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江湖而憂在魏閹，此三先生之直效其忠也。”
<strong>遍觀中國古代歷史，每到王朝步入衰頹之時，其特點均有許多相似之處。除了政治腐敗，民不聊生，殘酷的黨爭是其重要特點。
東漢中後期，伴隨著年幼皇帝的即位，皇權逐漸轉移至外戚。而當皇帝長大後不甘心大權旁落，又集結身邊的宦官重新奪回了權力。由此外戚與宦官長期對立爭權，在黨爭中互相消耗同歸於盡，大大加速了東漢王朝的滅亡。
而晚唐的牛李黨爭更是持續了將近半個世紀，雙方在朝堂上為了反對而反對，不問是非只問黨派，黨同伐異。雙方都依附於當時權勢熏天的宦官集團，無任何進步意義，並讓本已衰頹的唐王朝進一步走向深淵。
當明王朝步入其暮年時，伴隨著政治的腐敗，統治者的日漸昏庸，如漢、唐一樣也出現了類似的黨爭現象。
以天啟“明末三大案”為前提，揭開了黨同伐異的歷史局面
<strong>萬曆朝局黨勢漸成，形成了諸如東林黨、楚黨、齊黨、浙黨、昆黨等黨派，黨同伐異勢同水火。
萬曆四十三年（1613）年梃擊案爆發，當年夏五月己酉，薊州男子張差持梃入慈慶宮，擊傷守門內侍，此案發生後，舉朝譁然，圍繞張差是否瘋癲及是否曾被鄭貴妃宦官龐保、劉成指使產生了巨大的爭論。萬曆皇帝破天荒的召見群臣，終以處決張差、龐保、劉成而告終。此案雖結，然圍繞此案的紛爭導致官僚集團進一步分裂。
萬曆四十八年（1618）七月萬曆皇帝去世，朱常洛即位。然不久，因服用崔文升、李可灼進獻的紅丸，一夕暴斃，是為紅丸案。朱常洛去世後，太子朱由校本應繼位。然李選侍為了個人私利挾持小皇帝，拒絕離本應為皇帝居住的乾清宮，引起了朝臣的不滿。
以楊漣、左光斗為首的朝臣結合宦官王安一舉搶先擁戴朱由校登基，並將李選侍驅逐出乾清宮，是為移宮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並稱明末三大案，圍繞三案的是非真偽爭議不斷，而黨爭也在其中越演愈烈直至明朝滅亡。
“東林黨”和“閹黨”的殘酷爭權，重塑中樞權力格局
天啟初年，明熹宗朱由校順利地登上皇帝寶座，主要因為仰賴楊漣、左光斗、劉一燝、周嘉謨等大臣以及司禮監太監王安的聯手努力，因此明熹宗對他們信賴有加，一些在萬曆朝遭到排擠打擊的正直官僚受到起用，於是出現了早期的政治格局——“<strong>眾正盈朝”。
可誰怎料想，古代人一直秉持這一種“<strong>遠親不如近鄰”的思想，誰能獲得皇帝的青睞誰便能假皇權而獲得實權，在這一點上東林黨人顯然不如與皇帝朝夕相處的宦官。於是經歷了一次全新的“<strong>大洗牌”，在眾多宦官中，魏忠賢異軍突起，再一次重塑了天啟年間的“<strong>政治生態”。
黨同伐異之爭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看得到成果，做大事之前肯定要細心謀劃和佈局。接下來就以魏忠賢代表的“閹黨”如何瓦解東林黨勢力進行分析?
