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志》中，关羽还只是刘备手下一名骁勇的战将，陈寿将之与张飞、马超、赵云、黄忠等放在一卷中进行介绍。而到了《三国演义》里，关羽则位列“五虎大将”之首，唯有他一人能有“关公”的尊称。

到了清代，他更是被奉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崇为“武圣”，关帝庙遍布城乡。人们之所以这样推崇关羽，把他置于一个神的高度来瞻仰，主要还是因为关公身上的那个“义”字。

​“义”的不同内涵：

笔者斗胆将关公之“义”分为“大义”与“小义”。所谓“大义”指的是忠义、道义等儒家之义；而“小义”乃是指关公身上所体现的诸如侠义、仗义、兄弟之义等其他品质。

关羽也好，张飞也罢，他们并不是普通的草莽英雄抑或区区一介武夫，他们都是乱世中的有志之士。作者杜撰出桃园结义的故事，将之放在卷首，开宗明义。且看他们的誓词：“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连李贽都说：“他三人岂寻常草泽之人而已乎！”三人以报国安民为己任，岂不正是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关羽以天下为己任，正是他“大义”的体现。

在张飞误会关羽时，他说：“忠臣宁死而不辱，大丈夫岂有事二主之理。”翼德心直口快，心中所想，会第一时间变为口中所出。他不先骂云长背信弃义，抛却兄长不顾，而说忠臣不辱，大丈夫不事二主。可见，“忠义”的观念在时人心中根深蒂固，它终究是凌驾于兄弟之义上的。正如毛宗岗所评：“盖有君臣．然后有兄弟。君臣之义乖，即兄弟之义亦绝。衣带诏之公愤为重，而桃源之私盟为轻。”关羽此举，体现的恰恰是他无人可及的“忠义”。

除了儒家之义以外，在关羽身上还体现着侠义、仗义、兄弟之义等多种品质。早在关羽第一次亮相时，作者就借他本人之口，说是“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才逃难江湖的。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杰形象便跃然纸上，关公的侠义可见一斑。

提到关公之义，就不能不提华容道上放曹操的那一段。关羽之所以放走曹操，这其中存在着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情结。当年，若非曹操一意维护，怎还会上演温酒斩华雄那精彩的一幕。正如李卓吾所言：“若非孟德具眼，英雄遂无出头之期矣。”至关羽“归降”后，曹操更是无时无刻不流露出对他的惜慕之情。

对于曹操所付出的种种，关羽并非毫无感念，于是，知恩图报，士为知己者死。明知军法无情，他还是心甘情愿地放走曹操，让自己承担一切后果。

由此，我们反观关公之“义”，既有儒家所倡导的“大义”，又有作为一个个体存在的“小义”；既忧国忧民，希望建功立业，对于君主忠心不二；又除暴安良，侠名在外，知恩图报，信义昭著。这样一个人，也就难怪能得到统治者与百姓的一致推崇了。

不同内涵的“义”得到推崇的原因

刚才我们分析了关公身上所体现的两种不同内涵的“义”,既有儒家所推崇的“大义”，亦有带有市民色彩的个人的“小义”。关公之所以受到后世的推崇，必然是得到了统治阶级认可的。上位者推崇关公身上的“大义”无可厚非。他报国安民的大志，他对君主的忠心不二，都是统治阶级亟需用以教化百姓的手段与工具。可是，同样存在于他身上的这些“小义”，难道就不会与之产生冲突，不会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吗？

我们不妨回过头来看。早在出兵之前，孔明就已经“夜观乾象”知道曹操“未合身亡”，不过卖个人情留给关羽罢了。幸好有这么一笔，让关羽义释曹操的行为显得不那么尴尬，反而成就了一个大义、小义皆能保全的完美的关公形象。正因为曹操命不该绝，所以不论谁去结果都是一样，关羽放走曹操并不会给未来的蜀汉带来任何灾难，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他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放走曹操。这个举动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也就不用扣上不忠的帽子了，反而成就了关羽作为一个个体的“义”的完美。

推究作者本意，当是想极力刻画一个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蜀汉集团的一员，都完美得无懈可击、将“义”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物形象。由此我们发现，在关公身上完美体现了大、小两种不同的义，上位者看到的是关羽上报国家，下安百姓，希图跟随皇叔匡复汉室的决心与志向。

而市井百姓，则崇拜于关公的除暴安良，“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著”。二者各取所需，都从关公身上找到了自己欣赏、推崇的品质。于是，关公之“义”便成了不同阶层共同推举的东西，且经久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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