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什么样的美学价值?

萧凤拙


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卓越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子夜》被称为“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瞿秋白语)。《子夜》作为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辉煌杰作,以其高超的文学史价值和社会学史价值,成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代表作。小说以现代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为中心,将纷纭复杂而具有重大历史社会意义的生活现象,通过谨严宏大的艺术结构生动地表现出来,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广阔面貌。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国。那时一方面正是国民党军阀之间开始混战,另一方面,世界性的经济危机波及到中国,特别是十里洋场——上海。于是中国的民族工商业进一步受到沉重的打击,一大批工厂相继倒闭,与之相应的是农村经济的破产。民族资本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转嫁危机,拼命压榨工人,打算从压榨中找到出路。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也更加深刻化。中国处在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局面,工人、农民在这样的社会黑暗统治下,被迫进行各种反抗斗争,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很快便会到来。①

面对现实,茅盾萌生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的企图”。而当时中国的思想战线上又正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开展了一场热烈论战。当时参加论战者,大致提出了这样三种观点:一、中国社会依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打倒国民党法西斯政权,是当前革命的任务;工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革命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这是革命派。二、认为中国已经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任。这是托派。三、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既反对共产党所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也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夹缝中取得生存与发展,从而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这是当时一些自称为进步的资产阶级学者的论点。茅盾认为第一种观点是对的,后两种观点是错的。他对于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和了解,他自己亲自参加过革命的实际斗争,很熟悉上海工商业的情况,经过深入细致的观察、分析和研究之后,将亲自看到的社会现象同当时一些理论对照,开始了长篇小说《子夜》的创作,决定以吴荪甫这样的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买办化,来回答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化了。”②

在《子夜》的第一构思方案中,茅盾自述“就在那时,有了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的企图”,受“野心”的驱使,茅盾分明是要构筑一部都市和农村的“交响乐”,即既写城市中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也写农村中的经济破产以及革命的农民运动;总之,企图通过“两者革命发展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③写农村的愿望和信心,来自茅盾终生“驱之不去”的乌镇生活体验,写城市的独特眼光和强烈冲动,追根究底,也同乌镇生活体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茅盾的故乡浙江省乌镇,是著名的鱼米之乡,且又是拥有丰厚文化传统的“历史的镇”。对于农村来说,乌镇这种亦城亦乡的突出特点,特别是乌镇的农村味,对茅盾的文化心理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说,茅盾之所以萌生“城乡交响曲”的初始构想,之所以终于不肯割舍,写双桥镇农民暴动的第四章(乌镇附近确有“双桥”),以及对丝厂格外有举趣(乌镇蚕桑业发达),无不与茅盾的“乡村血脉”直接相关。《子夜》上海霓虹灯辉映之处,隐隐晃动着带有泥土气息的乌镇投影。“城乡交响曲”的计划受挫之后,他仍然不顾结构的匀称而保留了第四章,并终于写出《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等杰作以补偿。

还有一个特别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子夜》以全景式的规模曲曲传送了茅盾自幼形成,逐步升华的强国梦愿。茅盾幼时受到比较开明的家庭教育。父亲具有维新思想,作为开明的维新派,他笃信实业救国,不但身体力行,而且亲执教鞭,要求儿子“以天下为己任”,这给茅盾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象。父亲早逝后,母亲“誓守遗言”,又持续强化着这种心理。中学时代的茅盾,就曾以“志在鸿鹄”为题作文,借鸿鹄自诉襟怀。④中学毕业后入北京大学预科,一九一六年预科毕业,因家境窘迫辍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开始在《学生杂志》、《学灯》等刊物上发表文章,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前途的进步的政治思想。

“五四”时期,茅盾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进一步参加革命斗争运动。1921年在上海先后参加了共产主义小组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之一。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他的文艺思想也有显著的发展和变化,革命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他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基本方面。一九三二年前后是茅盾创作的旺盛时期,他完成了长篇巨著《子夜》,第一次成功地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绘了1930年5月—7月中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小说对历史动向的正确反映,证实茅盾的文艺思想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是他整个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也显示了左翼文艺的业绩,从而确立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为一个卓越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

