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内阁制度是如何发展演变的?

用户722217793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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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取得天下后,沿用元制,设立中书省,置左右丞相主持,下设平章政事、左、右丞、参知政事等官作为丞相副手,统领六部尚书。自胡惟庸案后,中书省已废,明代进入了一个没有宰相的年代。废相后,六部尚书升为二品,又分设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机构,各司直辖于君主,形成高度集权的现象。

废中书省后,由皇帝直领六部,规定此后不准再设宰相,臣下有敢奏请者,处以极刑。 《皇明祖训》里,朱元璋有如下论述:“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 ⋯⋯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洪武十三年因胡惟庸案后废相,太祖自理万机,以便杜绝祸患。但是公务繁重。故太祖仿宋制,设置翰林院诸殿阁一切文件奏章便委任翰林官员处理。翰林官来自进士,故多有精通政事者, 后来更成为殿阁大学士的主体。

洪武十五年, 太祖仿宋制置中极殿(又称华盖殿) 、建极殿(又称谨身殿) 、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 ,共“四殿二阁”大学士 。洪熙元年(明仁宗朱高炽)又建弘文阁,实际形成“ 四殿三阁” 。职掌由“备顾问”逐渐演化而成。因此,所谓“内阁”,实际是皇帝内廷的办公地方,内阁大学士就是皇帝的秘书。

明初的阁臣由皇帝直接任命,称“特简” ,后转为大臣推举,称“廷推”或“令推” ,多选自翰林院。 但是当时只有内阁大学士 ,仍未有内阁之名 。

成祖时, 内阁制初步成型。 成祖特别从翰林院中, “特简” 解缙, 胡广, 董维等儒臣 “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这时大学士的官衔是“入阁办事” 。自此,成祖常诏阁臣密议国事,大学士渐受亲用,皇帝与大学士论政,大抵成常制,然而,奏章批答仍由成祖亲自处理。 当时,三杨已入阁 ,至此内阁制度算是正式成为定制。

仁宣两朝,可算是内阁地位上升期,内阁制亦渐完备。杨士奇,杨荣、杨漙等,皆前朝旧臣,杨士奇累官礼部待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荣为太常卿兼谨身殿大学士,其后二人迁尚书,晋少师。 (留意兼任尚书之用意 )仁宗每遇机务,必与之商讨,此后,入阁事者必以师、保三孤,尚书之尊,遂定成制。此外,“条旨制度”的出现。

由于三杨地位特殊,仁宗遇事必命他们规划,而杨荣等人则以条对,再以文渊阁印封入,外人不得预闻,久之,阁臣对大政乃有决策权。宣宗即位,杨溥以太常卿兼弘文阁大学士 ,与杨士奇等共掌机务、阁权更重。

另一面,凡中外章奏,皆由大学士先用小票墨书,写下自己的意见,贴于疏面,进呈皇帝,称为“条旨” 、“票拟”,地位与九卿相同。由于奏章数目繁多,秉笔太监照阁票“批红” ,而秉笔太监多由司礼太监担任,使司礼监得以正式与外廷往来。

注:司礼监

司礼监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之一,原掌宫廷礼仪,纠察触犯礼法的内官。批红:用朱笔在奏章上划红,以示认可,由司礼监担任。

英宗在经历夺门之变后,内阁制又有突破性发展,天顺年间出现了「首辅制度」 。明代时,内阁大学士多至六、七人,少则三、四人,多以入阁先后,资历及皇帝的意愿,选定一人为「首辅」 ,即内阁制的首领,其他阁员门称为“次揆” 。一切大事及票拟,皆由首辅主决。

首辅又称首揆( kuí),即内阁的首领,其他阁员称次揆。 “大事皆首辅主持 ,次揆以下 ,不敢与较”。其后,大学士的品秩,虽仍为正五品,但因阁臣带衔入阁,品秩及地位亦相应提高。

世宗嘉靖至神宗万历年间,是内阁制的全盛时期、如夏言,严嵩、张居正,足见首辅的位望,已走到顶点,他们虽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严嵩任阁职二十一年,为首辅时大搞党争,排除异己。