- 建立以魏忠賢為核心的閹黨組織
“三年春，引其私人為魏廣徽為大學士。”
魏忠賢利用天啟皇帝不斷排擠忠良，擴張勢力，伴隨著權力的增長，越來越多的寡廉鮮恥之徒依附其身邊，而魏忠賢也想通過樹黨擴大自身的勢力範圍。
- 毀掉東林黨組織聚集的書院
天啟二年（1622），閹黨分子朱童蒙上疏攻擊東林黨人鄒元標、馮從吾興建首善書院講學。其實，朱童蒙的真正用意並非在於毀掉書院。
東林黨人以書院為紐帶不僅建立密切的聯繫，書院也成為了東林黨人傳播主張評價時局的平臺。毀掉書院就等於打掉了東林黨重要的平臺。
- 乘勝追擊，一舉殲滅
天啟四年（1624）的黨爭終以閹黨佔據上風告終，但在明末殘酷黨爭的環境下，魏忠賢並不準備就此收手。
天啟五年（1625）興起“六君子之獄”，將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六人投入獄中。魏忠賢的爪牙許顯純在獄中以莫須有的追贓為藉口，對六人殘酷折磨致死。
- 整肅隊伍，開展整頓官僚之風
據《明史》記載“當此之時，內外大權一歸忠賢，內豎自王體乾外，又有李朝欽，王朝輔、孫進等三十餘人，為左右擁護。外廷文臣則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夔龍、倪文煥主謀議號“五虎”；武臣則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寰、崔應元主殺戮號“五彪”。”
天啟末年經過殘酷的黨爭，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把持了朝政，重塑了中樞權力格局，東林黨人或死或貶幾乎無法在朝中立足。
“閹黨”權利至高無上，開始新的領導集團
魏忠賢通過黨爭清除東林黨後，其在朝野乃至全國再無可以對其挑戰的政治勢力，以其為首的閹黨成為了全國政治的領導核心。“<strong>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隨著魏忠賢走向權力巔峰，從上到下諂媚之風盛行。
- 由於自萬曆朝以來，朝政日趨腐敗，在整體劣幣驅逐良幣的環境下，士大夫寡廉鮮恥不再成為道德上忌諱。
- 在變化莫測的政局中，投機者不僅能避免因站錯隊造成的損失，還可以獲得不菲的政治利益。
投機歸附魏忠賢的官員，“<strong>歸之者升之九天，一月三遷，蟒玉崢嶸”。而那些堅持本心、恪守原則的人，則會在變化的政局中手足無措，“<strong>六君子之獄”和“<strong>七君子之獄”從某種程度上會對官僚集團的心理產生影響，這些人的悲慘結局必然會使官僚集團出現分化。
對魏忠賢的依附在中央體現在官員對其無盡的吹捧。群臣抓住一切機會稱頌諂媚魏忠賢，如天啟六年（1626），袁崇煥在寧遠之戰中力挫努爾哈赤統帥的後金軍的進攻，當時引起了很大轟動，對這一勝利，朝廷竟將此歸功於魏忠賢的指揮。
對魏忠賢狂熱的個人依附，除了體現在官員對其無底線的吹捧外，還深刻體現在地方興建生祠上。 生祠，就是為生人建造祠堂，但通常生祠並非祠堂固有的形式，祠堂本應是為故去的宗族長者或先賢而建，這一違背常理的行為反映出建造者內心對被紀念人的極度崇拜，在天啟末年，建立生詞也成為地方討好諂媚魏忠賢的一種手段。
“東廠魏忠賢，心勤體國，念切恤民。頓蠲茶果鋪墊諸費，不但機戶翻然更生，莫不途歌巷舞，公請建祠用致祝釐等因。”
就蠲(juan)免雜費而言，本身這是一種德政，事實上明朝地方遭遇災荒，朝廷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蠲免本身是一種慣例。然而，浙江巡撫潘茹楨卻將此作為魏忠賢的功績。
然而之前的依附僅僅侷限在中樞官場內部，而興建生祠則欲將這種依附之風傳導至全國，這也正是魏忠賢所願意看到的。潘茹楨的上疏如同打了潘多拉的盒子，很快各地掀起了狂熱的建造生祠運動。
但是對於不拜生祠，給予打擊報復。如“<strong>前有遵化道耿如杞、薊州道胡士容，人人矜憐，而終不敢一生路也。”在魏忠賢的恐怖高壓下，不拜生祠者不僅遭到嚴厲懲罰，還要羅織莫須有的罪名將其在道德上抹黑。
以魏忠賢為核心的“閹黨”到底給當時的社會帶來哪些影響?
