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回顾了多位学者对于本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全球经济影响 的预测。那么，中国经济又将如何应对？学者们普遍认为，中国的逆周期调整政策需加大力度，但对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侧重点则有所分歧。此外，学者们也表示，应对特别受到重创的行业和地区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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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形成强有力的经济托底政策，改善经济前景预期
这次新冠疫情对中国经济的最大冲击并非数字本身，而是加剧的恐慌导致心理层面的蔓延以及部分地方过于严厉的交通物流管控对很多行业的打击。因此稳定市场的核心是稳定对经济后续增长的信心和政府治理能力的信心。
对此提出两方面建议。一是经济层面，降低疫情管控的经济成本，尽快恢复湖北以外的正常生产生活。建议对全国各地区实施分级管理，有条件复工的地区、行业和企业应该鼓励在不导致疫情蔓延的前提下复工，湖北之外区域应逐步恢复正常物流。
此外，在全国层面出台纾困中小企业的一揽子方案。大幅度减免中小企业税费负担，缓交甚至降低社保等相关费用，提供金融支持，帮助企业度过难关，鼓励推行租金补贴与减免。可考虑发行疫情专项债，用于加大医疗投入。中央财政可以发行应对本次疫情专项债，对医院、医务人员以及疫苗研发、医疗物资生产企业进行专项补助。
建议形成强有力的经济托底政策，改善全社会对经济前景的预期。
二是市场层面，短期内市场的调整与动荡是不可避免的，在股票存在跌停板的情况下，股指期货、期权等衍生工具的顺畅交易十分重要，可以减少正股部分的卖出压力。这既包括A股市场上的衍生品管制的放松，也包括在香港市场上发展相关的衍生产品，以支持港股通投资者的风险对冲需求。
同时，鼓励上市公司进行自愿信息披露和投资者路演交流，主动披露业务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与投资者进行沟通，这也是消除投资者恐慌情绪的重要手段。有效的信息沟通，能够在事前减少卖出压力。
从资本市场长远发展来看，多元化、差异化的市场结构是更为稳定的，可以避免同向预期下形成趋同交易带来的巨大波动。
另外，建议应当壮大长期养老金的入市规模，加快培育年金和商业养老金入市步伐，推动资金定期流入市场，形成市场的长期稳定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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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黄益平：为新经济渠道提供各种政策支持
第一，央行应该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包括增加注入流动性与引导LPR往下走。需要注意的是，政府不宜强制要求金融机构为困难的中小企业增加贷款，尤其不能行政命令降低贷款利率。若有需要，财政部门可以考虑为困难企业的贷款提供临时性的贴息。
第二，为新经济渠道提供各种政策支持，增加网络消费。如果政府可以为这些新经济渠道提供防护、消毒器材，甚至经济补贴，可以帮助降低疫情对消费的冲击。
第三，为中小企业提供税收等优惠，帮助它们渡过难关。政府应该考虑采取一些措施缓解所有这些企业的困境，比如大规模地减免它们的税收，甚至为部分企业提供一次性的补贴。
第四，帮助受疫情冲击而失去工作的人员，特别是缺乏良好的社会保障的农民工。政府的帮助可以形式多样，包括帮助安排返乡，就地寻找再就业的机会，甚至提供临时性的生活补助。
最后，有针对性地增加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包括医院、学校和城市交通。这次疫情暴露出一个问题，即在大部分中部地区城市包括武汉，人均医疗设施偏少。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靠提高管理水平，但同时也应该抓紧时间补短板，多建一些医院。最近全国开始推开户口制度改革，特别是在地级市层面，将来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对于医疗、教育、交通和住房能力都可能构成挑战，政府应该未雨绸缪，降低未来公共卫生风险事件的概率。
未来疫情发展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政府在制定相应的宏观经济对策的时候可以考虑分步走，将来根据进展渐次推出。如果在两周内疫情真的控制住了，那么只需采取一些短期的补助与减税即可，如果疫情延续较长时间甚至不断恶化，那就可能需要规模大、力度大的刺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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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科院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特定手段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总量政策不需要特别反应
针对这种情况，需要特定政策手段应对特定事件冲击。总量政策不需要针对这个事件本身做出特别反应。政策重点是针对特定地区、行业和部门的应对措施。