张居正任阁职十六年,内结宦官冯保,驱逐前任首辅高拱、加上张氏得神宗信任,甚至他丁忧江陵,奏章竟由北京送往其府第批阅,可见当时首辅虽仍为正五品官,但实际权力已凌驾正二品的六部尚书。



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死,神宗亲攻,由于失去张居正的约束,神宗渐渐荒废政事,四十年不朝,深居宫中,不答奏章,完全不与阁臣接触。内阁甚至空无一人。朝廷内外,更官缺不补,内阁制的发展,己至衰退阶段。其后内阁虽仍行票拟之责,但却由宦官居中传达。

内阁渐成宦官的傀儡,司礼监更因负责“秉笔”及“掌玺”而有“太上内阁”之称,大学士的票拟是否照淮,完全取决于宦官的“批红” ,使内阁的重要性大为下降。

明朝内阁制是君权强化的产物,在明朝历史上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朝的内阁制产生了诸多流弊,但是内阁的出现,部分代替了 宰相的作用, 使政治生态重新达到平衡, 保证了政府各个机构的正常运行。

朱元璋当初废除宰相, 梦想他以及他的后世子孙永远掌握着绝 对的大权,然而他想不到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子孙们却逐渐 创立并完善了有着宰相职权的内阁制——这恐怕就是历史的规律吧, 人是无法与其抗衡的。


常棣tandy


序言:

早在明朝,明成祖时期就已经成立了内阁。而且这一时期的内阁权力并不是太大。尚处于一个成立和发展的时期没有形成什么特殊的职能。但是等到明朝中后期,内阁的权力已经非常大了,内阁首辅虽无宰相之名,亦有宰相之实。实际上就是宰相。但是等到清朝,内阁的权利有了很大的缩减,而且他的权利逐渐被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军机处所取代了。总体来说它的发展演变顺序是这样的。



(一)明太祖,明成祖时期

在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时期,内阁虽然刚刚成立,但是有很大的职能是无法取代的。在明成祖朱元璋时期废除了丞相制度,但是由于工作量相当大,而且朱元璋一个人无法处理全国的政务,所以他就设置了殿阁大学士。殿阁大学士全部都是由文人充当。主要是给皇帝批阅奏章。遇到具体的事物时给出皇帝处理意见。

等到明成祖时期内阁的规模有所扩大,明成祖朱棣招谢晋等七人进入文渊阁,成立内阁这是内阁发展史上的一个很大进步。但是与明朝中后期相比,这一时期的内阁权力仍然十分有限,而且难以干预皇帝的政令。

(二)明朝中后期。

等到明朝中后期内阁的权力有很大的增长,主要表现在内阁拥有了票拟权。通过票拟内阁可以影响皇帝的政令。特别是到了明英宗时。明英宗九岁就当上了皇帝,不能够独自处理国家事务,所以奏章都是通过内阁做出处理,然后再由皇帝进行批阅,总体来说内阁的职权是无限扩大的。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能够影响皇帝决策的权臣。而且他们的影响力绝不仅仅是皇帝一个人能够影响全天下的政局。比如万历朝的张居正。



(三)清朝时期

在清朝时内阁的权利相比于明朝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因为在这一时期内阁已经不是什么决策机关了。他只是一个进行处理日常政务的中央机关而已。特别是在雍正皇帝成立军机处以后。内阁的权力出现了很大的下滑。他们不再参与日常事务的决策指示。进行上传下达。相比于明朝内阁作为权力机关而言,清朝的内阁简直就不是一个权力机构。


总结:内阁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增强。

明清时期可以说是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顶峰。在明清之前,我国的专制主义制度并没有如此的完善。但是到了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已经发展到了巅峰时期。内阁的演变正是反映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增强。因为内阁本身就是专制制度的一种产物。他的发展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有着密切的联系。


唯史为大


对于封建王朝来说,不管哪种制度都是为了加强君主集中制,都是中央集权的手段。

前朝的制度,大多是后朝来写的。几乎都是经过后世过滤过的。事实上,这让我们看不到一个制度的正面,对于明代来说,其所创立的内阁制度,深刻的影响了后世制度的发展,其正是我中华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制度,没有之一!

