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为之志：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胡立根
四为之志，由宋代哲学家张载（字横渠）提出。语出黄宗羲、黄百家父子编纂的《宋元学案》：“先生（张载）尝语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任自重如此。”今人冯友兰称之为“横渠四句教”。
一、 中国文人的政治热情
上世纪法国文艺评论家朱利安·班达，写过一本书叫《知识分子的背叛》。他认为现代知识分子背叛了古代传统知识分子。为什么呢？因为现代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热情越来越高涨，其政治态度越来越具有情绪化的因素。他认为古代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群人，“其活动不是追求实际目的，而是从事艺术、学问及形而上学的思维”，主要从事的是知识与文化的创造、更新与传播，其追求是超越现实的。
但朱利安·班达这纯粹是从西方古代的情况来定义知识分子的。西方的古代知识分子也许的确是这样，比如古希腊哲学家，他们崇尚纯粹的知识，他们为知识而求知识，为真理而求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我宁肯找到一个因果性的解释，也不愿获得一个波斯王位。”
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则是另一番面貌。中国知识分子，从春秋战国开始，就不是以纯粹的学术为追求，而是甘当时代的弄潮儿，似乎有着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
这种政治热情，始于春秋战国。历史上有“孔席不暖，墨突不黔”之说，意思是，孔子墨子，总是席子来不及坐暖，烟囱来不及熏黑，栖栖遑遑奔走于诸侯间。因为孔子总是驾着车，载着礼，奔走于诸侯间以求仕用。在儒家看来，“不仕无义”（子路），不做官，不合道义；“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孟子）；所以，“学而优则仕”（子夏）。于是他们的人生理想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在封建国家权力结构中发挥政治的功能，以匡助国君，替天行道，成为中国传统士大夫最为理想和最为规范的自我角色认同。墨家本质上是中国最早的民间政治团体，他们摩顶放踵，日夜不休，兴利除弊，造福大众，甚至直接参与反侵略战争。法家更是热衷政治，精研管理，他们是热情的社会改革者，多是各国诸侯政务的实际参与者，著名的政治家如管仲、李悝、商鞅、申不害、李斯都是法家。纵横家以政治外交为其基本活动内容，纵横捭阖，以布衣之身说诸侯，以三寸之舌退雄师，或一身而挂六国印，或片言得地六百里。唯有老庄似乎远离政治，庄子将官位比作腐鼠，楚威王曾想请庄子辅佐朝政，庄子却愿“曳尾涂中”。但实际上，老庄是因为被黑暗的政治伤透了心，他们实际是人在江湖，心存魏阙，老子《道德经》谈的多是治国用兵之道。
孟子曾自信豪迈地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屈原是“忽奔走以先后兮, 及前王之踵武”。
东汉末的著名“党人”陈蕃豪气地说：“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范滂则是“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唐代书生不管有没有真正的政治才能，总有浇不灭的政治热情：书生李白，有诗才无干才，政治理想却很狂傲，他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区宇大定，海县清一”，于是他“遍干诸侯”，以求仕进。
杜甫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
孟浩然因无缘政治而伤感：“欲济无舟楫, 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 徒有羡鱼情。”
