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期，为什么会出现“文景之治”的局面？

2020-02-08 11:27:34 佚名

骑蜗牛走高速

首先是汉高祖刘邦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信奉黄老之学，无为而治，减轻对农民的赋税徭役压力。从秦末农民起义走过，吸取秦亡的教训，因此西汉统治者很注重民生和农业的恢复。在此基础上，汉文帝和汉景帝继续实施轻徭薄赋、释放奴婢的政策，重视农桑，恢复生产。再次就是汉初皇帝励精图治，自身水平较高。营造出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盛的文景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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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的成因，其他的答友已经论述的比较详细，今不赘述，浅谈一下文景之治中比较冷门但是比较有效的政策——纳粟拜爵。

纳粟拜爵是汉文帝时期的晁错上书汉文帝的主张，它的根本核心就是国家应该允许富户上交一部分粮食用来换取爵位或者是免除罪责，这样国家内部流通的粮食就会变少，谷物的价格就会比较高，防止谷贱伤农的情况发生。晁错的原始论述是：

“使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这项制度的实行为政府的财源扩张打开了很好的局面，不久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粮食，即可以用来存储备荒，也可以选择时机进入市场。这项政策的施行也很快，“于是文帝从错之言，令民入粟边，六百石爵上造，稍增至四千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各以多少级数为差。”因此国家积累了大龄的财富，这是文景之治的一个重要税收来源。在此之后，国家将税率由十五税一，改为了三十税一。国家出现了富饶的景象。“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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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国未年，战乱不断，首先是陈胜武广农民起义；其次六国残存旧贵族势力也趁势起兵欲收复失地；影响最大、战争争霸时间最长是楚汉战争。汉刘邦最初只不过是沛县的一个亭长，是最低级的县以下乡村小吏。刘邦文化不高，但智商、情商超人。其同乡吕老先生，一见刘邦，慧眼识人，观刘邦面相，认为刘邦“贵不可言”，执意将自己年青貌美的女儿(后来的吕后)，嫁给四十多岁的刘邦。韩信曾讲过，我有将兵之才，我韩信用兵“多多益善”，陛下您有“将将之才”，刘邦的过人之处，是善于用人，且从善如流，刘邦常问部下谋士的口头语是“为之奈何？”，刘邦知人善任，部下文臣武将张良、萧何、韩信等都能为其所用，这是刘那能够登上帝位的根本原因。刘邦建立大汉政权后，经过长期战乱，国内财力极度匮乏，相传，刘邦要寻找四匹同色御马，都找不到。因此，与民休养生息、发展经济，是西汉政权的当务之急。文帝、景帝两朝，对外采取“和亲”策略，尽其可能避免战争，致力于发展经济，实行盐铁国家专营，尽快提升国库财政收入，这些发展经济的策略，使国内经济得到较快恢复，出现经济繁荣景象，史称文景之治。也为后来汉武帝讨伐匈奴积累了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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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通俗地讲其实就是与民休养生息的一段治世，它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究其原因还要上溯至战国时期。读过西汉贾谊《过秦论》的人应该都记得这么一句话：“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秦始皇能够灭六国统一华夏是自秦孝公开始六代秦国君臣一起努力的结果，是量变积累导致的质变。但我们要看到，连续一百多年的大规模战争(算上其它诸侯国之间以及更早的征伐，时间跨度就远超一百年)，华夏大地上可谓是民不聊生、饿殍千里。

然而在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以后，为巩固统治，以嬴政为首的秦朝中央政府并没有采取蓄养民力的政策。在北方蒙恬率领三十万骑兵出长城打击匈奴，南方任嚣和赵佗率军五十万占据百越、岭南地区。在国内，政府又大量征发民夫修建阿房宫、秦始皇陵等浩大工程，些许失误还会招来严厉的处罚。大兴土木、不与民休息、严刑峻法也成了秦朝只维持了十五年就迅速灭亡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秦朝的覆灭并不意味着天下太平。自陈胜、吴广旨在推翻“暴秦”的大泽乡起义开始，熊熊的战火又再次燃烧了起来。及至后来刘邦和项羽的四年楚汉战争，战争规模和残酷程度甚至超过了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战争。到了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战争并没有完全结束。汉高祖率军三十万出击匈奴却遭失败的“白登之围”、平代王陈豨叛乱、平九江王英布叛乱等。甚至汉高祖去世后汉惠帝刘盈在位，吕雉摄政时期，因为诛杀功臣任用吕氏外戚，天下仍然不太平。