《子夜》一直被视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代表作。

在中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是以反封建思想名蒙和反帝救亡为己任,并没有产生出真正的都市文学,直到二十年代来和三十年代初期,都市题材才开始鼎兴,继乡土、情爱、启蒙、判逆等主题类型之后,成为中国新文学主题群落中又一引人瞩目的、具有独特历史内容和美学品格的文学景观。从区域上划分,当时的都市文学大致可分两大类型,一是以茅盾、楼适夷等左翼作家和刘呐鸥、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为主干的描写上海十里洋场的创作;一是以老舍为代表的描写北京皇城古都景象的创作。由于上海最典型地体现着中国近代社会论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发展过程,最集中地反映着中国现代各种文化的碰撞与渗透,最明晰地表现着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介入中,中国现代都市的精神与物质的双重畸形发展状态,因而,相对而言,对上海洋场景观的描写更具备都市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茅盾的《子夜》就是一部对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全方位描写的文学作品,呈现出一幅规模宏大的现代都市生活的广阔画卷。小说选取做公债与公潮这一都市题材,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集中地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生活和命运,与三十年代如火如荼的中国社会革命相联系,鲜明有力地展示了整修时代的发展趋向和壮阔波澜的场面。作品中有描写民族资产阶级的奋斗,买办资产阶级的活动,金融、公债市场的风波,工厂生活和工人运动,都市各阶层人物的面貌,等等。据茅盾自己说,《子夜》构思之初衷是想将都市命运、农村经济情形、小市镇居民意识以及一九三0年的新儒林外史全包括在内的,所因身体状况欠佳只“偏重都市生活的描写”。 ⑤

《子夜》刚刚问世,就有人注意到了它与现代都市文学发展的关系,甚至认为它在社会史上的价值超越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其原因就是《子夜》大规模的描写中国都市生活。书中写了三个方面: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对于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的描写,茅盾本人也深感不如人意。但瑕不掩瑜,《子夜》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开拓了广阔的天地,使现代都市文学一起步便达到与其他主题相媲美的巨大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子夜》对中国现代都市文学的发展功不可没。

众多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子夜》成功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子夜》完成了一幅在现代文学史上视野最为宏阔、体系最为完整的都市人物大观图。作品中描写了大小90多个人物,最引人瞩目的除吴荪甫这个主要人物外,还有金融资本家赵伯韬、杜竹斋,民族资本家周仲伟、朱吟秋、孙吉人,封建地主冯云卿、曾沧海,经济学教授李玉亭,颓废诗人范博文,青年寡妇刘玉英,社会交际花徐曼丽,资本家走狗屠维岳等等,这些人物形象品类繁多,色彩驳杂,神态逼真,逐一具有鲜明的个性。

吴荪甫是茅盾在《子夜》中塑造的最成功的艺术典型。吴荪甫是富有个性的民族资本家,他精明干练,而刚愎自用,贪婪残暴而又野心勃勃。他经营多种企业,有相当雄厚的实力,加上他的善于耍弄手腕,所以在一般民族资本家中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理想是发展民族工业,摆脱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的束缚,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因此,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斗争中,他表现出果敢、自信的性格。在与赵伯韬的斗法中,确实显示了他的沉着干练、刚愎自用。然而他无法抗拒历史的必然法则,公司的连连失败,沉重的一击之下,他的动摇,悲观就暴露出来了。吴荪甫在与赵伯韬的斗争中惨败时,他的悲剧命运也达到了高潮,只能用“死的跳舞”来排遣失败时的苦痛,几乎用自杀来结束自己悲剧性的命运。

吴荪甫的性格充分显示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一方面对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不满;另一方面对工农运动和革命武装极端恐惧与仇视。一方面对统治阶级的腐败制度与军阀混战的局面不满;另一方面又依靠反动势力镇压工人农民运动。两重性使得他处在一个非常微妙的夹缝中,同时也决定了他命运的必然悲剧结局。作者以雄浑而又细密的艺术之笔,成功地塑造了吴荪甫这个三十年代初期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这是继鲁迅笔下的阿Q之后,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又一个极为鲜明突出而且具有巨大艺术概括力的典型。

