所有這些因素結合起來，就得到了這樣的結果:從出生前的幾個月開始，貧困就減少了機會、能力和能動性，其後果一直延續到成年。雖然這被操縱的痕跡可能是虛構的，但兒童貧困的確確保了一個被操縱的未來社會。好消息是(儘管不是在唐納德•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孩子們努力贏取半體面生活(或更好生活)的競賽，也許不必被操縱。
本不必如此(但只要特朗普是總統，情況還會持續)
出生於貧困家庭的兒童能否克服困難，發揮他們的潛力，過上充實的生活?保守派將指出，那些掃除了兒童貧困所造成的所有障礙的人的故事，證明真正的解決辦法是努力工作。但讓我們明確一點:貧窮的孩子不應該在他們生命的最初時刻就發現自己處於一個不公平的環境中。撇開個人成功的故事不談，與來自中產階級或富裕家庭的人相比，在貧困家庭長大的美國人的表現要差得多。他們在貧困中生活的時間越長，他們成年後擺脫貧困的可能性就越小;首先，他們完成高中學業或上大學的可能性遠遠低於那些更幸運的同齡人。
相反，正如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拉吉·切蒂和他的同事們所證明的那樣，如果低收入家庭的父母有錢搬到社會流動性更高的社區(得益於更好的學校和包括醫療保健在內的服務)，孩子的生活前景就會改善。就像想象中的競走一樣，起點很重要。但這裡的消息是殘酷的。社會進步指數顯示，在149個國家中，美國在“獲得優質教育”方面排名第75位，在“獲得優質醫療保健”方面排名第70位。當然，貧困兒童處於特別不利的地位。
然而，童年的環境是可以改變的(而且已經改變了)——保守派喜歡的政府項目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兒童貧困率從1967年的28%降至2016年的15.6%，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醫療補助計劃和食品券法案等項目。這些項目幫助貧困家庭支付住房、食品、兒童保健和醫療費用，以及後來的稅收立法，如勞動所得稅抵免和兒童稅收抵免。我們自己和其他富裕國家的歷史表明，兒童貧困絕不是一個無法改變的現實。記錄還顯示，要想改變這一現狀，就需要調動那些現在被浪費在諸如美國數萬億美元的永久戰爭等風險投資上的資金。
當然，增加就業和收入可以減少兒童貧困。《華爾街日報》對唐納德•特朗普的減稅和放鬆監管政策大加讚賞，強調了當前3.5%的失業率(這是60年來的最低水平)、新增就業機會的激增，以及各個層面的工資增長，尤其是對沒有大學學位的低收入工人而言。然而，這個故事情節忽略了重要的現實。減少兒童貧困的項目即使在貧困或接近貧困的父母獲益的年份也有幫助，當然，在經濟不景氣時也至關重要，因為繁榮的就業市場遲早也會崩潰。此外，特朗普粉絲吹捧的魔法發生在許多州和市政府要求提高最低工資的時候。僱主僱傭，特別是在人口稠密的州如加利福尼亞，紐約，伊利諾斯，俄亥俄和密歇根，必須支付更多。
至於減少兒童貧困，這在特朗普執政期間並不是總統的首要任務——不像推動通過一項1.5萬億美元的企業和個人所得稅削減，其收益主要流向最富有的美國人，同時在2019年將預算赤字擴大到1萬億美元，財政部稱。然後是那道“不可穿透的、強大的、美麗的牆”。它的估價在210億美元到700億美元之間，不包括維護費用。別忘了，僅本財政年度就提議增加330億美元的軍費開支，這是特朗普總統在未來10年增加6830億美元軍費計劃的一部分。
至於貧困兒童和他們的父母，總統和國會共和黨人開始削減一系列項目，從補充營養援助計劃到醫療補助計劃——未來10年價值1.2萬億美元——這些項目長期以來一直在幫助掙扎中的家庭，尤其是兒童渡過難關。此外，特朗普政府已經重寫了此類項目的資格規則，以降低符合資格的人數。
預期的目標是:通過減少對政府的依賴來削減成本。(更別提特朗普團隊為企業和超級富豪創造的補貼和稅收漏洞了，這些開支和收入損失總計達數十億美元。)這些被認為是工作道德驅動的緊縮政策打擊了有小孩的工薪家庭，例如，這些家庭迫切需要托兒服務，這可能會讓他們的薪水大打折扣:所有有小孩的家庭有10%甚至更多，而貧困家庭只有一半。再加上無補貼住房的成本。從2001年到2015年，月租中位數增長了近三分之一。換句話說，根據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數據，租金佔美國收入最低的20%的人收入的一半以上。特朗普的到來也讓低收入家庭支付醫療賬單的難度加大。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在2017年至2018年期間，沒有醫療保險的兒童數量增加了42.5萬人，當時有430萬兒童沒有醫療保險。
甚至在唐納德•特朗普當選之前，在有孩子的合格家庭中，只有六分之一得到了托兒援助，只有微不足道的五分之一得到了住房補貼。然而，他的政府準備將一些幫助他們支付住房和兒童保育費用的項目送上斷頭臺。這樣的家庭將來指望他幫忙是沒有意義的。他不會為他們建造特朗普大廈。
無論“讓美國再次偉大”意味著什麼，它肯定不涉及幫助美國的貧困兒童。只要唐納德·特朗普監督他們的競選，他們就會發現自己離起跑線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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