宋代知识分子更是如此。范仲淹对此作了很好的概括：“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进亦忧，退亦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元明清三代，政治动荡，但并没有泯灭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有四句名言可以为证：一句是明末东林书院对联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第二句是明代中晚期思想家吕坤的名言，世道、人心、民生、国计，此是士君子四大责任。(《呻吟语·应务》)；第三句最有名，是麦孟华改写顾炎武的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第四句是著名画家郑板桥的诗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上举名言，大多不是出自政治家，而是出自典型的文人，这些名句之所以成为名言，不仅仅因为它们反映了说话者的政治追求，更重要的是它们代表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所以才为知识分子所津津乐道。
历史上也有一些看似政治热情不高的知识分子，如历史上大量的隐士以及魏晋时期的所谓名士。但这些名士、隐士，却并没有过多地去弄学术，而是消沉，而是潇洒，而是放诞，而是追求所谓名士风流。政治热情的反面，可以有两条路。一条是学术，这一条路中国知识分子总是有些不屑，中国知识分子的清高不是表现在政治上，而是表现在对待纯粹的知识与技术上。另一条是中国隐士、名士们的或消沉或放诞之路，他们寄情山水，诗酒自娱，或者故意狂怪。这条路本质上不是政治热情的反面，恰恰是因为政治伤透了心，而采取的极端表现。
正因为中国士子有高度的政治热情，所以其人生的基本理想便是政治理想，而不是学术理想，就是学优则仕，投身官场，为民请命，是修齐治平。中国知识分子有所谓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之序，颇有意思，立德居首，立功居次，立言是不得已而为之，或者述而不作，其思想由弟子整理；或者著书而不留名，藏之名山。并不像古希腊学者那样专注于著书立说，探寻真理。
如果仅从学术看，则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也主要是政治伦理学术。
作为知识分子，当然有做学问的兴趣，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兴趣集中在政治伦理，或者说，所有学术，都要附加政治功利性，中国知识分子很少迷恋纯粹的学术与智慧。中国人喜欢谈道，抽象的说，“道”可以理解为“本质”“规律”等，似乎是一个纯理论纯知识的东西，但是在中国知识分子这里，“道”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人伦之道，而非自然之道。文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文以载道”，所载实际是儒家之道，多为政治伦理的说教。如本书在分析“格物致知”时所说，格物致知，本来是可以走向“研究观察外物而获取知识”的纯知识纯学术方向的，但是，它却长期徘徊在“格除心中污物而呈现心中良知”的伦理层面，其理性求真之路，走得十分艰难。战国时期具有纯知识气象的名家与墨家，一直没有很好的发展土壤。名家的“离坚白”“白马非马”，颇为后世文人所不齿；以逻辑著称的墨家，终至于衰微。至于技术，则更为大多数文人所不齿，甚至视之为“奇技淫巧”，所谓“君子不器”；如果沉迷于纯粹的知识研究，往往会被贬斥为“玩物尚志”。
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始终以政治为轴心，而不是以知识为轴心。
二、 不懈追求的内在动因
中国知识分子何以如此钟情于政治与伦理？应该是有原因的。
1.中国知识分子的起源，本身就有很强的政治依附性。
知识分子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在古代最早的叫法叫做“士”。“士”最先本指在田地里劳作的农夫。到了西周时期，成为宗法制度中处于卿大夫与庶人之间的一个阶层，卿大夫的儿子，嫡长子世袭为卿大夫，其余则为士；士的儿子，嫡长子世袭为士，其余叫做庶人。此时的“士”是负责具体事务的最低一级的贵族，或者说，他们是卿大夫与庶民的沟通者。西周时期，学在官府，文化垄断在贵族手中。周室东迁，周王室式微，贵族地位逐渐下降，文化垄断局面被突破，“学在四夷”，文化重心逐渐下移，平民中能力突出者也可以上升到“士”的阶层，“士”不再与血缘相关，而成为知识技能人群的代称，并成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这时的“士”，其中既有没落贵族的子弟，也有平民乃至奴隶中的知识分子。
这其中尤当注意“儒”这一概念。“儒”最早是指专门负责某种礼仪的专职人员，大概属于朝廷层面的就叫“司徒”，掌管全国的礼仪教化；一般社会层面的司仪，就叫做“儒”，在鲁国一带叫做“邹鲁缙绅先生”。作为司仪之类的职业，主要要背诵古训，所以，后来逐渐演变成负责传承西周文化、传播“诗书礼乐”的一种职业。
