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炳生，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中國農村專業技術協會理事長。曾任農業部（今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中國農業大學校長。
這一次源自武漢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是一起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因為，其源頭是武漢華南海鮮市場的野生動物。儘管到底是哪一種動物，還有待最終的科學鑑定，但確定無疑是食源性動物。所以，新冠肺炎，屬於我國《食品安全法》中所說的“食源性疾病”。
十七年前的“非典”，那以後的若干次禽流感，也都是來自食源性動物，來自活體野生動物和活體家禽市場。
俗話說，痛定思痛。“非典”的痛，已經過去了，在公共衛生方面，有所思痛，但是，在食品安全方面，好像還沒有。否則，這次的新冠肺炎，應該就不會發生。因為，病毒，來自同樣的渠道——活體野生動物市場。
因此，現在，當我們還處於新冠肺炎的深痛中的時候，我們就要思考，從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們應該吸取的最重要的教訓是什麼？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轍，避免類似情況的再度出現？
從公共衛生的角度，可以有很多答案。但是，我認為，最關鍵的，最根本的，是堵住源頭。堵住源頭，就是防患於未然，是治本之策。如果不堵住源頭，那麼，如何快速診斷，加強隔離，防止感染，有效治療，都屬於治標之策。
堵住源頭，首先是政府的責任，是如何健全食品安全的法規和管理制度。由於導致“非典”和新冠肺炎的動物，都是來自活體動物市場，因此，首先，就要看看這個方面的法律法規，都有哪些。
食品安全方面的最重要法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該法中，涉及動物的規定只有一條，即禁止經營“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畜、獸、水產動物肉類及其製品”，而沒有涉及到活體動物。
活體動物如果帶毒，怎麼辦？食品安全法中沒有涉及。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動物防疫法》中，有明確的條款，規定：“人工捕獲的可能傳播動物疫病的野生動物，須經捕獲地或者接收地的動物防疫監督機構檢疫合格，方可出售和運輸。”
法律規定非常明確。只是，在現實中，難以執行。即便所有的野生動物捕獵和出售者，都老老實實地遵守法規，主動找當地的檢疫部門，也沒有用。因為，當地檢疫部門通常檢疫的，是豬雞牛羊這類飼養的動物，並且是成批量的，憑藉豐富的經驗，肉眼就可以看出。而這些畜禽群體屠宰的過程中，還有檢驗檢疫環節。
但是，野生動物就完全不同了，其種類繁多，各具特色，再有經驗的檢疫人員，也無法憑藉經驗就看出問題。況且，哪怕有儀器設備可用，也不知道哪種動物該檢驗哪些病。更重要的是，“非典”病毒和新冠病毒，根本就是未知病毒，專門的科研機構都是在出現了問題之後，費了很多力氣，才弄清楚是什麼病毒，然後，才研發出檢測產品。也就是說，對於野生動物可能攜帶的未知危險病毒，當地檢疫機構根本不可能檢測出來。
更為複雜的是，個體野生動物的銷售渠道，不同於規模飼養的畜禽，基本上是直接進入餐館或者通過活體市場銷售出去的，經常是繞過了檢疫機構。
那麼，到底如何才能消除野生動物傳播病毒的危險呢？最簡單而徹底的辦法，就是全面禁止捕捉、銷售和食用野生動物。從國民營養的角度看，這沒有任何問題，因為野生動物在我國肉類消費中，所佔的比重微不足道。只是，出於我國的特殊國情和傳統習慣，尤其是在一些地區，吃一些地方特色的野味，有著很深厚的文化根基，如果要徹底取締所有的野生動物食用，可能比較困難，不容易做到。尤其是有的野生動物，已經開始有人工養殖了。
因此，在思考如何完善野生動物管理制度時，要同時考慮到兩個因素：第一，要更有約束力，能夠大大提升風險防控水平；第二，要更容易操作，使得法規真正得到有效執行。只有找到同時滿足這兩個條件的措施，才能夠徹底改變目前這種事實上的放任自流現象。
為此，可以從兩個大的方面，探索構建起一個有效的野生動物消費風險防控體系。
第一，實行可食用野生動物的正面清單。《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中，規定了需要保護的野生動物，有兩大類：珍貴、瀕危的陸生、水生野生動物和有重要生態、科學、社會價值的陸生野生動物。現行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名錄，包括了97種一級保護動物和160種二級保護動物。這份名錄，對於保護野生動物，是正面清單，而對於可食用野生動物來說，則是一份負面清單。即，只要不在這份名錄上的野生動物，都可以捕捉食用，其種類數量，非常龐大。
實行可食用野生動物的正面清單，是把可以食用的野生動物，人感染疫病風險很小的動物，列入可食用名錄。沒有列入名錄的動物，一律不得捕捉、出售和食用。列入名錄的動物，要嚴格進行科學審定，一般是較為常見的，尤其是已經有部分人工飼養的動物。這樣，可以只納入很少量的野生動物，而把絕大部分野生動物，排除在外。
第二，嚴格限制和監管野生動物的銷售與消費渠道。應該向發達國家學習，取締所有的活體動物銷售市場。這也包括活禽市場在內，以防控禽流感的風險。對於列入正面清單的野生動物，要實行定點屠宰（可結合家禽屠宰點）制度、銷售許可證制度和餐飲加工許可證制度。通過這樣的制度，建立起野生動物消費的可追溯體系，從而最大程度地預防和控制野生動物消費的潛在風險。
與此同時，也要反思一下，在我國的飲食文化中，有哪些陋習，需要摒棄。其中，有的很明顯違背現代文明，如吃魚翅；對於數千萬養寵物狗的人來說，吃狗肉，也是無法接受的，更不要說參加什麼狗肉節。在全面小康的現代社會，吃野生動物，不是正常的飲食需要。那些喜歡吃野味的人，也許是出於口味原因，但更多的，可能是出於獵奇，出於虛榮，出於虛妄愚昧的養生保健說法，等等。因此，即便不考慮疫病的危害，僅僅從保護生態的多樣性，提升社會的飲食文明出發，也應該加強對大眾的宣傳和引導，摒棄那些有違現代文明的飲食陋習，嚴格控制食用野生動物。
由於有人貪吃野生動物，我們整個社會已經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包括成千上萬人的生命代價、健康代價，以及巨大的社會經濟代價。我們沒有理由繼續無動於衷，而必須採取果斷而有力的措施。
對野生動物的遠離，是對大自然的敬畏，也是對人類自身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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