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路遙和他的一系列創作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線。路遙近乎“執拗”地秉承傳統現實主義的手法，深入現實生活，嘔心瀝血，像西西弗斯和堂·吉訶德那樣執著，為讀者奉獻了一部貼近大眾心靈的《平凡的世界》。 值得關注的是，這部小說從它問世那天起，就一直深受特定讀者群體的熱愛和追捧，在文學日趨多元化的今天它仍然沒有失去獨特的魅力。顯然，《平凡的世界》已經在特定的讀者群體心中長久駐足，它傳遞著溫暖，時刻慰藉著那些飢渴的心靈，它塑造強大的正面價值力量，給奮鬥中的人們帶來有力的精神支撐。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的文壇，伴隨著思想的又一次大解放，西方的現代派觀念技巧猛烈衝擊著傳統的文學觀念，文學流派林立，現實主義自然黯然失色。自《平凡的世界》1986 年發表問世以來，就與風雲變幻的現代文學氛圍顯得格格不入，可以說它是頂著來自四面八方的狂風暴雨獨立於文壇，一方面它遭遇了文學評論及文學精英界的“強冷空氣”，一方面卻在廣大的中下層讀者中備受青睞，這種“冰火兩重天”的現象著實讓《平凡的世界》遭遇前所未有的尷尬。
文學進入 90 年代以至新世紀，改變了一種或幾種文學流派主導的局面，文壇進入了開放化、多元化的局面，尤其是近幾年文學創作關注底層平民，關注小人物的命運，在這種文學“底層熱”的關照下，《平凡的世界》本身及其研究也開始慢慢升溫。
《平凡的世界》創作背景
路遙從 1982 年開始構思、準備《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初稿，這部小說從它醞釀之初就與整個文學環境顯得格格不入。中國當代文學經歷了“十七年”、“文革”，在 70 年代後期粉碎了四人幫的文化專制統治之後，進入了全面解放的時期。70 年代末以至 80 年代，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重大轉折期。1977 年 8 月中共第十一次代表大會召開，標誌著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全面建設的“新時期”。1979 年 10月全國第四次文代會的召開，又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轉折點，周揚作了題為《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學》的報告，中國文學進入瞭解凍的“新時期”。
20 世紀80 年代前期盛行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大都是對文革創傷的揭露批判和反思，劉心武的短篇小說《班主任》和盧新華的《傷痕》是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打破固有的“文革”小說模式，關注個體生命的創傷體驗。80 年代中後期，文學“尋根”熱執著探尋民族文化之根，“先鋒”文學小說家們進行狂熱的語言形式實驗，他們反叛傳統，迷戀語言實驗，追求“無”的價值意義。
80 年代另外一個重要的文學現象就是西方文學觀念的大量湧入，對中國傳統的思想觀念造成強力地衝擊。結束了封建社會文化專制、自我閉關的狀態，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睜眼看世界”，大量的外國作品和新的文學觀念被引進中國，優秀的西方作品譯介到中國，魯迅就是為此做出重大貢獻的人。70 年代末，在結束了“文革”的文藝專政、自我封閉之後，中國又出現了一股大規模譯介西方先進的文化觀念、優秀的文學作品的熱潮。
西方 20 世紀盛行的現代主義之風、新的批評方法都對中國新時期的文學產生了重要影響，現代主義的創作手法如意識流、荒誕、誇張等被眾多小說家吸收借鑑，一些作家和批評家甚至對現代主義流派趨之若鶩，唯現代主義是尊，一些小說體現了對傳統的現實主義手法的徹底反叛。80 年代初的《文藝報》社論和座談會上，更是“把西方‘現代派’作為我國文藝發展的方向和道路”，在小說的創作上“熱衷於表現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義”，“渲染各種悲觀、失望孤獨、恐懼的陰暗心理”，這在 80 年代中後期的尋根文學、先鋒文學作品中體現的尤為明顯，如馬原的獨特敘述“圈套”風靡一時，格非的《褐色鳥群》以及《迷舟》，孫甘露的《訪問夢境》，都是帶有明顯先鋒意識的小說。