于是，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实际上有三个称呼，士、士大夫、儒生。士起源于负责具体事务的低级贵族，他们生活在社会实务的层面，本来就不具有形而上的性质，是一种形上形下的中介并略偏形下的层面。无论士还是儒，他们都不是知识的创造者、研究者，而是用知识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群、尤其是服务于政治的人，是依附于政治现实的一群人。尤其儒，起于礼，既有其专业性，更有其政治依附性。至于士大夫之称，强调了士的贵族性质，本身就有很强的政治意味。
2.中国社会的文治化特点。
中国历史具有很强的文治化因素，中国历史大致走的是文治路线。
从商代到西周，中国政治无疑是贵族政治，但是随着周王室东迁，社会产生巨变，旧贵族的地位不断下降，平民地位开始上升，士阶层逐渐扩大，知识阶层逐渐扩大，中下层知识分子逐渐参与到政治中来。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争鸣，不是为了为学术而学术的争鸣，主要是政治主张的争鸣，是治国路线的争鸣，虽然各诸侯国，仍然是以贵族政治为主，但平民知识分子已经参与到了政治之中，孔子、苏秦、张仪、商鞅等等，在各诸侯国发挥了重要的政治作用。在战国甚至兴起了一股“养士”的热潮，诸侯与卿大夫纷纷养士，最著名的是战国四公子，而孟尝君田文更是号称门客三千。“士”已经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
秦代，依然是贵族政治，但至汉代，社会逐渐平民化，士人化。钱穆先生曾说，“中国社会自春秋战国以下，当称为‘四民社会’。”所谓四民，就是士农工商，“四民社会”“以士人为中心，以农民为底层，而商人只成旁枝。”“于农、工、商、兵诸色人等之上，尚有士之一品，主持社会与政治之领导中心”；“中国社会有士之一阶层，掌握政治教育之领导中心。”（《国史新论》）汉代士子的杰出代表如陆贾、贾谊、东方朔、董仲舒、韩婴、刘向等，已经进入到政治领导的核心。西汉末年，王莽掌权，奏请朝廷建立“辟雍”（相当于国立大学），兴建千万间广厦，颁布求贤令，只要精通六经之一，甚至只要藏有大篆文书，即可乘坐官方专车前来长安，住广厦，吃美食，由此笼络了大批知识分子。
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确立，门阀大族兴起，中国历史重回贵族时代，虽然当时形成了所谓的士族集团，有所谓“王与马，共天下”之说，“王”代表王谢士族，“马”指司马帝室。但这“士族”，实际上是累世居官的家族。此时知识分子的政治热情遭到打击。于是知识分子们由清议而清谈，由儒入道，由道入玄，他们鄙弃功名富贵，或蔑视礼法，放纵饮酒，率性怪诞，或寄情山水，隐逸山林。开始的清议，议的还是时政，后来便完全脱离时政了。晋朝的葛洪在《抱朴子·逸民》篇中，提出“士之所贵，立德立言”，将三不朽中的“立功”彻底抛弃。其实，此时的知识分子不是没有政治热情，实在是因为政治冷淡了少年心。像陶渊明，年少时还抱有“大济苍生”、建功立业的雄心，“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qiānhé，展翅高飞）思远翥（zhǔ,飞翔）。”（《杂诗》其五）清龚自珍曾这样评价：“陶潜恰似卧龙豪，千古浔阳松菊高，莫道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陶渊明兼具孔明与屈子关心时政又对现实愤郁不平的思想感情。
随着隋唐科举制度的实施，大批知识分子终于能鱼跃龙门，唐朝政治开始从世袭与半世袭的贵族精英政治向大众知识精英的政治转变。唐宋政治经历了由重武轻文，到文武合一，再到文武分途，最后到重文轻武的过程。据历史学家研究，公元七世纪控制中国的是高门大族，是贵族精英，公元十世纪、十一世纪为地方精英，唐朝便是其间的过渡形态。这便极大地激发了唐宋文人的政治热情。
3.官本位的价值取向。
古代选拔人才，也只是选拔从政的人才，极少选拔专业技术或者学术人才。商朝的乡举，周朝的取士，战国的选贤，汉文汉武和曹操的求贤，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乃至后来的科举，都是选拔官员。于是知识分子人生价值实现的唯一标准，就是官位标准。中国古代有一种特殊建筑，叫做牌坊，是专门用来表彰人物的建筑，任何人只要能立牌坊，那便是莫大的荣耀，但中国的牌坊除了寺庙山门之类的牌坊，表彰性牌坊，只有两类，一类是表彰忠孝节义的德行，所谓贞节牌坊即属此类；一类是科举牌坊和功勋德政牌坊，如状元牌坊，以及朝廷为嘉许功臣而建的许许多多牌坊。可见中国衡量人的标准就是德行与官位。而德行难以有明确的标准，所以德行牌坊多是贞洁烈女牌坊，与知识分子没有本质的联系，衡量知识分子价值的唯一标准就是官位。于是，知识分子要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与人生价值，唯有当官从政，而且一旦当官，名、利、权、势便什么都有了。不妨关注一下“士”与“仕”这两个字，便能发现，士人活得像个人样，便是“仕”了。所以古人说，“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当官是士人的天职；“学而优则仕”，当官是知识分子的终极追求。