一、皇权的参谋:

明代的内阁制度,起于明太祖朱元璋时期,他初定天下,固定了中华的行政版图,对外,他采取了武力与怀柔并济的措施,征伐北元残部,进攻哈喇和林,其所到之处,兵强势盛。对内,他亲力亲为,在处理琐碎的政务上,尤是如此,洪武十三年,为了保障皇权的稳定,也为了创立一个新的权力结构来进行国家的运转,朱元璋忍痛杀了其忠心耿耿的宰相胡惟庸。胡惟庸既是宰相,也是朱元璋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能够被任命到宰相这个位置,充分说明了朱元璋对他的信任。然而,为了帝国的未来,深谙历史掌故的朱元璋不得不有所动作,只有绝后患,方能做到波澜不惊。胡惟庸之死,牵连了近三万余人,历史上被称为:“胡狱”,实质上,这也是朱元璋对帝国官僚体系的一次清洗,对于大臣的任用条件,朱元璋往往都是近乎苛刻的,而能够来到他身边的人,更是被如此要求了。

在彻底的对帝国官僚体系进行了一次净化后,朱元璋也顺理成章的废除了宰相一职,他希望能够将国家事务按类、按部就班的分给六部进行运转,自己则掌握大权,进行裁定决策,据史料统计,由于朱元璋对国家事务做到了几乎事无巨细的处理,其每天能够处理高达两百多件的奏疏,这几乎就耗尽了他一天的时间和精力,后来,他认为应该酌情设立一个机构,这个机构的特点是,非定设、非定员、具备优秀的文字能力、不能够有涉及政务的权力,同时,进入的人员还要有一定的资历,如此甄选,很快就有一些人进入了朱元璋的视线,后来朱元璋定了四个人作为文职顾问,这四个人的职能仅仅就是为皇帝进行文字的润色,为皇帝进行代笔、阅读或解读奏疏的工作,他们被称为四辅官,其中出名者如宋讷和刘三吾,但是仅仅过了一年,朱元璋便废四辅官,他显而易见的仍是不希望他人参与皇权最高阶层的政务,显然,四辅官只是一种尝试,但这种尝试却为后来的内阁之路打下了基础。

二、共治天下-大势所趋

洪武三十年,朱元璋死于南京,他的皇太孙继承了皇位,建文帝朱允炆,这是一位有着才德和勇略的少年,即位伊始,他就开始着手对付他的叔叔们,这无疑是需要深谋远略和强硬手腕的,朱允炆毫无疑问的几乎差点做到了,当他在北平的第四个叔叔朱棣看到了兄弟们的凄惨后,下决心要帮助朱允炆矫正这一态势,毕竟,再如何进行清洗,这也是皇族的事情,是自己家里的事情,但在朱棣动手之前,朱允炆已经开始对朱棣的封地-北平进行渗透和笼络,但是由于朱棣长期在这个地方驻守,他和军队的领导都很熟,很快就将形势反制,并且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率部抵达南京,意图进行清君侧-他认为建文帝如此做法,一定是身边出了奸臣!朱允炆见此情景,担心会被叔叔报复,在皇宫陷落前,下落不明,成为了历史上的一件迷案。朱棣在取得了皇权的合法性后,对待文官的态度和他的父亲朱元璋并无二致,他先是杀了大儒方孝孺,只因为后者不肯为其起草登基诏书,在看定鼎天下,北征蒙古的过程中,他又屡次肆意的侮辱辅佐太子监国的文臣,关押杨溥,将杨士奇装上囚车带上一起北伐,凌辱黄淮、金幼孜等人,认为他们不过是太子的附庸,只忠于太子,而眼中无皇帝,文官们饱受屈辱,几乎无以为继,只有杨荣一人得免,因为他曾经在朱棣初进南京城的时候,劝告朱棣应该先拜谒太祖之陵,而后来,朱棣又以恣意狂妄欺君的罪名杀了在洪武时期就已经出名的才子解缙,而方式也是别出心裁,将其灌醉后,扔到雪地里冻死,并被后人传为皇帝的仁道之举。但是在形势逐渐稳定后,朱棣对文官们的态度开始转变,与其说是对文官的转变,不如说是对太子态度的转变,他重用黄淮、胡广等文臣,准其以预机务之名参与大事决策,在他就寝之前,他也要召文官到榻前进行恳谈,朱棣逐渐从一介武夫的慢慢的上升到了一位优秀政治家,这个过程中,文官所起的作用几乎是核心性的!而此时,日后影响颇深的内阁制度也已经形成了雏形,这种政治生态将决策权牢牢的握在皇帝手中,而行政运转和议政参政的权力,则下放到了文官手中,这不可谓不是一个突破,它让一个国家避免了宰相的独断专权,没有了李林甫、元载这样的奸臣、佞臣,实现了君与臣共治天下的形势,是明帝国政治生态发展半个世纪以来的一个升华,它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一笔财富。