作品中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资本家赵伯韬。他是1920—30年代中国买办资本家的典型。他是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走狗,并且与反动统治阶级有关系,后台的撑腰,使他完全主宰着上海滩的金融市场,他的目的是消灭和吞并中国的民族工业,他是个心狠手辣的大魔王。小说中着重刻划了他在投资市场的活动。他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诡诈,他设置圈套勾引吴荪甫加入“多头”的秘密组织,合伙经营公债投机生意,然而又勾结国民党政府、军阀操纵股市,使吴血本无归。在私生活方面更加荒淫无耻。他自己恬不知耻地说,会“扒各样的女人”。这家伙玩弄女人包括:聪明无知年仅17岁的冯眉卿;稳健、有谋略的年轻寡妇刘玉英;轻佻放荡又有姿色的交际花徐曼丽。总之,这是一个坏得连自己都没有感觉的买办资本家。

茅盾在《子夜》中还创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他们各自的思想面貌、精神状态都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深刻印记。屠维岳是吴荪甫手下得力的鹰犬。小说中用了不少笔墨渲染屠维岳的“机警、镇定、胆量”。他自持很有才能,他同吴荪甫侃侃而谈时,“姿态大方”,“毫无畏怯的态度”,这种过分镇定倔强的态度与他的生活地位很不相称。在对待工人中,他显得很有谋略,很有手腕。冯云卿是在土地革命风暴下逃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通过地用自己女儿作“美人计”的一幕丑剧,尖锐地揭露了走向灭亡路上的封建地主阶级无耻的精神面貌。工人领袖张阿新,性格可爱但缺乏斗争经验,卖身权门,依靠资本家钱袋过活的李玉亭、范博文等一类所谓的“教授”、“诗人”,此外,还有其他诸如工人、农民,尤其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形象的刻画也都各具特色。

在上海这个有着近百年殖民地史的都市里,茅盾准确地捕捉住了现代都市文化的本质特征。他与当时以写上海为主的都市文学作家如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的创作兴趣不一样,刘、穆等比较注重描写西方殖民带给上海的能够集中地体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方式的外在物质文化,喜用夜总会、赛马场,特别快车此类动感极强的场景,通过对都市“酒巴文化”(都市人生理刺激、感官享受、本能渲泄)的铺垫,写出现代都市对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承受。而茅盾则把笔力主要集中在对都市上流社会各类人物的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剖析上。《子夜》选择了“客厅”作为人物活动的主部场景。侧重写都市的“客厅文化”,这适合它对现代都市观念意识的模式剖解和动向把握。虽然,客厅不含有剧烈的外部动作与感官刺激,却也充满着心智角斗的刀光剑影,也常常出现理性的迷惘、精神的恍惚与人格分裂的悲喜剧,在客厅特有的温馨静谧的氛围中,各种文化指令对人们的控制无疑比酒吧间的狂欢气氛更为有效些。在吴府客厅,多少阴谋策划,多少迷惘踌躇,多少百无聊赖的叹息,多少醉生梦死的调笑,便在客厅这一特定性场景里展开演出。“客厅文化”就这样成为《子夜》洞察都市文化模式和追踪其发展动向的一个独特的窗口。

从本质上看,《子夜》中的“客厅文化”就是金钱本位文化。“吴荪甫的家庭和来往的青年男女客人……这些人大抵很闲,做诗,做爱,高谈政治经济,唱歌,打牌,甚至练镖,看《太上感应篇》等等,就象天底下一切无事似的。”⑥这种百无聊赖是因为他们有钱,或者没有钱却愿意给有钱人充当消谴的点缀来获得钱,而客厅中那些忙忙碌碌、心事重重的大亨们则是一心要想攫取更多的金钱。为了金钱,吴荪甫可以堂而皇之地鲸吞同伙的资产;杜竹斋可以在胜败攸关处给妻弟以致使的背后一脚;为了捞回公债市场上沉下去的血本,冯云卿可以唆使亲生女儿存枕于赵伯韬;穿梭来往于吴荪甫客厅中的那些帮闲们也再没有古代王公贵族门下食客那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古典美德,一旦吴荪甫日暮途穷,他们便又攘攘笑笑地去簇拥赵伯韬这个新主子了。正是在《子夜》“客厅文化”的窗口上,我们观照到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撕破了宗法社会温情脉脉的面纱,拜金主义对封建伦理道德的戕戮与摧毁。

《子夜》这部典型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以崭新的思想艺术风貌,为中国现代都市文学树立一块丰碑。它无论是在提供都市社会角色的广度与独特性方面,还是在都市文化剖析的明敏、准确与深度方面,以及在情节结构上显示出恢宏气魄方面,现代都市文学创作中都尚无能够与之比肩并立,堪称现代都市文学的巅峰之作。其突出的艺术成就表现在如下几点:

( 一)采用典型化和类型化的手法来塑造人物

《子夜》中的人物分为若干类型,有资本家、知识分子、农民等,而在资本家中又分为买办资本家、民族资本家和小资本家等,分别赋予他们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性格特征。茅盾善于在广阔的社会背景、复杂的人物关系、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刻划人物性格,如在塑造吴荪甫这个人物典型时,就是通过他在政治斗争、经济活动以及家庭生活各个方面的纠葛,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突出了吴荪甫“色厉内荏”的性格。吴荪甫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

(二)生动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

茅盾特别擅长刻划人物的心理状态。既善于人物的语言行动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又善于对人物进行心理分析,同时还善于用环境气氛烘托人物心情。他让吴荪甫同时在几条战线上作战,让他不断处在胜利和失败的起伏的波澜里,时而兴奋,时而忧虑,时而指挥若定,时而急躁不安,这样吴荪甫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就毫发毕露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杜竹斋的唯利是图的性格,在公债市场的决战阶段显得分外清楚。李玉亭两面讨好的豪门请客的心理,在吴、赵两家明争暗斗最为紧张的时候暴露得格外分明。茅盾还在很多地方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气氛,衬托人物情绪的变化,借以鲜明地显示人物的性格。他决不为写景而写景,写景即所以写人。有时是因情取景,有时是借景写情,情景交融,文无虚笔。

(三)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特征

《子夜》的语言具有简洁、细腻、生动的特点。它没有过度欧化的语言,偶尔运用古代成语,也是恰到好处,趣味盎然。不仅人物语言个性化,而且作品的叙述语言也体现出人物的个性气质。吴荪甫语专横尖刻;赵伯韬老辣机诈;屠维岳则舒缓自如,语中有刺;范博文则消极颓废。叙述语言,雄健而又精细,以第一章中吴老太爷进入大上海最为典型。

(四)宏大严谨的艺术结构

全书共十九章,一二两章交待人物,提示线索,此后十七章,一环扣紧一环,场面宏大,头绪繁多而有条不紊,各有描写重点而又共同服从于全书的中心。贯穿全书的主线是吴荪甫和赵伯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以此带动其他几条线索的展开,使之融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整个作品的情节发展十分紧凑,时间跨度小,人物众多,经纬交汇地建成了《子夜》这部作品的“网状结构”。

(五)很强的理性色彩

从写作过程到作品的架构,《子夜》都体现了作者很强的理性控制的成分。茅盾始终以一种冷静、理智、清醒的主体心态,对都市生活作出整体、宏阔和全景式的艺术审美观照。《子夜》正是茅盾高度的理性智慧和清醒的现实精神的结晶。作品中对赵伯韬的丑化和吴荪甫社会性格两面性的刻画,都体现了很强的无产阶级革命观念,吴荪甫的失败更是为参与当时的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所设计的结局。

此外,《子夜》的美学特点,在阳刚与阴柔兼济之外,又增添一种雄浑、崇高的美学品格,为现代都市文学美学品格的建构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毋庸置疑,《子夜》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它既是茅盾创作道路上的一块里程碑,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一部空前的优秀长篇著作,尤其是在塑造都市人物、剖析都市文化方面显示出巨大的历史内容与思想深度,更是现代都市文学创作中空前的。它的产生,充分显示了中国革命文学的实绩,早在1933年《子夜》初版时,瞿秋白同志即以高度热情赞扬了这突出的成就,认为《子夜》的出现是“中国文艺界的大事件”。 ⑦《子夜》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提高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艺术水平,具有开拓方向的历史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同《阿Q正传》一起放射出灿烂的光辉。


千指魔音


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在于两个点:“现代文学史”和“美学”。

首先,什么是现代文学史?

现代文学史以1917年胡适先生在《新青年》中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结尾。

茅盾先生的《子夜》发表于1933年,可以说对于现代文学史这个整体而言,这部发表于现代文学史后期的小说应该不会具有太大的影响,但恰恰相反,这本小说的影响和价值是非常大的。

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是《子夜》这本小说是“五四”以来,巨大的文学浪潮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创新精神和对于其他作者的引领促进作用不言而喻。

那什么是美学价值呢?