古代知识分子，只有三条路，一条是当官从政；当不了官，退而求其次，是幕僚，是门客，是师爷，这是依附于政治。如果这两条路都走不通，那就只能开馆授徒，当私塾先生。而这是知识分子们极不愿意的，所谓家有一斗粮，不当孩子王。中国文人是无法以学术为生的。所以政治几乎成为了中国文人实现自己“生存、生活、价值实现”各个层次的理想的唯一途径。北宋汪洙有著名的《神童诗》：“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其实衡量人才成功的标准至少可以有三个方面：权位、财富、学术技艺。在中国，权位似乎是唯一标准，即使万贯家财，也要捐个员外郎当当。而学术技艺从来不是标准。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们，除非如欧阳修之类官居高位，否则，他们即使创造了再多的精神财富、发现了再多的知识真理，也不会意识到自己巨大的历史价值。所以, 即使文辞诗赋、书画学问皆臻化境的苏东坡，他所歆羡的是建功立业的三国周郎。其实，就历史价值而言，周郎与东坡岂可同日而语？
4.儒家思想的影响。
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一直独居中华文化的正宗，对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一种长期的熏陶。儒家为知识分子设计的人生之路就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处世准则是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正是这多种因素，促成了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情结。
三、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
中国政治走到宋朝，完全变成了一种文人政治。中国历史的十至十三世纪的三百多年，完全是文人的舞台。
1.文人官僚完全取代了贵族世袭官僚。
宋太祖陈桥兵变，杯酒释兵权之后，完全开启了文人政治。宋代完全是科举文人掌权的时代。宋太祖曾说：“宰相须用读书人。”有宋一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 大都由文士组成。例如，宋仁宗在位41年，23名宰相有 22名进士出身；65名参知政事、枢密院正副使等高官, 55人进士出身。整个北宋71名宰相，只有3名不是科举出身。有不少著名政治人物都是寒门及第，如范仲淹、欧阳修、陈亮。宋代将中国古代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 以致宋代文人十分霸气，宋神宗之时，名臣文彦博提出“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从汉代出现的、延续了一千余年的 “皇权—士大夫”政治形态，至此最终确立起来了。
2.宋代文人备受优待
有四件事可以看出宋代文人备受优待。
一是进士录取量扩大。宋代每届录取进士三五百名不等，是唐代录取数量的十倍以上，这大大扩大了知识分子的晋升之路。
二是进士待遇优厚。宋代进士录取之后，往往视不同等第赐予官职，并赐予20万钱（约200贯，约6万元人民币）的车马费，约以500名进士计算，每届进士的车马费就达3000万。
三是知识分子晋升快。例如晏殊，14岁参加科举，被赐予同进士出身，42岁任副宰相，52岁任宰相；吕蒙正，32岁中状元，十年左右就升到了宰相；寇准19岁中进士，不到30岁就当上了副宰相；王安石，21岁中进士，48岁任副宰相，49岁任宰相主持变法；陆秀夫，24岁中进士，41岁任宰相。
四是有“免死金牌”。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曾在祖庙的石碑上刻下神秘的遗言，碑上蒙着轻纱，外人包括宰相都不许观看，但历任皇帝即位，必须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陪同前去默读遗言。后来金朝灭北宋、占领皇宫时，才发现这份遗言，涉及两点，其中一点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并立下重誓：“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所以宋代知识分子也敢于抗争，敢于言事。据说寇准还没做宰相时，与宋太宗讨论政事，意见不合，起了争执，皇帝很生气，却又不便发作，只好借故暂离现场，可是寇准却不依不饶，硬是直接拉住皇帝龙袍，强迫皇帝回归座位，事情没完，不让皇帝走。皇帝气恼不得，只得老老实实重新商量政事。事后，皇帝还表扬了寇准。
王安石给宋神宗讲课，不仅坚持自己坐着给皇帝讲课，还坚持要皇帝站着听课，皇帝也只得答应。