三、东方君主立宪的范本

提到君主立宪,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欧洲和日本,但是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在中国,明帝国早已开始了并且更加完善的结合了立宪与行政的方式来运行一个庞大国家的政权!时间进入万历初年,此时元辅张居正,作为小皇帝老师兼在世的父亲,除了严格的指导小皇帝的书法、写作、学习历朝历代的掌故外,他还在不停的打压异己,与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联手,进行朝堂上的压制-对所有不服从的臣公,形势发展的异常顺利,很快,朝堂上再无反对之音,小皇帝和母亲太后李氏坚定的支持这位元辅和大伴(对冯保的爱称),只有这样,太后仿佛才能感受到一丝慰藉和温暖,毕竟丈夫隆庆只做了六年皇帝就撒手人寰,李氏孤儿寡母,受到了时任首辅、内阁大学士、吏部尚书高拱的打压,这让母子俩倍感惶恐,于是借着为隆庆准备后事的机会,张居正及支持者果断的以一条光明正大的政令驱逐了高拱,而随后不久,内阁的一位阁老,高仪也惶惶不可终日,死于家中,其原因无法细究。从此内阁由五-六人共同商议而以首辅为主的模式变成了只有张居正独断的模式,这仿佛让人看到了近两个世纪前的形势,朱元璋的时代,不过张居正所面临的情形远远优于胡惟庸所处的情形,他有太后李氏的坚定支持,而他所回馈的就是事必躬亲的治理国家,严格的调教小皇帝朱翊钧,一时间,其君臣共治天下成为了天下美传,张居正在任首辅十年间,对李氏母子毕恭毕敬,毫无僭越之事,但是由于小皇帝此时已经承人,开始了其青春叛逆的阶段,因此,在奸佞张四维、张鲸等众人的挑拨下,元辅死后,他命令剖棺戮尸,又命抄尽昔日张先生之家,逼得其一子上吊,不得不令后世唏嘘。这场清算最终止于张居正昔日坐下学生申时行之手,历史上,他是一位十分谨慎的人,有著作《召对录》传世,其中详尽记录一些政务琐事,他是第二个与万历皇帝分享权力的首辅,其谨慎周密的性格受到了年轻皇帝的青睐,很多看似棘手的事情,在他手里都能够迎刃而解!然而,好景不长。万历十四年,内阁及群臣请求朱翊钧早立太子,以备国本,然而由于群臣请立的长子朱常洛,是早年朱翊钧的冲动之下的产物,而他真正中意的则是郑贵妃所生的三子朱常洵,这个皇子后来被册封福王,明末时,被李自成大军俘获,将其执杀后,和鹿肉一起炖了,成为了农民军的食物,被称为福禄宴。史料称,这位年老皇子的遗言是:其肉太酸,不好食之,然而农民军并没有因此放过他,仍旧将其做成了佳肴。由于朱翊钧对其长子实在毫无好感,因此他长时间的不肯确立其合法的太子地位,此事之争,时间长达十数年,涉及的内阁首辅多达数位,其中包括了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沈一贯、沈鲤等,这其中,内阁人员也开始互相攻击,构陷,使得本来政治环境良好的朝堂变得乌烟瘴气,万历皇帝也因此由台前转入幕后,开始了其三十年不理朝政的生涯,而这三十年间,明帝国依旧在有序的运转着,并没有出现不正常的地方,这其实就是一种共治所致的现象,君臣有了明确的分工,皇帝不再干涉内阁,内阁则以皇帝为核心,进行政令的发布,地方则接收政令进行公务运行,一切有条不紊,实际上已经慢慢的做到了君主立宪的模式,为后世的政治制度带的确立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好处!