- 天啟末年全國對魏忠賢瘋狂的個人諂媚衝擊了傳統儒家的廉恥觀，對士大夫的精神世界造成了巨大的汙染，當底線被擊穿後，就會形成所謂“破窗”效應(及時矯正和補救正在發生的問題)，士人乃至社會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堅持會發生動搖，毒化社會氛圍。
- 在個人崇拜中，勢必會進行官僚集團的整肅，由此一批以諂媚起家的官僚居於高位，而堅持原則實事求是的人慘遭打擊，後必然是會造成能者下庸者上的局面。上位之人所關注的是如何討好魏忠賢，自然為國家的奉獻意識大為降低，進而影響國家政權的運行。
- 對魏忠賢狂熱的崇拜也會增加明朝地方的財政負擔，嚴重的會危及地方的治亂安危。在對諂媚魏忠賢成為政治正確之時，為了興建生祠，地方督撫必然利用手中的權力百般挪用地方財政。
崇禎初政，魏忠賢倒臺，再一次重塑了格局
魏忠賢的專政歸根結底是利用皇帝的信任，不過一家臣而已。如果皇帝擁有子嗣並被立為皇太子，熹宗皇帝一定會刻意培養栽培，則早晚會形成以皇太子為首的第二個權力中心。而這對魏忠賢是一個極大的政治牽制，魏忠賢代替聖意為所欲為的時代就結束了。
天啟七年(1627)，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檢在皇極殿登基即皇帝位，年號崇禎，明王朝正式進入崇禎時代。不過，崇禎皇帝即位之初並沒有立刻對魏忠賢下手。當時閹黨勢力龐大，直接拿下魏忠賢顯然操之過急。
“時江西某官猶不識時務，欲建隆德祠以頌忠賢功，忠賢大懼，即奏將造祠錢糧解充遼餉，上允之。”
這件事情向外界傳達了一個明確的信號，皇帝不再如過去那樣放縱對魏忠賢狂熱的個人崇拜。對政治氛圍敏感的官員立刻嗅到機會，主事陸澄源上疏彈劾魏忠賢心腹崔呈秀，使其被迫回籍。崔呈秀去朝後，針對魏忠賢的文攻隨即展開。
天啟七年（1627）十月二十六日嘉興縣貢生錢嘉徵毅然上疏彈劾魏忠賢十大罪。錢嘉徵的奏疏產生很大的影響。錢嘉徵的奏疏很快引起眾人相繼上疏參攻魏忠賢及其黨羽。不過在離京城之際，魏忠賢過於招搖，終導致皇帝決定派兵拿問，魏忠賢自知不免，於夜晚自縊身亡。
清洗閹黨與《三朝要典》的銷燬，標誌著再無閹黨專權的局面
“此次清查閹黨逆案，除首惡魏忠賢、客氏已明正典刑，其餘共列七類，首逆同謀六人。交結近侍十九人，交結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軍犯三十五人，諂附擁戴軍犯十五人，交結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頌四十四人，共計二百五十八人。”
魏忠賢生前權勢滔天，在其周圍聚集起很大的政治團體。“<strong>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遍置死黨
”。如此眾多的黨羽令崇禎皇帝如鯁在喉，如果不及時清查閹黨，而只是將首惡法辦，則無法除惡務盡。魏忠賢的專政固然是因為其獲得天啟皇帝的信任，但倘若沒有黨羽為之搖旗吶喊，魏忠賢也很難呼風喚雨。同時，崇禎皇帝清查閹黨的另一個目的在於藉由清洗閹黨，讓其執政更加順暢。閹黨從中央遍及地方，天啟年間深受魏忠賢提拔重用，是魏忠賢給了他們政治前途，如此他們又會如何忠實的執行皇帝的命令呢？雖然魏忠賢已死，但閹黨勢力尚存，崇禎皇帝雖貴為九五之尊，一時也無法取得壓倒性勝利。
但閹黨自身的問題決定了其倒臺的必然性，閹黨雖然都依附於魏忠賢，但閹黨本身並不是一個嚴密的政治集團。純粹的說，閹黨並不像東林黨那樣有堅定的政治信念，更像是為政治利益而結成的鬆散政治集團。閹黨內部人人想自保，想通過出賣別人來將自己置之度外，這就為個個擊破提供了機會，而一旦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始倒下，閹黨整體的垮臺也就指日可待了。
天啟末年，伴隨著閹黨專政的加強，有必要樹立閹黨的道德高地，進而站在道德的高地去攻擊詆譭政敵，這也是中國古代政治鬥爭中常有的套路 。魏忠賢本身便是移宮案的當事人之一，在移宮案中很是狼狽。對於當年三案的一些史實，在當時閹黨並不處在道德高地，這些都促成了閹黨借修《三朝要典》樹立其專政合法性進而永久禁錮東林黨的政治道德基礎，在中國古代泛道德化的時代，這無疑是閹黨必走的一步棋。
《三朝要典》針對明末三案進行了顛覆性的描述，王之寀、楊漣被認為是大奸大惡。尤為具有殺傷力的是，《三朝要典》還逐一批駁了針對閹黨或支持東林黨的奏疏，並在文末對上疏者進行抨擊，這種抨擊其實就是一種閹黨的政治宣言。即事實上，只要名列《三朝要典》之人已經成為了閹黨的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
“可將皇史宬內原藏一部取出毀之，仍傳示天下各處官府學宮學官所有書板，盡毀不行。自今以後，官方不以此書定臧否，人才不以此書定進退。”
隨著《三朝要典》被廢除，對東林黨人的平反也在逐步進行。對東林黨人的平反客觀上有利於清查閹黨，同時通過平反，也可以凝聚團結更多官僚的向心力，被平反的東林黨人也更感念崇禎皇帝，在回到朝廷後必然更忠心於皇帝。
從天啟到崇禎初，明朝中樞政治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圍繞著三案所進行了殘酷的黨爭，從“眾正盈朝”到魏忠賢專政再到崇禎初政清查閹黨平反東林。明朝的中樞政治不斷髮生劇烈的重組，中樞的權力不斷改造同樣對地方政治生與風向產生微妙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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