什么是美学?美学是研究人与世界审美关注的学科,通俗来说,美学就是研究什么是美,什么是丑。

研究这一件东西美在哪里,怎么美,怎样才能美,怎样才更美

而美学价值通俗来说就是这个东西里面有哪些东西是美的,而这个美的东西又对其他人创造同样美的东西有什么启发作用。

来看《子夜》这本小说,它最美的地方在哪里呢?在于写实。

茅盾先生曾经发表过《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等文章,他认为文学创作“最大的目标是真”,“不真的就等于不会美,不算美”,视真实为文学作品美学价值的基础。

《子夜》标志着茅盾思想与创作的成熟,能够体现其成熟便在于先生对于三十年代初中国社会现象正确而深刻的描写。

《子夜》以1930年五月至七月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上海为背景,以吴荪甫为代表的一群民族资本家的企业活动和公债投机活动。

这种题材的少见的,后来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也是这种题材,但《子夜》的高明之处在于将个人的悲剧融入时代的背景中,而且正面的描写了城市大罢工和农民运动,将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风云变幻,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社会风貌写的淋漓尽致。

这种写实在当时的社会是十分少见的,甚至是十分危险的。除了写实,《子夜》的另一个美学价值在于对人物的立体化描写。

《子夜》中的人物个个鲜明,甚至典型,而能够使他们个个突出鲜明的法宝在于茅盾先生对于对比手法的极致运用,如吴荪甫与赵伯韬的对比。

这种手法在后来的很多小说作品中都被用到,尤其是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新人》,处处对比,处处鲜明,也是一本反映社会现象的写实佳作。

一本书的美学价值实在多层次而复杂,只有细读才能一品其中意味。

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起到帮助。





李椭圆


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描写了三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家艰难的发展史。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与他的《林家铺子》形成双璧。作品展现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官僚、买办资本家的双重压迫下,举步维难,苦苦支撑,很多在多重压榨下被迫破产或被买办吞并。但为了生存,民族资本家又不得不向官僚买办妥协投降,加重对工人的剥削和压迫。


戴训德退休教师


《子夜》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不仅标志着中国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小说创作已经走上成熟的道路,而且创造了一个新的峰峦。如果以鲁迅所开拓的中国现代小说为一个高度,一个里程,那么,茅盾显然延续着鲁迅所开创的道路,在30年代里把现代小说推向一个新的里程。

《子夜》在艺术创作上,不是那一个单一方面达到新的高度,而是在总体上把小说创作提高到现代化的水平,它吸取了古代文学和外国文学的营养,为现代小说树立了榜样。

综合而论,《子夜》的美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01 对整体美的追求

艺术始于审美感受的萌动,终于美的结晶。它在客体与主体的融会中构成不同的审美形态。古朴、新奇、残缺、丰盈、雄厉、中和、阳刚、阴柔,艺术在自己的发展中,会以各种体性神态引起人们广泛的遐想和美的享受。

病态、残缺的艺术,所以构成美的特征和形态,自然与世界的无限丰富有关,也是主体的审美追求和艺术接受者的多种情趣的融会。马克思曾经指出:

“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堆着无穷无尽的色彩,难道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什么事物,只能产生一种色彩吗?”

如果以上述的美态作为一个参照座标,从美的镜角审视,那么《子夜》无疑更注重于整体美的探求。它所注目的显然不是社会的一角,生活的断片,不是某个侧面,而是全般,是总体性的风貌,是全景式的摄取和映照。

它对时空的调度,固然以大都会为中心视点,但是30年代的林林总总,风风雨雨,城乡的变异,历史的风情,民族的危难,莫不在它的差遣之中。既有高瞻远瞩之势,又具精雕细刻之功力。可以说,《子夜》是以全方位综合的艺术镜角加以表现的。

诚然,现代文学的历史画廊,是万象纷呈的。就作家的主观视野来说,自然有以一个村镇或小城作为原型来探触人生的(如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生死场》),也有以一个大家庭的衰败为筋络来展现艺术世界的(如巴金的《家》)。

鲁迅的《狂人日记》只写了一个人的病狂和醒悟,却深深地揭示了“吃人”的历史,郁达夫的《沉沦》以自我的心灵颇动和性心理的坦露为重要特征和时代的病苦、民族的际遇形成联络,或麻木或觉悟,或愤恨或呻吟,或浓染了血与火的现实,或淡化了人生,都不失其艺术的光泽。