给定经济增长动力较弱和普遍价格相对低迷的现实，有放松总量经济政策的必要，比如增加财政支出和降息。无论有没有疫情，这些政策都值得考虑。不需要把这些总量政策与疫情联系在一起，如果是为了疫情出台这些政策，考虑到这些政策都有时滞，政策还没有真正发力，疫情就可能出现好转并带动经济反弹。此外，总量政策应对这种特定事件冲击的针对性不够强。
需要安排专门针对疫情的特定财政预算，用于应对消除疫情事件及其连带影响的相关开支。
疫情面前，政府有责任也有最大的财力空间应对挑战，政府应该尽可能地主动承担疫情带来的损失，减少企业和居民部门到损失。
针对受冲击比较严重的地区和行业，可以考虑特定时间内的税收减免。针对受冲击比较严重的特定群体，可以考虑给予一定的补助。
需要做好准备，防止过度情绪造成的资本市场严重超调以及由此带来的其他负面影响。资本市场可能很理性，没有过度调整，但是防患于未然的措施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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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盛松成：不以房地产作为对冲经济下行的手段
第一，高度重视此次疫情冲击对企业经营和就业的影响。有必要进一步减税降费，降低企业成本。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也可在边际上适度放松。物价对货币政策的制约不大，因为疫情对物价的影响集中在少数种类的食品、药品和卫生用品上，绝大多数的商品价格基本稳定，甚至可能因需求减少而下降。货币政策的着力点应关注有效舒缓本次疫情给企业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努力降低受疫情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人民银行可通过宏观审慎管理，并通过再贴现、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鼓励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银行，加大对医药卫生领域和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的金融支持。
要避免“一刀切”式的过度干预而额外增加企业的负担。在控制疫情的前提下，应鼓励员工在家远程办公。企业用工成本增加将迫使其裁员，并抵消财政、货币政策降低企业成本的效果。
此外，应谨防企业信用风险大面积爆发。目前有关政策已开始舒缓企业资金链紧张的问题。
第二，不以房地产作为对冲经济下行的手段，但应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前提下稳定房地产投资和销售。由于疫情已经对经济带来了较大的冲击，加剧了短期经济的波动，房地产投资的平稳对于顺利渡过当前的难关也很重要。建议适度放松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限制，允许部分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房地产企业延期还贷，缓解近期销售萎缩对其资金链的冲击。
此次疫情对地方财政造成了较大冲击，税基缩减加剧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要加大财政政策的逆周期调节力度，提高中央财政赤字率，增加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我们认为，可以较大幅度提高财政赤字率，至少可以提高到3%。财政政策在逆周期调节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同时，应坚持财政可持续，在增量投资方面要求项目投资回报机制明确、收益可靠、风险可控，提高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的杠杆作用。同时，进一步增加对医院、病毒检测实验室、医疗物资储备等的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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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加大减税和支出力度，适度降准降息
1.财政政策是关键，加大减税和支出力度
第一，加大疫情相关财政支出，扩大研发、救治、防疫物资、一线医护人员补助的财政兜底范围。
第二，适当减免一季度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部门尤其是交运（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和出租汽车）、旅游、餐饮、住宿等行业的增值税，亏损金额抵减盈利月份的金额以降低所得税。
第三，进一步降低社保缴费率，养老、医疗缴费率可分别降低1和2个百分点，降低企业负担。
第四，给予企业部分受疫情影响期间受损行业的财政贴息，可暂定一个季度。
第五，对参与非典防治工作的卫生医务人员提供临时补助。病人疫情治疗相关费用一切减免。补贴并保障低收入人群和前期失业人员的生活水平不因疫情受影响，提前防范可能的失业潮引发的社会稳定。
第六，对参与捐赠的企业和个人行为予以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抵扣，不受目前企业所得税税前利润12%限额的约束，鼓励社会捐赠。
第七，扩大赤字率至3%。当前财政收支矛盾大，且2020年以收定支，财政收入下降，疫情防控支出增加，属预计外的支出，为避免挤压其他民生和稳增长支出，有必要扩大赤字。
