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江湖而忧在魏阉，此三先生之直效其忠也。”

遍观中国古代历史，每到王朝步入衰颓之时，其特点均有许多相似之处。除了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残酷的党争是其重要特点。

东汉中后期，伴随着年幼皇帝的即位，皇权逐渐转移至外戚。而当皇帝长大后不甘心大权旁落，又集结身边的宦官重新夺回了权力。由此外戚与宦官长期对立争权，在党争中互相消耗同归于尽，大大加速了东汉王朝的灭亡。

而晚唐的牛李党争更是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双方在朝堂上为了反对而反对，不问是非只问党派，党同伐异。双方都依附于当时权势熏天的宦官集团，无任何进步意义，并让本已衰颓的唐王朝进一步走向深渊。

当明王朝步入其暮年时，伴随着政治的腐败，统治者的日渐昏庸，如汉、唐一样也出现了类似的党争现象。

以天启“明末三大案”为前提，揭开了党同伐异的历史局面

万历朝局党势渐成，形成了诸如东林党、楚党、齐党、浙党、昆党等党派，党同伐异势同水火。

万历四十三年（1613）年梃击案爆发，当年夏五月己酉，蓟州男子张差持梃入慈庆宫，击伤守门内侍，此案发生后，举朝哗然，围绕张差是否疯癫及是否曾被郑贵妃宦官庞保、刘成指使产生了巨大的争论。万历皇帝破天荒的召见群臣，终以处决张差、庞保、刘成而告终。此案虽结，然围绕此案的纷争导致官僚集团进一步分裂。

万历四十八年（1618）七月万历皇帝去世，朱常洛即位。然不久，因服用崔文升、李可灼进献的红丸，一夕暴毙，是为红丸案。朱常洛去世后，太子朱由校本应继位。然李选侍为了个人私利挟持小皇帝，拒绝离本应为皇帝居住的乾清宫，引起了朝臣的不满。

以杨涟、左光斗为首的朝臣结合宦官王安一举抢先拥戴朱由校登基，并将李选侍驱逐出乾清宫，是为移宫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并称明末三大案，围绕三案的是非真伪争议不断，而党争也在其中越演愈烈直至明朝灭亡。

“东林党”和“阉党”的残酷争权，重塑中枢权力格局

天启初年，明熹宗朱由校顺利地登上皇帝宝座，主要因为仰赖杨涟、左光斗、刘一燝、周嘉谟等大臣以及司礼监太监王安的联手努力，因此明熹宗对他们信赖有加，一些在万历朝遭到排挤打击的正直官僚受到起用，于是出现了早期的政治格局——“众正盈朝”。

可谁怎料想，古代人一直秉持这一种“远亲不如近邻”的思想，谁能获得皇帝的青睐谁便能假皇权而获得实权，在这一点上东林党人显然不如与皇帝朝夕相处的宦官。于是经历了一次全新的“大洗牌”，在众多宦官中，魏忠贤异军突起，再一次重塑了天启年间的“政治生态”。

党同伐异之争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看得到成果，做大事之前肯定要细心谋划和布局。接下来就以魏忠贤代表的“阉党”如何瓦解东林党势力进行分析?

建立以魏忠贤为核心的阉党组织

“三年春，引其私人为魏广徽为大学士。”

魏忠贤利用天启皇帝不断排挤忠良，扩张势力，伴随着权力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寡廉鲜耻之徒依附其身边，而魏忠贤也想通过树党扩大自身的势力范围。

毁掉东林党组织聚集的书院

天启二年（1622），阉党分子朱童蒙上疏攻击东林党人邹元标、冯从吾兴建首善书院讲学。其实，朱童蒙的真正用意并非在于毁掉书院。

东林党人以书院为纽带不仅建立密切的联系，书院也成为了东林党人传播主张评价时局的平台。毁掉书院就等于打掉了东林党重要的平台。

乘胜追击，一举歼灭

天启四年（1624）的党争终以阉党占据上风告终，但在明末残酷党争的环境下，魏忠贤并不准备就此收手。

天启五年（1625）兴起“六君子之狱”，将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六人投入狱中。魏忠贤的爪牙许显纯在狱中以莫须有的追赃为借口，对六人残酷折磨致死。