而《子夜》的创作,则以总体的全般的艺术观照,造成整体性的艺术追求。它自然也写人或者可以说是民族工业家的命运史;但是,在整个建构中显然是把群体、集团、阶级间的冲撞,社会变动和人物命运的映照,作为艺术探索的中心。

《子夜》构思中,茅盾最初形成的心理定势便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现象的企图”。他不止一次地表露自己的意向:

写一部“白色的都市和赤色农村的交响曲”,

这构想不仅赋予《子夜》以宏伟的框架,也给予长篇以史诗般的品格。

就形式说,表现为恢宏的体制,巍峨壮观,就内容说,纵横开阔,以作家所“意识的历史内容”作了深层的开掘。所以被誉为“一幅整体性的,充满行动的大幅壁画”或“辽阔多彩的画面”。

著名的美学家丹纳说:“对于事物有总体观是高级才智的标志”这种总体观的美学追求,自然得力子个人的才情,同时也隐现着时代的浮力。

茅盾文学创作的厉史证明,他开始小说的创作便以宏阔的目光统览时代。正如他说的:

“《蚀》与《子夜》发表时,曾引起了轰动,其原因,评论家有种种说头。但我以为我敢涉足他人所不敢而又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大题材,是原因之一。”

如果说,《蚀》对社会整体的概括,还属于一种试炼,一种有意识的探求,那么,《子夜》的成功则意味这种整体性美学风格的把握已近成熟。

这时节的一切社会内容,包含着政治、经济、军事、伦理、爱情等现象,在茅盾的艺术构思中,已经形成血肉联结的网络,不是局部的相加,而是互补的有机的整体。其中理性的思索则是它的灵魂。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审视,这种整体美的探求,也并非孤立的现象。丹纳认为:

“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

丹纳论述文艺厚兴时期的艺术家曾注重人体,“但这,好比马的奔跑,鸟的飞翔,完全出于自然”。

在那个时代,五光十色的形体是精神的天然语言。画上的形象对观众不是陌生东西,不是画家用考古学的拼凑,意志的努力,学派的成法,人为的搬出来的。观众对色彩鲜明的形体太熟悉了,甚至带到私生活和公共典礼中去,围绕在自己身边,在画出来的图画旁边制造生活的图画来。

茅盾对于整体美的追求,也是时代的投影。它是三十年代社会心理,文化建构的潜流中涌现出来的。

三十年代,对于社会意识的注重,社会整体的思索,民族命运的过去、未来的辨识,已经成为重要的历史课题。想起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民族危难焦躁感的增强,先进意识和社会科学理论的不断渗入,便给予审美的探求以历史的转换。

整体美的追求,实质上是要求艺术要在整体上把握生活,在更深的层次上认识时代,从而审视自我的命运。

正是在这里,茅盾的独特才情和时代、风俗密切的契合起来。

02 现代的节奏与现代的律动感的追求

现代的节奏与现代的律动感的追求,是《子夜》另一个引人的审美特征。如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的美学中,和谐是重要的准则。

在古代的中国,根据阴阳五行学说认为宇宙是由阴阳对立统一所组成的一个和谐整体,而“乐”之“和”不过是宇宙之“和”的表现。《乐记》中所说的“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也”,同样阐述了这样的道理。

这种认为美是人与自然和社会和谐统一的准则,自然有它重要的价值。然而,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异,使得超稳定性自然经济的古老中国现实,完全失去居安思和的局面。

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急骤变异的社会风情和凝固缓慢的状貌是交织并存的,各种矛盾错综纷纭。《子夜》以现代的目光,宣泄了现代的律动,揭示了动态美和强烈冲击中快速的节奏感。

如果说,古代美学的捕捉颇重于中和、统一的追求,现代社会的强烈冲击,则使得矛盾对立的因素愈加引人注目。《子夜》所秉赋的正是现代大都会脉搏中,社会的、民族的、阶级的、自然的冲击力度,不仅给人以光、热、力的观照,同时以快速的节奏反映了情势的变化,矛盾的纷沓,冲突的剧烈。