縱觀 80 年代，中國大陸文學是以開放、創新為主的，現代主義是文壇的主導。路遙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毅然決定寫《平凡的世界》，他並非不識時務，他並非不知道當時傳統的現實主義手法已經被拋棄到了邊緣。相反他對這種文學現象的變更有著自己清醒的認識，面對這些新潮作品，他認為“大多處於直接借鑑甚至刻意模仿西方現代派作品的水平，顯然談不上成熟，更談不上標新立異。當然，對於中國當代文學來說，這些作品的出現的意義十分重大 ”，“文學形式的變革和人類生活自身的變革一樣，是經常的，不可避免的，即使某些實驗的失敗，也無可非議”，只是文學界“過分誇大了當時中國此類作品的實際成績”，“貶低甚至排斥其它文學表現形式”。由此可見路遙深知當時的國內文化形勢，他並不是把現代主義同現實主義絕對對立起來，而是用辨證清醒的意識看待西方的思想觀念以及它在中國掀起的熱潮。
路遙的精神品格及其審美理念
80 年代的中國大陸文壇，一個叫路遙的作家為我們留下了這樣一串動人的足跡：由《驚心動魄的一幕》，到《在困難的日子裡》，再到《人生》，最後歸結於一個平靜又淡然的《平凡的世界》。在這樣一幅幅浩大的鄉土中國鄉村風景圖裡，路遙向我們展示著平凡生活數不盡的苦難，這苦難又是散發著無窮人性之美的苦難。除卻路遙小說的藝術價值，在當代以至當下的語境下，路遙更是凝結成了某種特定的精神價值符號，讓人振奮，催人向上。
路遙短暫的生命歷程就像是一個由他自己創造的傳說，他更像是西西弗斯和堂·吉訶德完美的結合體，他這樣告訴自己：“
有時要對自己殘酷一點。應該認識到，如果不能重新投入嚴峻的牛馬般的勞動，無論作為作家還是作為一個人，你真正的生命也就將終結。”路遙正是這樣不知疲倦地投入牛馬一樣的創作中去，才給讀者留下了一部部優秀的現實之作。
路遙能夠經久打動讀者的首先是他對生活的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應該說路遙的一生始終沒有擺脫“苦難”這兩個字。童年的路遙是苦難的，他出生在陝北一個貧窮潦倒的小戶人家，七歲時由於家庭負擔太重而被過繼給自己的大伯，與自己的養父母生活在一起，能夠上學對他來說就是最不容易的事情了，而讀書期間他飽受的飢餓困頓和其他人的冷眼嘲諷更是極大地傷害了他稚嫩的心靈。從小路遙便對生活的苦難有著深刻的體悟，這也是他日後文學創作中終不離苦難的原因。工作之後的路遙執著地堅持文學創作，生活環境簡陋困苦，而他只需要煙就夠了，對他來說，在煙霧的吞吐中，他才能更好地思考人生，更多的時候，他的桌上只有一個冷饅頭，其餘的全都是報紙資料之類。在他創作的日子裡，病魔甚至每天都無情地摧殘他，他還是執意進行著他的“勞動”，不斷告訴自己要完成作品。他覺得，“
只有在無比沉重的勞動中，人才會活得更為充實”路遙無比崇拜自己的“革命導師”柳青，柳青生命的最後時刻還在病床上創作的精神信念給了路遙無限的力量，生活再艱難、再苦，他也像一個戰鬥著的戰士一樣，公然向命運挑戰，這也是讀者喜愛路遙的原因之一。路遙是一個孤獨前行的戰士，無論從讀書時代，還是到工作創作時代，他始終是孤獨的，生活困苦加上婚姻的不幸，讓他備受生活的壓力。他所秉承的創作風格為當時的文壇所不容，但是他又始終高舉著傳統寫實的火炬，毅然獨行。他知道自己肩負的道德感和使命感，他明確意識到自己應該向人們傳遞善和美。儘管他也有過童年時的創傷記憶，有過困苦生活給他帶來的恥辱感，忍受過來自精神和肉體雙重的考驗和折磨，但是他沒有像“傷痕”小說家們那樣對過去的創痛進行無情的鞭撻和痛斥吶喊，他沒有自暴自棄、自怨自艾，而是把筆下的一切都幻化的那麼純真，那麼善良，他熱情地謳歌一切，謳歌大地、謳歌生命，像一個熱愛生命的歌唱家那樣。他筆下的女性像巧珍、田曉霞，身上都閃耀著傳統的東方女性美，那麼樸實、真摯。一個真正優秀的小說家，他們的作品是具有超越性的，它們跨越了不同的年齡、不同的種族、性別、地域、甚至是時代，具有著普世的價值觀，把“人”置於更高的高度上去審視他，從而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和精神世界。無論在什麼時候，路遙始終是秉承著文學的這個神聖使命的，所以在那個現代主義之風盛行的年代，他無疑是孤獨的，但是他又不屈地前行著。勃蘭兌斯在他的文學著作中說，巴爾扎克當時同樣是不被他的國家和人們理解，但是巴爾扎克仍然“過著孤獨的生活”。路遙也是如此。