第八，提前做好基建项目储备，疫情过后大搞基建减税，对于人口流入地区的都市圈城市群可以进行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交运、教育、医疗等行业的投资，以刺激需求、稳定就业、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中国制造竞争力和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
2.货币政策要适度降准降息，给予特殊时期还本付息延期支持，鼓励但不强制商业银行对主要疫区湖北下降利率，对受疫情冲击较大的行业信贷支持。鼓励各大保险公司畅通保险赔付流程。
3.在主要疫区和特大城市探索灵活办公机制、错峰上下班，发展线上和智能化办公，避免人流交叉感染。
4.尽快恢复生猪、家禽类饲料的供应和物流系统，避免生猪、禽类因饲料供应和销售受阻而大面积扑杀产生新的疫情。
5.兼顾企业和员工利益，落实员工带薪休假制度的同时，延长的假期及推迟开工的期间内按一定比例支付基本薪酬而非强制工资，减少企业因负担过重而在复工后加大裁员的现象。
6.强化信息公开透明、加强舆论监督，强化官员问责，表彰抗击疫情战斗英雄，完善应急医疗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力，从传统“堵”的思路转移到“疏”的思路。
7.大力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放开市场准入但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高医务人员薪酬水平和改善工作环境，提高财政支出中医疗等民生支出占比。
8.2019年在市场大讨论“猪通胀要不要加息”、保6的时候，我们明确提出“充分估计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性”、“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该降息了”、“减税基建”、“以改革的方式稳增长”、“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气推动改革开放”。
2019年底经济初现企稳迹象，市场洋溢着乐观的气氛，我们多次提醒“经济企稳基础并不牢固”、“2020年中经济面临再度下行压力”。
我们一以贯之的三大政策建议组合：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度的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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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面对灾疫，可考虑快速降息
唯一欣慰的是疫情的出现为我们稳增长提供了政策操作空间。这个政策操作空间不是来于财政，而是货币政策可以选择降息。当然利率下调了，财政还债的压力减缓了，操作的空间也随之打开了。
经历了2019年2万亿元左右的减税，加之经济继续下行，财政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从地方两会的预算目标来看，预算收入增速普遍出现了下调，支出更不用说了，一些省市都直接调到了负增长，中央也号召大家准备过紧日子，也就是要节省开支。之前期盼的降税能带动经济回升，目前来看并不显著，拉弗曲线在中国是否有效还有待验证。在这样的条件下单靠实施积极财政稳增长，已经不太现实。
这次疫情的出现，极大地抑制了一些消费，由于供给在年前就准备得比较充分，这样的结果就是物价上涨的忧虑将解除。既然未来物价不必忧虑，那么货币政策就可保持相对激进，可考虑尽快降息。降息的直接作用就是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降低地方政府的负债成本，给企业和金融市场都提供强力的信心，将有利于部分化解灾疫带来大家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忧虑。
至于降息是否会对房地产市场和外汇市场产生我们不希望的效果，那可以考虑通过行政调控的手段进行抑制，不能因为它们而影响稳增长的大局，况且从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只有经济增长稳住了，外汇市场才能稳住，房地产市场才有希望保持相对的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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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经济战“疫” 货币先行
不同于“非典”时期，在本次经济战“疫”中，货币政策预计将提早发力。从必要性来看，本次疫情将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亟待逆周期调控及时应对，严防短期冲击向长期风险演变。而在疫情掣肘下，积极财政或将遭遇规模、时滞、效力的瓶颈，因此货币政策难以缺席。从可行性来看，疫情或将推动通胀更快下行，同时得益于前期调整，金融体系对LPR进一步下行已有准备，从而为货币政策提供了发力空间。基于此，我们预判，2020年全面降准、LPR降息等总量性工具有望部分前移，结构性工具有望侧重疫情地区、服务业和中小企业。在合理运用政策空间的情况下，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有望低开高走，行稳致远的长期趋势不会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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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财政政策在2020年应该恰当前置