它把一切人情世态都置于矛盾纠葛的机制之中。事业的得失,成败的优患,民族的危难,都在时刻变异之间演化。

比如吴老太爷的死,冯云卿的渡败,周仲伟的出盘,以及吴荪甫的失败,一切都似插曲、幻梦,一切都在历史的律动中显现出深层的质态。整个章法、建构上的骤合变化,也与这种内在的力的冲击,造成互相应合的状态。

自然,这种律动感、力的节奏的捕捉,是现代的。既非冥冥中所主宰的神秘的命运,也不是原始的自然力的复演,而是一种执着的现代的社会力量。这种急剧的律动,潜隐着外资的魔爪,蕴藏着野蛮的破坏力,却也生成着民族的革命的新机。

在《子夜》中审美的主体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态度。作家以科学的日光,凝视着诸种力业的角斗、争逐、联结、转化和消长的过程。在意识到的历史内容中,揭示各种矛盾。有所美赞,也有所鞭挞,或在否定中兼蓄着一定分寸感的肯定情态。

如果说,现代小说的现代观念、手法,在鲁迅手中形成、奠基;那么,茅盾则以宏大的力度和章法,使之推向更高的艺术峰峦。

03 悲剧性的共性特征

在美学中悲剧的概念往往是和命运的概念联结在一起的,因此,人的悲剧命运通常总是被表现为“人与命运的冲突”,表现为“命运干预”的结果。

不过,同样悲剧性的寻索,有人重于个人的苦难,有人注目社会的危亡,有人苦于命运之神的箱制,有人则洞察历史的因缘。其中不仅有层次上的高低之别,也有意识的白觉与朦胧的差驰。

《子夜》是以悲剧性为结局的,它摆脱开传统的大团圆方式:即封闭式的处理,而以开放式的形态戛然而止,给人以想象余地,留下了些许空白,但中国社会性质的意向,却在人与命运的格斗中,呈现出暗示性的效应。

如果这也可以称为“人与命运的冲突”,显然这是人与历史命运抗争的悲剧。进一步说,如呆悲剧可以划分为阳刚与阴柔两种双向逆反形态,我觉得《子夜》是侧重于阳刚之美的。

这似乎与贯通全篇的主人公的性格有关,同时也联结着通篇所造成的心理定势。就性格的冲突来说,吴荪甫可能是社会的强者。

茅盾所以强调主人公刚毅果断的性格,无疑地在人与命运的撕拼中,突现这种悲剧的社会性。

它不仅使人同情,主要造成一种强劲的心理震动。这种震动主要也不是以柔情的抒发取胜,而是以两种社会力量的对峙、角斗中造成一种理性的观照,从而转化为使人信服的深远的社会功能。那么这种悲剧性是否能归之于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种呢?

例如,吴荪甫的性格是崇高的、伟大的等等。如果把阳刚之关的悲剧性,只引向这一个狭窄的通道,确实就感到麻烦了。显然,吴荪甫并非具有高尚道德力量的人物,也并非自觉于群体的事业,相反的在社会的群体的抗争中,他还是敌对者,但是在他的行动中却又容纳着一个民族的生存、竞争的行动。

这种行为借助于一个民族资产者体现出来,这就具有了复杂的认识情愫。这种复杂的审美特征,正显示着作家特殊认识价值。


总体而言,在20世纪30年代群星璀灿的中长篇小说画廊中,《子夜》无疑是一部显赫的代表。它不仅在规模上总体构建恢宏,在艺术上精雕细琢,而且以深邃的目光,对现代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综绘。

茅盾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风格,也是那个时代历史的特征。他力争把艺术从象牙之塔引向十字街头,在沉醉迷离的意识层间外,用清醒的锐意透视广大的社会人生,在总体的艺术框架间,体现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这便是它的可珍惜的价值观和美学价值。


回答完毕。


佐书妍


《子夜》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对中国第一大都市上海作全方位描写的文学作品。《子夜》是现代都市生活的广阔画卷,它描写了工厂生活和工人运动,描写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奋斗,买办资产阶级的活动,金融、公债市场的风波,都市各阶层人物的面貌。


芙蓉


观察事实,浓缩现实是美学的基本工序。《子夜》不避庸俗嫌疑,以独特的美学眼光剖析了民族资产阶级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的动摇性和商人本质,从而为新中国的民族资本的赎买政策提供了生动的历史资料。


ASSam


抱歉,没仔细研究。坦率的讲,从美学的角度,对这部作品,我并不太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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