正像路遙的生命歷程那樣，他的小說世界中也遍佈苦難，而對待苦難的方式就是不屈不撓和抗爭。這也滲透著路遙的審美理念：正視苦難，謳歌生命。路遙還是一個始終為讀者負責，為時代負責的作家。在路遙的所有創作過程中，他的心一直都是和讀者在一起的，“只要讀者不遺棄你，就證明你能夠存在。讀者永遠是真正的上帝”，“作家的勞動絕不僅是為了取悅當代，而更重要的是給歷史一個深厚的交待”，路遙的小說像《人生》、《平凡的世界》，毫不做作，在實實在在展現特定時期農村的社會生活變遷和人物的心理世界的同時，感情非常樸實真摯，能引導讀者向著生活既定的方向勇敢前進，讓每一個時代的讀者都能讀得懂。作品的文采不一定就是指語言的華麗，辭藻的絢麗，文風的樸實真摯仍然是一種好的文采，在這種意義上，路遙算是一個優秀的作家。
六年磨一劍：《平凡的世界》創作史
古有曹雪芹著《紅樓夢》，筆耕十載，十年終磨成一劍。當代有像柳青、路遙這樣偉大的作家，把整個生命都奉獻給了文學寫作事業。《平凡的世界》從準備開始到寫成，前前後後六年時間，路遙給自己創造了一個屬於自己的傳奇。 好的小說首先應該是一個好的故事，一個好的小說家應該是善於把貼近生活的故事藝術性地呈現在廣大讀者的面前。《平凡的世界》時間橫跨了一九七五到 一九八五年大約十年間陝北城鄉的巨大社會生活變遷，要完成這廣闊的時空中包含的社會生活圖景、社會歷史變遷、農村現實生活、人物成長變化過程無疑是一件浩大的工程。
從 1982 年路遙就開始了這部小說的準備工作，他絕不駐足於《人生》所帶來的成就和光環，執意要“寫一部規模很大的書”，“未來的這部書如果不是此生我最滿意的作品，也起碼應該是規模最大的作品”。他開始了苦行僧一般虔誠的修行，大量涉獵古今中外的長篇小說，尤其是重點重讀精讀《紅樓夢》和《創業史》，他自己也在創作隨筆中說自己想一個在備戰高考的高中生一樣，這種執著虔誠的精神讓他積累了大量的有關政治、歷史、經濟、宗教知識，包括農、林、牧、漁等各方面的知識。除此之外，他還翻閱了中國近十年間的報紙，像《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參考消息》等等，詳細瞭解省情、國情。揹著一個裝滿參考資料的大箱子深入群眾走訪，瞭解各階層各色人物的生活，瞭解他們的故事……所有這些準備工作只是為了能更好地塑造人物，更好地組織一個大的故事，讓讀者能夠在好的故事裡深入體悟社會生活。
路遙堅信，單憑書本上學來的知識是不足以支撐他的作品的，於是他在寫第一部和第二部的時候，分別搬到了陳家山煤礦和黃土高原腹地一個十分偏僻的小縣城裡。在艱苦的煤礦裡，他切實體驗到了生活的艱苦，這也為小說中孫少平去煤礦工作生活準備了豐富的素材。路遙的生活中是沒有真正的早晨的，“在我的創作生活中，幾乎沒有真正的早晨。我的早晨都是從中午開始的。這是多年養成的習慣。”在路遙創作的日子裡，他常常是中午醒來，吃兩個冷饅頭，喝幾杯咖啡，到凌晨仍舊是兩個冷饅頭，除去這僅有的吃飯時間，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寫作中，不敢有絲毫的耽擱。病魔一次又一次地折磨著他，他一次又一次地爬了起來，他沒有奢望將來這部作品會帶給他怎樣的榮譽，他只想儘快完成這本書，為它畫上一個圓滿的句號，給自己的這個夢想畫一個句號，也給讀者一個深厚的交代。
路遙在《平凡的世界》完成四年後離開了這個讓他留戀不捨的世界，他是用生命在寫作，他深知這是一次“帶著腳鐐的奔跑”，即使與死神擦肩而過，只要能讓他圓滿完成這部書，他也可以安然遠去。路遙早已遠去，可是他一路虔誠的足跡讓我們敬重，他頑強的生活態度，他的精神境界，連同《平凡的世界》，將作為強有力的信念支撐永遠地屹立在廣大讀者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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