可见宋代统治者对文人的器重、敬重与优待。
3.宋代文化的全面自觉
宋朝倡导文教，重视文化整理，广开科举，书院、私学大量出现，形成了空前的文化繁荣景象。
在《格物致知》一章，我们曾分析宋代文化矗立的五座高峰，一是文学的高峰，诗词文赋，南戏、话本，全面丰收。二是政治上迎来了一个改革的时代，先是范仲淹等主导的庆历新政，接着有王安石的改革。三是史学上产生了伟大的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四是哲学思辨的高峰。产生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陆象山等一大批哲学巨子，产生了影响深远的理学、心学。五是科技的高峰。中国科技在宋代进入到史无前例的崭新时代，宋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当时几乎达到了世界科学中心的高度。尤其是后面两座高峰，中国文化的哲学思考一直贫弱，科技长期沉寂，到宋代却出现了井喷。
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全面崛起的时代，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大有作为的时代，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知识分子砥砺德行，尊崇气节，研究学术、开宗立派，参与政治、建功立业，产生了伟大的文化自信和庄严而神圣的政治、文化、历史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这样，便有了张载的“四为之志”。
四、传统士子的使命意识
张载，北宋学者，人称“横渠先生”。在《民胞物与》一章中，我们提到，张载从小天资颖悟，才华横溢，品格超常，喜谈兵事，渴望建功立业，很受范仲淹器重，后来他得范仲淹指点，潜心学术，精研儒学，遍读儒释道典籍，融会贯通，建立了自己庞大的思想体系，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
张载提出了广为传诵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自南宋以来一直流传。文天祥在科举考试的殿试对策卷中曾这样引用横渠四句：“圣人出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亦不过以一不息之心充之。”并以此立意，被钦点为状元。今人冯友兰先生将其拈出，称之为“横渠四句”。
这四句话，后两句比较好理解，前两句尤其是第一句，理解起来有难度，也有分歧。
“为天地立心”，最初人们的解释是在天底下确立仁者之心，圣人之心，这是拘泥于儒家和理学的解释，而且什么是“圣人之心”，也不好理解。
句中的“天地之心”，源于《周易·复卦·彖传》：“‘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复, 其见天地之心乎。”易传的意思是，从《复卦》可以看出天道的用心。张载的“为天地立心”，就是见天地之心，就是寻找天道运行之心，也就是天地自然乃至社会的运行规律，或者准则，使人心合于天心，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为天下立下天人合一之道，要天人合一，则需先知天道，是人合于天道。天地之心，在道家是道，在儒家也是道，道家是自然之道，儒家是人世之道。天地无口不能言，作为知识分子，要代天地立言。这是知识分子的创造使命。所以，冯友兰说，“为天地立心”是指文化创造。
为生民立命，传统的解释是通过修身，使自己的生命个体能够安身立命，即孟子的修身立命。这个理解可能偏狭了，说“安身立命”是对的，但是谁安身立命？应该是“民”，是大众，为生民立命，应该是为大众寻找安身立命之所，这个安身立命之所，就是精神的家园，所以，作为知识分子，不仅要能独善其身，更应自觉承担起为普罗大众寻找并确立精神家园、安顿其灵魂的历史使命，要自觉为民众提供精神营养，确立人生信仰和行为准则，不断修正其人生观、价值观，引导其构建真善美的心灵世界，即所谓正三观。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这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至于为往圣继绝学，这是指文化的传承与发扬，这是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
为万世开太平，这是知识分子的政治使命。从孔子开始，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大同，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政治境界。
四为之志，这气象，这气魄，这胸襟，也只有宋代才能产生。
