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真話的分量比整個世界還要重”——索爾仁尼琴
1986年，凌晨1點23分，如果你在蘇聯烏克蘭的普里皮亞季，你可能是20世紀最不幸的那一批人。現在是2020年，三十多年過去了，切爾諾貝利還是東歐人們心中魔鬼的代名詞。
這次核洩漏事故，一共有1700多噸石墨爆炸燃燒，釋放的大量放射性物質甚至一路飄到了法國，相當於“小男孩”核含量的400多倍，足足造成了9萬多人的死亡，切爾諾貝利也一夜之間成為了一座空城。
而在34年後的今天，我們應該如何看這個事故？我想，追究洩露的原因，應該不是我們這一代人應該考慮的事情，倒是應該用一個審視的角度，去看看，當事故發生的那一天，他們在做什麼？
洩露發生之後
人們在深夜裡熟睡。
突然有一束幽藍的光，伴隨著一聲巨響，從切爾諾貝利發出，很多人從夢中驚醒，一副茫然。在附近的消防員瓦西里在半夜接到了核電站失火的消息，簡單地穿好衣服，就像往常一樣去了火場。
他的妻子一向是習慣了丈夫的這種作息的，不過這次她好像是預料到了什麼，一語成讖的多說了一句話：“這顏色看起來不對勁啊。”見慣了失火的瓦西里還反過來安慰自己的妻子的過分擔心，他不以為意地說：“這只是屋頂上的瀝青，會燒一個晚上，而且臭得要命，這是最壞的情況了，別擔心。”
然後這次出去，他再也沒回來了。
同時在核電站的控制室中，警報就一直沒有停下來，“撕拉”的聲音讓很多工作人員都沒睡好覺，一個副總工程師也驚醒了，他聽到技術人員的驚慌失措，還嚷著“爆炸了”之類的話。
他並不相信，想了一會之後，他呵斥道：“他嚇傻了，趕緊帶他出去！”他並不想聽到這些動搖軍心的言論，他堅信設計組設計的堆芯一點都不會有問題，只是在用最嚴厲的語氣指責技術人員的粗心導致了水箱爆炸，然後一直讓手下人往裡面灌水。
他們都沒有穿防護服。
輻射測量儀因為量程的原因，上面一直顯示的3.6倫琴，這已經是最大的量程了。但核電站管理層此時都醒了，但是他們告訴手下人，輻射量只是恰好3.6倫琴罷了。他們直接忽視了自己身邊人的痛苦，有人已經直接滲出了血液了，有人捂著臉痛苦的在地上打滾。
他們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
瓦西里到了，他順手拾起了因為炸裂而破碎的石墨層，很快的，他的手直接腐爛掉了。在距離切爾諾貝利三公里外的普里皮亞季市，居民們也聽到了這聲巨響，然後他們看到了遠方霓虹一樣的煙火，他們覺得很美。
這是1986年4月26號的凌晨1點23分，爆炸已經發生，沒人意識到，東歐的命運，因此而改變。
因為沒有接到任何通知，普里皮亞季的43000名居民還是像往常一樣過著自己的日子，孩子上學，大人工作，在路上甚至遇到熟人還會打個招呼。他們只是感到奇怪，自己為什麼比平常睏倦了好多，他們歸結為可能是昨天晚上沒有睡好罷了，畢竟那聲巨響，確實太響了。
而此時，無數的輻射塵埃，就這樣通過空氣，就這樣觸碰著這些這些無辜的人。
而廠長在開會商議之後，給莫斯科的報告裡，只是說現場發生了火災罷了。所以在時任能源部長馬約列次的辦公桌上的報告裡，只是說切爾諾貝利發生了一起小事故，還覺得問題不大，不過在時任庫爾恰托夫核能研究所第一副所長的列加索夫院士的據理力爭下，戈爾巴喬夫還是派了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謝爾比納帶領人員去切爾諾貝利進行檢查和觀測。
在有人冒著死亡風險的測量下。廠長的謊言自然是不攻自破，謝爾比納所帶領的緊急狀態委員會接管了現場領導權，開始指導反應堆清理任務，並開始根據自己現場的測量結果，做出了撤離普里皮亞季市全部市民的決定。
而此時已經是當天晚上八點了。
醫院裡已經人滿為患，大街上的人也已經一個接著一個倒下，並伴隨著口吐鮮血和腐爛。從事故發生，到決定撤出全部市民，而這個過程，整整經歷了18個小時37分鐘。
而真正的撤離還是要等到4月27日11點。一千多輛大巴與3列火車到達普里皮亞季，普里皮亞季開始實行撤離，下午三點，才全部撤離完畢，此時已經過了38個小時了。
整整38個小時，我們既可以作為一個事外人，說處理的還算快，但是如果你是切爾諾貝利的居民，我們不妨要問一問，是不是還可以更快一點？
如果如實上報，如果高層沒有派人來視察，還有很多如果，而只要有一個如果成立，這個故事的結局，都會大不一樣。
我們所記得的切爾諾貝利
我們記住的，不只是上面的，我們還動容於這麼幾個瞬間。
像瓦西里這樣的消防人員，並不是一個人在戰鬥，第一批到達切爾諾貝利的消防員中，在明知危險的情況下，還是衝上了屋頂，儘管他們知道，那裡是爆炸的中心，輻射量直接就
超過了2萬倫琴。切爾諾貝利空城之後的7個月裡，蘇聯動員了足足有50萬人參加了救援，他們乾的是最危險的活動，負責清理那些散佈了高汙染高放射性的石墨的區域，他們有一個光榮的名字“清理人”，清理完畢之後，2萬人死去，足足有20多萬人成為了殘疾人，他們的後代也因此很少有健全的。