四、结语

明代内阁制度由其初始到成形再到完善成熟经历了二百多年!这是伟大的二百年!是发展的二百年!也是不朽的二百年!内阁制度,作为明代皇权核心的体现,其作用显然要远远高于历史上历朝的制度,无论在成熟性、应用性还是对后世的影响性,都是无可比拟的。它从一个秘书机构发展成为一个政令运行决策型的机构,代表了明帝国在这方面始终是在不停探索并完善的,而非停滞不前的,内阁制度的完善最终被清帝国几乎完整的继承了下来,不仅如此,它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政治制度依旧有着非同凡响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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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的内阁,经历权力从明初到万历年间的一个膨胀,再到清初的一个衰落的过程,体现的是专制主义皇权的不断加强。

明代的内阁是一个矛盾的产物,明太祖废丞相,皇帝政务繁多,产生内阁。

明太祖时,废丞相,任用老儒为四辅官(帮助皇帝处理公务),实际上是内阁的先声。之后,设殿阁大学士(品秩较低,仅备皇帝顾问兼协理章奏,侍从顾问,不参与决策),出自从翰林院,为内阁制度形成奠定基础。

明成祖时,正式在文渊阁设立内阁,大学士开始参与军国大事的商讨,内阁制度正式确立。

明宣宗时,内阁的地位逐渐上升,内阁大学士有了票拟权,票拟权的出现使得内阁实际上掌握了朝政的处理大权,内阁制度发展。

英宗时,开首辅专权之始,阁权已超过六部。后来,世宗至神宗初期,为内阁的鼎盛期。威权已超六部,无宰相之名,却有「相权之实」,不过此时阁臣互相争夺首辅之位,间接形成党争,造成政治的不稳定。

神宗后期,内阁权力渐衰。皇帝一面仍以内阁首辅票拟,但同时一面假手宦官居间传递奏章,令宦官渐专权。自此以后,内阁权力渐被宦官所夺,就算内阁的首辅,也要和宦官合作,才可以较为顺利地处理政策,如张居正和冯保。明末,皇帝多信用宦官,内阁没有发挥到应有的作用。

总之,终明之世,内阁从制度意义上讲,仍然不是宰相。从本质上来说,实际上是朱元璋以后的皇帝对宰相体制的部分恢复,或者说一种替代补偿机制。但不是法定的中央机构(职权范围不明朗,不能正式统率六部百司),只是皇帝的侍从咨询机构,无决策权。它也是君主专制强化的产物,不能对皇权起制约作用,反而加强了君主的绝对权力,保证君主对全国的统治,进一步巩固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清朝建立以后,承袭明制,设立内阁,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早在皇太极时代,为自己安排秘书班底,设置内三院。入关后将内三院改为内阁。

到康熙独立主政之后,内阁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几乎恢复到了明代的规模。不过康熙亲政后,很快对内阁这种在明代已经过于成熟、庞大、保密差、效率低的机关感到不满,逐渐另设秘书处——南书房。康熙中期以后,决策的中心逐渐转移到南书房。