整肃队伍，开展整顿官僚之风

据《明史》记载“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内竖自王体乾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

天启末年经过残酷的党争，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把持了朝政，重塑了中枢权力格局，东林党人或死或贬几乎无法在朝中立足。

“阉党”权利至高无上，开始新的领导集团

魏忠贤通过党争清除东林党后，其在朝野乃至全国再无可以对其挑战的政治势力，以其为首的阉党成为了全国政治的领导核心。“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随着魏忠贤走向权力巅峰，从上到下谄媚之风盛行。

由于自万历朝以来，朝政日趋腐败，在整体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下，士大夫寡廉鲜耻不再成为道德上忌讳。
在变化莫测的政局中，投机者不仅能避免因站错队造成的损失，还可以获得不菲的政治利益。

投机归附魏忠贤的官员，“归之者升之九天，一月三迁，蟒玉峥嵘”。而那些坚持本心、恪守原则的人，则会在变化的政局中手足无措，“六君子之狱”和“七君子之狱”从某种程度上会对官僚集团的心理产生影响，这些人的悲惨结局必然会使官僚集团出现分化。

对魏忠贤的依附在中央体现在官员对其无尽的吹捧。群臣抓住一切机会称颂谄媚魏忠贤，如天启六年（1626），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力挫努尔哈赤统帅的后金军的进攻，当时引起了很大轰动，对这一胜利，朝廷竟将此归功于魏忠贤的指挥。

对魏忠贤狂热的个人依附，除了体现在官员对其无底线的吹捧外，还深刻体现在地方兴建生祠上。

生祠，就是为生人建造祠堂，但通常生祠并非祠堂固有的形式，祠堂本应是为故去的宗族长者或先贤而建，这一违背常理的行为反映出建造者内心对被纪念人的极度崇拜，在天启末年，建立生词也成为地方讨好谄媚魏忠贤的一种手段。

“东厂魏忠贤，心勤体国，念切恤民。顿蠲茶果铺垫诸费，不但机户翻然更生，莫不途歌巷舞，公请建祠用致祝厘等因。”

就蠲(juan)免杂费而言，本身这是一种德政，事实上明朝地方遭遇灾荒，朝廷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蠲免本身是一种惯例。然而，浙江巡抚潘茹桢却将此作为魏忠贤的功绩。

然而之前的依附仅仅局限在中枢官场内部，而兴建生祠则欲将这种依附之风传导至全国，这也正是魏忠贤所愿意看到的。潘茹桢的上疏如同打了潘多拉的盒子，很快各地掀起了狂热的建造生祠运动。

但是对于不拜生祠，给予打击报复。如“前有遵化道耿如杞、蓟州道胡士容，人人矜憐，而终不敢一生路也。”在魏忠贤的恐怖高压下，不拜生祠者不仅遭到严厉惩罚，还要罗织莫须有的罪名将其在道德上抹黑。

以魏忠贤为核心的“阉党”到底给当时的社会带来哪些影响?