后来周勃、陈平等开国功臣诛灭诸吕，汉文帝刘恒继位，全国的局势才基本稳定了下来。但汉朝初年国家经济的困顿着实让薄太后、汉文帝头疼不已。天子出门，凑不齐四匹颜色相同的马、大臣出行甚至只能乘坐牛车。在继位前长期被父亲刘邦所疏远，被远封贫瘠汉匈边境代地的刘恒更加了解百姓的疾苦，也更清楚地知道一个外强中干的汉王朝是不足以对抗北方强大匈奴的。英雄一世的汉高祖在“白登之围”中尚且如此狼狈，更何况是后来承平日久的继任者们。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就不足以训练和装备出一支精锐的骑兵军团。另外，撰写“过秦论”的汉初政治家贾谊和刘恒可以说堪称知己，贾谊的观点也深深影响了刘恒。“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如果不体察百姓疾苦大兴土木，秦朝短时间即覆亡的悲剧便可能重来。因此，推崇“黄老之术”的薄太后和汉文帝开始轻赋薄徭储蓄民力。在刑法方面，都知秦法严苛，而汉初的律法大多承自秦朝，汉文帝也是废除了其中不少的严刑峻法。读过“绨索救父”典故的朋友都知道，小姑娘绨索给汉文帝上书说：“我的父亲担任官吏，齐地的人都说他清廉公平，如今犯法应当获罪受刑。我为（受刑而）死的人不能复生感到悲痛，而受过刑的人不能再长出新的肢体，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办法了。我希望舍身做官府中的女仆来赎父亲的罪过，让（他）能改过自新。”汉文帝看到她的上书后为她的诚意所感动，这一年也废除了肉刑法。赋税、刑法上的宽松使得百姓的负担大大减轻，全国的田亩数和人口也迅速增加。

汉景帝刘启继位后，继续延续了汉文帝时期的政策。在任用周亚夫等杰出将领平定了“七王之乱”后，汉朝中央政府郡县直辖的地盘进一步扩大，休养生息的政策因此惠及了更多的百姓。从公元前202年西汉王朝建立，至公元前135年汉武帝的奶奶、汉文帝的皇后窦太后去世，六十多年的蓄力使得西汉王朝的实力空前加强。轻薄徭役、休养生息的政策不仅使得新生的西汉王朝没有重蹈秦朝快速覆亡的悲剧，反而迅速修复了长期战争给国家带来的创伤，夯实了经济基础，为后来汉武帝出击匈奴的大规模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和民意支撑。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而民心是水，统治者为舟。只有顺应了民心，顺应了百姓心中所想，江山社稷才能得到稳固。西汉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顶峰正是由于刘氏皇族在王朝初创时即深知民间疾苦。汉高祖刘邦在进入咸阳时就对关中百姓有《约法三章》，相比之下西楚霸王项羽就残暴无道、不分阶层大肆屠戮秦地官民且纵火焚烧了人民劳动结晶的阿房宫。汉高祖刘邦从暴虐中解救百姓，最终成功可以说是理所应当。刘邦的儿子汉文帝刘恒、孙子汉景帝刘启顺应民心行黄老“清静无为”之术与民休养则是汉朝迈向巅峰的关键。没有顺应民心就没有“文景之治”，而没有“文景之治”就没有汉朝这样一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之作，这个朝代的名字也不会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永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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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之治”是指西汉初期汉文帝、景帝统治时期，汉朝逐步走向繁荣的治世景象。那么为什么会出现“文景之治”呢？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

国家统一的背景

秦朝吞并六国之后，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可惜好景不长，仅过十余年，楚汉之争又起。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定都长安，建立西汉。

建国初期，西汉王朝通过了一系列手段消灭了异性王并平定了诸吕之乱。从此国家政局趋于稳定。

国家统一稳定的政治背景，为“文景之治”的出现提供了重要前提保证。

文景二帝的治国方略

由于一系列的战争摧残，西汉初期，社会经济衰弱，民贫国亦贫。为了改变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文景二帝制定了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

1、政治上：推崇“黄老思想”，清净无为、予民休息；

2、经济上：“三十税一”，轻徭薄赋、让利于民；

3、外交上：不轻易出兵征战，维持和平、保存国力；

4、个人上：禁止各郡进贡奇珍异宝，减少皇家开支，减轻人民负担；

5、农业上：设置三老、力田等人员，劝课农桑、鼓励耕种。

采取了这一系列的措施之后，汉朝的经济逐步恢复，并且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也就是被史学家称之为“文景之治”。

人民群众的创造

“文景之治”局面的出现，离不开当然百姓的共同创造。

当时的人民饱受战火的摧残，经历过了长期的战乱，人民渴望平和安定。文景二帝的治国方略也正好符合当时人民群众的需求。

在这种治国方略的影响下，全国人民干劲十足，积极性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共同创造出了“文景之治”的局面。

若木语

“文景之治”对西汉王朝来说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正是因为“文景之治”积累下来了丰厚物质基础，在汉武帝时期，对匈奴用兵才有了足够的经济和军事资源。从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西汉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