雍正时,设军机处,军机处逐渐成为清朝的决策中枢。内阁则变成了只有几个低品级的中书发布诏令的机构,内阁大学士则成为朝廷给予德高望重的朝臣的荣誉衔。


跨越三八线的重逢


明朝内阁制 内阁是在永乐时期建立的。 永乐虽有洪武一样独揽大权的野心和实力,但一次又一次的远征让他不能真正意义上地总揽政事(想象一下从京师到漠北运送文书的荒谬),于是一个帮助皇帝的“助手”机构——内阁就应运而生。 内阁在最初的时候只是秘书性质的机构,但很快到宣德时期权力开始上升(三杨辅政),虽有正统末年的反复,到成化、弘治之际,内阁在已经成为足以对抗皇权的文官政府代表。正德荒嬉好战不亚于隋炀,却因为有杨廷和等阁老撑着未成大乱,经过嘉靖、隆庆的发展,万历早期应该是内阁权力极盛的时期,张居正改革让内阁成为政府运转的中枢,他的实际上已经接近于现代首相的地位。 1402年,刚从自己的侄子手里夺过皇位的明成祖,为了巩固权力,做出两个重大决定,一是把首都迁到自己的势力范围北京,二,成立内阁,这样,一个国事咨询机构正式建立了。 过去,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明成祖成立内阁以后,把原来宰相拥有的决策权牢牢把持在自己手中,议政权分给内阁,行政权分给六部。地方上分三司,分管司法、军事、行政,直接对六部负责。 在明成祖掌控之下,内阁与六部各司其职,国家最高行政命令从紫禁城发出,通过全国1936处驿站,全长143700公里的驿道,层层下发到帝国每一个角落。 后来,明宣宗时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政务流程:全国大大小小的奏章,甚至老百姓给皇帝提出的建议,都由通政使司汇总,司礼监呈报皇帝过目,再交到内阁,内阁负责草拟处理意见,再由司礼监把意见呈报皇上批准,最后由六科校对下发。 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一张纸上,贴在奏章上面,这叫做“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称为“批红”。按照规定,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数的“批红”由司礼监的太监按照皇帝的意思代笔。以往,太监读书识字是被严令禁止的。明宣宗不仅改了这个规矩,而且在他的鼓励下,宫里还成立了专门的太监学堂。后人猜测:明宣宗这一做法,其目的就是让太监牵制内阁的权力。久而久之,一种奇怪的政治格局出现了。 我们发现明朝内廷、外廷的机构完全对称。外有内阁,内有司礼监,外有三法司,内有东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巡抚,而内廷派往地方的也有镇守太监、守备太监等等。这样,内廷、外廷相互制约,才能确保皇帝的决策地位。但是,这也造成了内外两大政治势力的争权夺利。 紫禁城东部的这片建筑在明代叫做文渊阁。明朝的内阁就设在这里。在明朝万历年间,内阁首辅张居正让这个紫禁城里最不起眼的房子成为声名显赫的所在。在文渊阁办公的内阁成为实际上的政务决策者。 表面上,例行的政务流程似乎并没有改变,但决策权却出现了转移。张居正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当时的万历皇帝还是个孩子,张居正身为皇帝的老师,很容易影响皇帝的决策。 再者,万历的“批红”是在司礼监冯保指导下完成,而冯保跟张居正关系密切。 张居正把自己的意见授意他人,写成奏章,再由自己“票拟”赞同。幼年皇帝的批红自然毫无问题。 就这样,大臣的“奏章”,阁臣的“票拟”,皇帝的 “批红”,由张居正一手操控,达到空前一致。他的新政也就毫无障碍地顺利推进。 自明初以来,明朝的政务中心就在紫禁城这几个地方转换,权力的交替,左右着明朝的国运。宫闱重重之中、争权夺权的阴谋时有发生。 通过几代皇帝的努力,明朝曾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务体系,它在权力平衡方面堪称完善. 至今人们称呼各国处理国家政务的最高行政机构,仍多按此习惯称为内阁。内阁一词已成为政府首脑部门的代称。


逍遥藏家


明朝内阁制度建立于永乐时期。朱棣设内阁是为了分担皇帝事务的,可是却限制了皇权,真是种瓜得豆。但是,从整个明朝历史来看,内阁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制度,为朱家天下的延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后,君权空前加强,但也弄得他十分繁忙,遇到重大问题又无处商量。于是便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和十五年(1382年),先后设置了四辅官和殿阁大学士以备顾问。不过,当时重大政务仍由明太祖“自操威柄”,大学士“鲜能参决”。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的政务,实际上等于兼任宰相,把君主独断专行扩大到了顶峰。

可是,这只是在明初形势下,明太祖带有个人特点(如权力欲极强,猜疑心重,统治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等)所采取的措施。作为制度,后代那些不具备这些特点的皇帝是没有能力,也不愿意照样执行的,可是“祖训”又不便公开违背。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改造,内阁制度便逐渐形成。\r

杨荣像朱棣采取一种渐进的过渡形式以修正其父手订的中央辅政体制。他在取得皇位之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精选了解缙、胡广、杨荣、杨士奇、胡俨、金幼孜、黄淮等7位年轻有为的士人进入内阁,永乐年间习称“内阁七学士”。