天启末年全国对魏忠贤疯狂的个人谄媚冲击了传统儒家的廉耻观，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造成了巨大的污染，当底线被击穿后，就会形成所谓“破窗”效应(及时矫正和补救正在发生的问题)，士人乃至社会的理想信念和道德坚持会发生动摇，毒化社会氛围。
在个人崇拜中，势必会进行官僚集团的整肃，由此一批以谄媚起家的官僚居于高位，而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人惨遭打击，后必然是会造成能者下庸者上的局面。上位之人所关注的是如何讨好魏忠贤，自然为国家的奉献意识大为降低，进而影响国家政权的运行。
对魏忠贤狂热的崇拜也会增加明朝地方的财政负担，严重的会危及地方的治乱安危。在对谄媚魏忠贤成为政治正确之时，为了兴建生祠，地方督抚必然利用手中的权力百般挪用地方财政。

崇祯初政，魏忠贤倒台，再一次重塑了格局

魏忠贤的专政归根结底是利用皇帝的信任，不过一家臣而已。如果皇帝拥有子嗣并被立为皇太子，熹宗皇帝一定会刻意培养栽培，则早晚会形成以皇太子为首的第二个权力中心。而这对魏忠贤是一个极大的政治牵制，魏忠贤代替圣意为所欲为的时代就结束了。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在皇极殿登基即皇帝位，年号崇祯，明王朝正式进入崇祯时代。不过，崇祯皇帝即位之初并没有立刻对魏忠贤下手。当时阉党势力庞大，直接拿下魏忠贤显然操之过急。

“时江西某官犹不识时务，欲建隆德祠以颂忠贤功，忠贤大惧，即奏将造祠钱粮解充辽饷，上允之。”

这件事情向外界传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皇帝不再如过去那样放纵对魏忠贤狂热的个人崇拜。对政治氛围敏感的官员立刻嗅到机会，主事陆澄源上疏弹劾魏忠贤心腹崔呈秀，使其被迫回籍。崔呈秀去朝后，针对魏忠贤的文攻随即展开。

天启七年（1627）十月二十六日嘉兴县贡生钱嘉徵毅然上疏弹劾魏忠贤十大罪。钱嘉徵的奏疏产生很大的影响。钱嘉徵的奏疏很快引起众人相继上疏参攻魏忠贤及其党羽。不过在离京城之际，魏忠贤过于招摇，终导致皇帝决定派兵拿问，魏忠贤自知不免，于夜晚自缢身亡。

清洗阉党与《三朝要典》的销毁，标志着再无阉党专权的局面

“此次清查阉党逆案，除首恶魏忠贤、客氏已明正典刑，其余共列七类，首逆同谋六人。交结近侍十九人，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

魏忠贤生前权势滔天，在其周围聚集起很大的政治团体。“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

”。如此众多的党羽令崇祯皇帝如鲠在喉，如果不及时清查阉党，而只是将首恶法办，则无法除恶务尽。魏忠贤的专政固然是因为其获得天启皇帝的信任，但倘若没有党羽为之摇旗呐喊，魏忠贤也很难呼风唤雨。

同时，崇祯皇帝清查阉党的另一个目的在于借由清洗阉党，让其执政更加顺畅。阉党从中央遍及地方，天启年间深受魏忠贤提拔重用，是魏忠贤给了他们政治前途，如此他们又会如何忠实的执行皇帝的命令呢？虽然魏忠贤已死，但阉党势力尚存，崇祯皇帝虽贵为九五之尊，一时也无法取得压倒性胜利。

但阉党自身的问题决定了其倒台的必然性，阉党虽然都依附于魏忠贤，但阉党本身并不是一个严密的政治集团。纯粹的说，阉党并不像东林党那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更像是为政治利益而结成的松散政治集团。阉党内部人人想自保，想通过出卖别人来将自己置之度外，这就为个个击破提供了机会，而一旦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始倒下，阉党整体的垮台也就指日可待了。

天启末年，伴随着阉党专政的加强，有必要树立阉党的道德高地，进而站在道德的高地去攻击诋毁政敌，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斗争中常有的套路

。魏忠贤本身便是移宫案的当事人之一，在移宫案中很是狼狈。对于当年三案的一些史实，在当时阉党并不处在道德高地，这些都促成了阉党借修《三朝要典》树立其专政合法性进而永久禁锢东林党的政治道德基础，在中国古代泛道德化的时代，这无疑是阉党必走的一步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