不难预测，中国政府在2020年将会采用更加扩张的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应对。
在财政政策方面，中国中央政府仍有着较为充足的财政空间。在考虑到肺炎疫情的冲击之后，2020年中国官方财政赤字占GDP比率，很可能会突破3.0%这一门槛。中国政府将在公共医疗卫生、劳动力再就业培训、企业减税降费等领域投入更多财政资源，以缓解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此外，2020年的地方债发行规模可能超过3万亿元，其中更高比例将被规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也有助于对冲房地产投资与制造业投资的下行压力。
在货币政策方面，2020年中国央行有望出台更多的降准与降息措施。我们将2020年中国央行降准的次数预测由之前的2-3次提高至3-4次，这就意味着未来还有2-3次的降准。2020年，中国央行在SLF-MLF-LPR层面的降息幅度也将变得更大。不过，考虑到之前提到的肺炎疫情的持续可能导致CPI增速回落时间推迟，2020年的货币政策宽松可能更多发生在下半年。这就意味着，财政政策在2020年应该恰当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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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新增财政、货币投入和社会捐款应三管齐下
对于新冠疫情，2月份一定要坚决严防死守，包括延迟开学、开工、开会等，防止病毒传染再扩散，大幅降低新冠肺炎的新增患病人数，使得3月份人们的出行和各项社会活动能够恢复正常（如3月份还有全国两会要召开）。
在经济政策层面，为了应对新冠疫情（属于黑天鹅）对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重新调整2020年既定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假设在悲观预期下，该疫情将对GDP增速带来的拖累达到1个百分点，那么，大约需要增加5000亿左右的投资和消费来对冲，才能起到稳增长的效果。
因此，财政政策应更加积极，要扩大财政支出规模，建议财政赤字率从2019年的2.8%，上调至3%，即增加约2000亿人民币的财政支出。横向比较看，日本财政赤字率7%左右，美国4%左右，中国到3%，并非不可接受。
货币政策方面，应该实施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第一季度即需考虑降息，全年的加码的降准降息目标，应该是促进全社会新增约X亿左右（X：视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情况而调整）的投资或消费。
此外，在新冠疫情防控的背景下，应该鼓励社会各界积极捐款，目标应该达到1000亿左右。如果能新增财政、货币投入和社会捐款这三项共5000亿左右形成的投资或其他各项支出，则基本可以抵消此次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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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彭文生：政策应对要注重结构、而不是总量
就宏观政策而言，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短期现象也是一个重要判断。这意味着政策应对更多应该是有针对性的扶持，帮助受影响严重的行业、地区和群体，而不应该是大水漫灌式。也就是说，宏观政策应该注重结构，而不是总量。虽然货币政策可能较没有疫情的情形下宽松一些，但主力应该在于财政扩张，包括减收与增支。
2019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货币政策的定调是“灵活适度”，比此前的“松紧适度”已有所放松。年初央行通过降准释放长期资金8000亿，并投放3000亿1年期MLF，预计央行除在结构上引导银行对受疫情影响行业、地区进行信贷支持外，会适度加大货币政策的总量操作。但当前中国房价与宏观杠杆率都不可与“非典”时期同日而语，货币宽松力度受制于楼市与杠杆率。
财政政策方面，2003年“非典”期间，由于对投资基本没有影响，财政上主要是对餐饮、旅店、旅游、娱乐、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出租汽车等受“非典”影响较重的行业采取政府性基金减免和税收减免的政策³。
根据前述分析，本次疫情会对投资和消费形成拖累，财政政策的力度可能会较2003年“非典”时期更大。从减收方面，可能如2003年，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采取政府性基金和税收减免的政策。从增支方面，预计一般公共预算财政赤字率会提到3%，专项债发行或超原有预期（原有预期为3万亿），不排除发行特别建设国债的可能性，城投债和政策性银行债等“准财政”行为预计也会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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