张载四为之志的价值在哪里？这要将其与中国历史上的立志名言做些比较。
中国历史上，关于人生抱负有许多名言，我们不妨先做些梳理。
如果按照时间顺序，最先提出的是“三不朽”：
公元前549年（鲁襄公二十四年），鲁国的叔孙豹与晋国的范宣子曾就何为“死而不朽”展开讨论，范宣子认为他的祖先从虞、夏、商、周以来世代为贵族，家世显赫，香火不绝，这就是“不朽”。叔孙豹则不以为然，他认为范宣子说的这种家世显赫，香火不绝，只是世代享有俸禄而已，不能叫不朽，真正的不朽是：“‘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指道德品行为世人垂范，文治武功能泽被苍生，真知灼见可传于后世。
紧接着，是孔子提出了“君子之道”。《论语》一书，主要是在阐述君子精神。君子精神，实际上是周时代的贵族精神。君子意志坚强、品德高尚：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义怀德，成人之美，和而不同，泰而不骄，胸怀坦荡，不忧不惧，问心无愧。君子勤学好问、见贤思齐、博学多能。君子仪表堂堂，文质彬彬。君子勇于担当，任重道远。
接着，公元前三世纪，庄子提出了“内圣外王”之说，并认为是当时各个学派研究的共同内容，后来演变为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指内具有圣人的才德，对外施行王道，即人格理想以及政治理想两者的结合。
与“内圣外王”几乎同时，由孟子提出了“独善兼济”。《孟子·尽心上》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说的是知识分子如果运途通达，能有幸参与政治，就应以苍生为念，为民谋福祉；如果时运不济，没有机会一展宏图，也应退而修身，洁身自好。
也可能是在孟子这个时代，《大学》提出了“修齐治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 将人生目标由小到大设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齐家”，即治理好家庭、领地；第二层次是“治国”，治理好诸侯国；第三层次，就是“明明德于天下”也即“平天下”。而三者又都必须以“修身”即自我修养为前提。
到北宋的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要求知识分子以民为同胞，以万物为同类。基于孟子的“亲亲仁民爱物”，又超越孟子思想，进入到平等博爱的人生理想层次。
到明清易代，民族危亡，顾炎武等知识分子，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救亡图存，建设家国，是每一个人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与此同时，还有“经世致用”等。
这八种说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在强调一个公民的基本责任；“民胞物与”，强调的是人生态度；“经世致用”是指治学的价值取向；“君子之风”，强调的是人格的范式与要求，而且含义是笼统模糊的。严格地说，这四者都不能进入到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的层面。剩下的四个，“内圣外王”、“独善兼济”“修齐治平”三个意思差不多，可以归为一类，都是在说“内圣”与“外王”两个方面：“修齐治平”是内圣外王的阶梯与层级，“修”是 内圣，“齐治平”是外王；“独善兼济”是内圣外王前提下的穷通守则，穷时偏内圣，达时要“外王”。这三者指的都是知识分子的修身与治国，缺少知识分子的“知识”因素。
比较而言，“三不朽”最具有知识的价值。最先提出的“三不朽”，涉及知识分子“伦理、政治、学术”的三重理想，学术的因素虽在后，但毕竟有，守住了知识分子的根本。而随后的独善兼济、修齐治平，只指向了伦理与政治，丢却了知识分子的学术的根本，甚至可以说，其他的四个关涉理想的概念“君子之风、民胞物与、匹夫之责、经世致用”，也都是“内圣外王”的不同版本而已。这充分反映了自儒家始，中国知识分子浓厚的政治伦理情结和对学术的轻视。
于右任手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张载的“四为之志”则不同，它不仅回归到春秋前期的“三不朽”，而且又远远高于“三不朽”。
其一，其出发点高。三不朽的立足点在于个体生命的“不朽”，是从个体生命出发，是从小我立意，目的在“我”。“四为之志”，则是从社会、人类、历史的角度出发，是从大我立意，目的在“天地、生民、文化、历史”。
其二，维度更全面。“四为之志”从四个维度确立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这四个维度就是，知识的创造维度，精神的引领维度，文化的传承维度，政治的实践维度。这中间，尤其增加了“精神引领维度”，与“三不朽”的立德、“独善其身”的树榜样比，“四为之志”更有其帮助民众寻找精神家园，确立人生信仰，安顿个体灵魂的价值。