一位士兵講述自己的經歷，切爾諾貝利事件之後，他們直接就被迫退役了。而他們做的事情就是在高輻射環境下，從反應爐中搬石墨，有的時候甚至一次搬下來要換30只口罩。
他們感覺自己在切爾諾貝利，就感覺像全身的血被吸血鬼吸乾。
空軍戰士們則開著直升飛機直接飛到反應爐的上方，對著輻射最強的部分，投下了沙袋，因為用水救火會汙染地下水，從而影響幾千萬人的飲用水。有時候直升機駕駛員因為受到強烈輻射後，直接失去了意識，撞上吊塔，四名機組成員當場死亡。
最要命的是反應堆地下室的積水，高輻射的水如果遇到沙袋融化的岩漿，很容易造成二次爆炸，剩下來的三個反應堆都會成為一片廢墟，但是如果要把水放掉，就要有人親自下去，在高輻射的水中，擰開水閥。為了蘇維埃，為了幾千萬的民眾，儘管明知此行必死，還是有三名志願者深潛入高輻射的水，打開了那個關鍵的水閥。
這樣的悲壯英雄故事，並不是個例。
切爾諾貝利核災難搶險英雄群像
我們也許很難理解這樣的故事，也很難相信這樣的人物存在，但是他們就是發生了。真的有人會捨棄自己的家庭，從離切爾諾貝利很遠的西伯利亞不遠千里的過來，只是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一個崇高的理想。
這些故事存在的意義，就是讓你相信，這個世界上還是有偉大的人，有純粹的人，有高喊著“為了蘇維埃”奮不顧身的人。
除了偉大值得被銘記之外，我們同時也忘不了，這樣一群人。他們被叫做切爾諾貝利人。
因為撤離的時候，官方還沒有發佈消息，為了一些愚蠢的理由。那些天真的人還以為自己可以回家。他們幾乎是什麼都沒有帶，甚至是自己的寵物。直到瑞典檢測出了空氣的核輻射超標，蘇聯政府才向全世界公佈了這一個消息，很多人看到了新聞，才感覺到，自己一生可能永遠都回不去了。
那些離開得居民，包括50多萬參與救援的科學家，消防員，士兵，醫生，平民，他們倖存之後，統一的有了一個名字“切爾諾貝利人”。他們被統一安置到了距離切爾諾貝利30公里外的 “隔離區”。
白俄羅斯作家阿列謝克耶維奇在《切爾諾貝利的悲鳴》中寫道：
“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丈夫了，不是你心愛的人了，而是有強烈輻射、嚴重輻射中毒的人。你如果沒有自殺傾向，就理智一點。”
我們上文提到的消防員瓦西里的故事，就是一個典型的“切爾諾貝利家庭”。
瓦西里去世得很痛苦，像一個隨時隨地滲出血液的活屍，一開始是皮膚龜裂，後來是全身流膿水，因為細胞全部死亡了，幾天之內，他就掉光了所有的頭髮，一碰他，皮膚就會粘在別人手上。
醫生就告訴他的妻子上面的一段話。
而在瓦西里痛苦地離開之後，他的妻子把他們的孩子生下來了，因為受到了強輻射，孩子出生時就有肝硬化和先天性心臟病，在4小時後，孩子也去世了。
這就是“切爾諾貝利人的家庭”，他們之中有參加救援行動的英雄，有的戰士甚至參加過大大小小的戰役，勳章掛滿了衣服，也有一個個年輕的生命，他們有自己的愛人，然而在切爾諾貝利之後，往往只能註定孤獨到老，沒有人敢和他們結婚，有的戰士，甚至被家人拒之門外。
切爾諾貝利，改變了太多。
結語：
至今為止，我們還見過天生血癌的女孩，只是因為她的父親是切爾諾貝利事故中的英雄，還有無數像這樣的小孩子每年出生在東歐地區，他們的父輩祖輩，或多或少都和切爾諾貝利發生過接觸。這無疑是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的魔幻情節。
切爾諾貝利輻射所改變的基因，可能要很久才能消除。
而我們人類，從歷史中得到的教訓，就是無法得到任何教訓。
我們不知道之後那些英雄是不是得到了自己應有的那一份補償，我們也不清楚核電站的責任人是否被追責，我們更不清楚那些瞞報的官員有沒有得到處理。
最後還是想對那個廠長說一句，在其位，就要謀其政。用謊言去代替正義，真相，那麼對任何人都是災難，說謊是一場沒有贏家的博弈。謊言的代價並不是我們會把謊言誤認為真理，謊言真正危險地方在於，我們聽多了謊言，便很難分辨出真理了。我們會沉醉於我的幻夢多美麗的枷鎖裡，很難聽得見那些不是很動聽的真話了。
索爾仁尼琴說過，一句真話的分量比整個世界還要重，而中國的一位很厲害的醫生，也在他去世之前接受採訪的時候，說了一句話：
“一個社會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讓更多的人被聽見，這是我們阻止災難應該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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