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觀：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周易·繫辭傳》雲：“物相雜，故曰文。”各種線條、色彩交織在一起，便稱作“文”，引申指對人的天性進行修飾，所以文的對義詞是質。孔子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天性強過文化的修飾，便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文化的修飾掩住了天性，就導致浮華誇飾。文質相互平衡，這才是君子該有的氣質。
不同於墨家之尚質，道家之反文，儒家對詩書禮樂之文，特別注重。當時，有棘子成者，質疑儒家重文，說：“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孔子的學生子貢，馬上反駁他，說：“文猶質也、質猶文也”，倘使沒有了毛色斑紋相區別，虎豹的皮革和狗羊的皮革也就沒有了區別。君子之道，固不僅要有美好的天性，更要經後天詩書禮樂的文飾，才能動行舉止，莫不文雅典重，自然流露出高貴的氣質。
文獨具教化功用。《易·賁·彖》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文化二語，並出於此。治國之大人君子，對文的意義有了深切之瞭解，遂能教化天下，讓天下臻於大成。
儒家是一整套包蘊著倫理學、政治學、哲學、宗教觀的思想，可以統謂之曰人文思想，它的終極目標，便是“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其具體實施的路徑，則是詩書禮樂易春秋之教，謂之“文學”。因此，在孔子那裡，在早期儒家那裡，文學的根本意旨只是一條：養成學者完善的人格。
儒家認為，學者畢生所學，不過是求得人格的完全，亦即是“仁”。仁，古文字亦作上身下心，是心之全德之謂。今人入孔廟，凡孔廟中必有兩副匾額，一副為“中和位育”，一副為“與天地參”，並出於《中庸》。與天地參，意即與天地並列為三才，這是孔子為中國人所開示的民族信仰。完善的人格即法天則地、與天地參。效法天地運行之消息，讓自己的人格臻於天地偉美之境，此即儒家的根本意旨所在。
完善的人格在氣質上表現出的就是溫文爾雅。爾雅的爾，通“邇”，是“近”的意思，爾雅就是親近於雅。“溫”是溫柔敦厚，“文”者謂君子言行舉止，皆合於規矩，合宜、合度、美好。然則溫文爾雅的美德自何處而來？只能從文學中來。
先秦時，凡飾身潤德的學問，都謂之文學。但自梁代昭明太子蕭統編《文選》，文學便有了更加明晰的定義，只有“事出於深思，義歸乎翰藻”（見《文選》序）的，才被認為是文學。就是說，文學須出於深沉細膩的審美感受，抒情達意，須借優美的文辭聲韻傳遞開來。
此後，直至二十世紀前，中國人的文學觀念蓋皆不逾於此。
新文化運動之後，所謂的“文學”，則是自西方舶來的概念。其義有二，一為文學須有獨特的語言藝術，二為文學須表現作家獨特的心靈世界。朱光潛先生無疑是受此文學觀影響的一位學者。他認為偵探小說不是文學，因為偵探小說滿足的是讀者的理智，而不是讀者的情感。但倘若持此文學觀觀照中國傳統文學，直是圓鑿方枘，扞挌難通。如載道的文，用於酬應的表啟，乃至祭文哀誄，這一類的作品，在新文學研究者眼中，都不是文學，然而，它們恰是中國文學之大宗。
昭明以降直至新文化運動之前，中國人所謂的文學，有著比今日之文學更崇高的地位。文學，是國學的三鼎足之一。中國傳統學問，只有三門，曰義理、曰考據、曰辭章，文學就是辭章之學。辭章不僅涵蓋經史子集四部中的集部，經部中詩經、易傳、尚書、禮記、左氏傳何嘗不是辭章？諸子百家之文，皆是後世習文的塗軌；史部中《史記》、《漢書》是古文正宗，唐人劉知己《史通》、清人章學誠《文史通義》，這兩部著名的史學理論著作，又都是漂亮的駢體文；中國文學理論的最高成就是《文心雕龍》，清人王先謙《駢文類纂》選錄其文，竟有五十篇之多。
一部文學理論的著作，竟同時也是最好的文學作品，這在已為西方文學觀所俘虜的今之學者那兒，是無法想象的。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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