其三，三不朽并非纯粹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与使命，立德、立功，都可以不是知识分子。 而“四为之志”，则基本上是知识分子的，知识创造、精神引领、文化传承，非知识分子莫属。
其四，也是最重要之点，那就是“四为之志”强调了知识分子的根本。与“三不朽”比较，它不仅重提学术，并将其作为首位与前提，回复知识分子的本来的面目。四者的顺序很有讲究，为天地立心是知识分子的最大的和最根本的价值，也是后面“三为”的前提和基础，“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是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为万世开太平”是知识分子的终极目标。也就是说，在张载看来，理性的求真，知识的创造，思想的启蒙和文化的传承，才是知识分子的最基本的责任，作为知识分子，理性求真、知识创造才是其命脉所在。但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在角色定位上往往是近期政治功利向度的单向认同，忽视了非功利的学术向度。中国知识分子历来追求的是构建两个世界，即人类真善美的心灵世界和真善美的社会秩序，缺少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对知识的痴迷精神不够，学术独立的因素始终不浓，最终导致学术成为了政治的附庸。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也有重视知识的一面的话，那么我们重视的是知识传承，而不是创造，这就是我们文化的“经学传统”。所以，中华民族在文明之初，给人类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有许许多多领先世界的创造发明，可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死守着经学传统，只是“为往圣继绝学”，这恐怕是导致李约瑟之问的根本原因。其实知识分子最应该重视的是科学求真、构建纯粹的知识的世界，而这一点恰恰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忽视甚至鄙弃的。这恐怕也是导致长期误读张载“为天地立心”的重要原因。
张载所处的时代，是知识分子自我意识全面觉醒的时代，有宋一代，不仅是知识分子全面参政的时代，更是知识分子重建中国学术的时代，从哲学到史学到科技，都重新构建了庞大的知识体系，宋代，是知识创造的黄金时代，是学术构建的黄金时代。这是张载确立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的时代原因，而张载自身庞大的思想体系的构建，则是他知识分子自我意识觉醒的结果。
附录、名言成语积累
1.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春秋·叔孙豹）
2.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春秋·孔子）
3.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战国·孟子）
4.忽奔走以先后兮, 及前王之踵武。（战国·屈原）
5.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东汉·陈蕃）
6.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唐·杜甫）
7.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宋·范仲淹）
8.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
9.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清·郑板桥）
10.陶潜恰似卧龙豪，千古浔阳松菊高，莫道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清·龚自珍）
11.成语：
心驰魏阙：指臣民心在朝廷，关心国事。
创业垂统：创立功业，传给后代子孙。
立人达人：指帮助人建立功业，提高地位。
任重道远：责任重大，要经历长期的奋斗。
蹈厉之志：本形容舞蹈的动作威武有力。比喻奋发向上的志向。
安身立命：指生活有着落，精神有所寄托。
（原文见《中国智慧》丛书之《写给中学生的18堂国学修身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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