虽然在永乐时期,内阁学士的品秩仍然是不高的,一直都不过是正五品的官阶。但实际上,他们经常能参与对重大政务的研讨,甚至对于六部的要政,也可以在御前进行更高层次的审议,以供皇帝参考。\r

明仁宗、宣宗以后,阁臣官阶骤升至从一品或正二品,兼任六部尚书,并有代皇帝草拟批答臣僚章奏的“票拟”权,逐渐形成阁权重于部权的局面。阁臣往往利用票拟和皇帝召见的机会,干预朝政,已近似于以前的丞相。\r

第一,内阁拥有“票拟”之权。这就使它对皇帝权力的限制,超过了过去的丞相。所谓票拟,就是代皇帝草拟各种文书,大量是关于六部、百司各类政务奏请文书的批答。它可以是先与皇帝共同讨论,作出决定后再草拟成文字,但更多的是内阁先拟好批答文字,连同原奏请文书一起送给皇帝审批。由于票拟要比以往各朝辅佐君主处理政务的制度更加细致、周到,这就让大多数君主单纯倚靠内阁票拟,自己可以不用过多地去关心政事。这样产生的结果便是表面上丞相废去,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政务,实际上多半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受到内阁诸臣极大的左右和限制。

第二,由于票拟是下达皇帝诏令的正常途径,所以明代内阁限制皇帝滥下手诏、中旨的斗争,也更加制度化。当时一般的做法是:各类文书全归于内阁票拟,疑难者由皇帝召阁臣一起商议决定;但必要时皇帝也可主动提出自己关于政事和用人的意见,通过手诏、中旨(或宦官传口谕)下内阁票拟。对于这类手诏等,内阁可以奉行,也可以拒绝,全都合法。

第三,和内阁相配合,还有六科给事中也在制度上直接起着限制皇权的作用。明初设六科(吏、户、礼、兵、刑、工)给事中,成为独立机构,它的重要权力之一就是:皇帝所下旨意,内阁未反对,草成敕诏;或内阁票拟,合皇帝心意,批准执行,都得再发至给事中处详审。如以为有害整个统治利益,同样可以封还诏书,此制一直存在。这样,除内阁外,便又多了一重对皇帝独断专行的限制。\r

通过以上三点便可看到,在明代,表面上废去了相制,君主独断专行更加厉害,实际上发展的结果却是,君主行使权力时在制度上受到的限制比以往更大,想要独断专行的困难更多了。

嘉靖年间,阁权进一步膨胀,阁臣不仅兼任六部尚书,而且兼署都察院,从而直接控制了部、院。阁臣之中,又分出首辅(首揆、元辅)、次辅(次揆)和群辅,首辅更是权压六卿,已是“赫然真相”了。如万历初年的首辅张居正,“威柄之操,几于震主”俨然成了“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的真丞相。

然而阁臣乃至首辅毕竟不是名正言顺的丞相,按照明太祖设立的“六卿分职”的中枢体制,首辅主政是违制的,他们之所以能够控制部院,是因为有皇帝支持的缘故。所以当明神宗感到阁权的扩张对君权构成威胁后,便于万历十一年(1582年)下令追夺张居正的官秩,阁权便一落千丈。此后,阁臣不仅失去了对部、院的控制权,就连皇帝也很难见到了。





天香引


明清时期的内阁,其实是一个相较矛盾的产物,这个具体来说阿,就是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自己的皇权,废除了丞相,废除之后,政务繁忙,皇帝自己也处理不过来,怎么办呢,后来就设立了四辅官来帮忙解决,这也是后边内阁制度产生的前身,事情就是这么一步步发展下去的,到后来,慢慢的明末,就由皇帝更加信任的宦官来操作这个事情了,到了清朝那时候,基本是承袭明制,也是设立的内阁,不然这政务也是处理不完,像最早的皇太极,到后面的康熙南书房,雍正的军机处,到后边内阁大学士成为一个荣誉职衔,总体来说,内阁这个事体现的是专制主义皇权的不断加强,皇权至高无上这么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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