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诗歌在形式上是一个美学几何体，仅就五言律诗而言，从形式层面看就有独特的质性和美感。古典诗歌具有声韵、辞采、意象、体势和意境等基本质素，声韵、辞采和意象这三大质素是诗歌外部形式的建构，其中，
声韵是其区别于古代散文、小说等文体形式的最基本特质，体势和意境这两大质素则是建立在前三大质素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诗美追求。古典诗歌五大质素的交错融合与逻辑推进最终催发个性化的诗歌风格之美。一、一体两翼：古典诗歌研究的“三维一体”
所谓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三维一体”，是指诗歌的历史背景研究、外部研究和本体研究统一于古典诗歌研究这一整体系统之中。
诗歌的本体研究指对诗歌体式本身的研究，旨在立足于诗歌的体制和文本，考察诗歌的声律、辞采、意象、体势和意境等基本质素的内部逻辑发展关系，以及诗歌的美学特质、审美属性和情感蕴含对人心灵的滋润与涵养；诗歌的背景式解读是将诗歌放置在特定的时代背景框架中进行研究和解读；诗歌的外部研究是对围绕在诗歌本体周围的一系列问题的探究，这些外部因素对诗歌的产生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和影响作用。
诗歌发展的历史背景也属于诗歌的外围部分，但由于对历史背景的解读和批评是历代诗论家评论古典诗歌的传统模式，也是诗歌外部研究中发展最早、运用最为成熟的研究方法，所以，
在此将诗歌的背景研究从外围研究中分离出来，将其置于与诗歌外围研究平行的地位。这样，古典诗歌研究便形成“三维一体”的立体模式，也可看成诗歌研究的“一体两翼”模式。“一体”指诗歌体式和文本这一主体，“两翼”为诗歌的历史背景研究和外部研究两个研究基点。
（一）“真”与“美”的矛盾：背景的解读与诗美的瓦解
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演进与历史背景相生相伴、关系甚密。历史背景似乎成了解读诗歌的一把万能钥匙，在古典诗歌研究中百试不爽。一定的经济基础产生一定的上层建筑，时代风气对于诗歌的创作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古典诗歌的发展与特定历史背景关系密切，从历史背景切入诗歌研究是研究的一大方向。
陈寅恪倡导的“诗史互证”法将唐代文学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精确的历史背景分析，为唐诗的研究和解读提供了可靠的线索。背景研究尤其是精确的历史背景研究在唐诗研究中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它的运用给唐诗研究带来了极大的新鲜感，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唐诗研究的发展。诚然，精确的背景分析会使诗歌作品的理解与研究更深入一层，但有时过于追求历史的还原也会造成对诗歌美感特质的减损。
正如李白那首著名的《赠汪伦》：“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如若按照历史学家的考证和解读，李白写作这首诗是因为汪伦赠予了他宝马和锦罗以借白诗扬名。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解读此诗，诗中那份美好而真挚的情谊瞬间消失，一份情深意重的送别之作成了汪伦贿赂李白的证据，诗歌的美感特质在这一背景下瞬间瓦解，背景分析在此时成了损害诗歌审美特质的罪魁祸首。这便是诗歌解读中“真”与“美”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文学研究与文学的剥离：诗歌外围研究中的“围而不攻”
古典诗歌研究的另一翼是对诗歌的外部因素的研究。一首诗歌从最初产生到广为传颂也经由一系列介质的传播，甚至民俗、教育、气候、交通、地理、制度等因素都对诗歌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或积极或消极的作用。把这些外部因素纳入到唐诗研究系统中，研究诸因素在唐诗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成为唐诗研究的一大新思路。
基于这样的研究思维，对唐诗解读的准确性似乎又在精确的背景研究的基础上更近了一步。唐诗的外围研究涉及到学科交叉的问题，如此一来，唐诗研究的思路大为开阔，给唐诗研究领域吹来了阵阵清新的空气，极大地促进了唐诗研究的发展。然而，外部研究在给唐诗研究带来新角度、新视野的同时，也有一些研究存在着某些缺憾，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些外部研究没有最终指向文学这一核心，成了纯粹的外部研究，这便是唐诗外围研究中的“围而不攻”。因此，这样的研究也便失去了文学研究的价值。
二、古典诗歌的声、辞、象、势、境五大质素
中国古典诗歌包含声韵、辞采、意象、体势和意境五大质素，这些质素或因子交融于诗歌的形式层面和内部结构之中，同时也贯穿于诗人的创作过程中。五大质素在诗人创作和文本呈现中层层递进，逻辑发展，将诗歌由外在的形式之美推向更高层次的风格之美。
（一）形式层面的美学展开：声韵、辞采和意象对诗歌形体情声情采的诗性建构
诗歌是融入诗人情感的语言艺术，在语言形式的情采情声的诗性建构基础上，诗歌的意境之美和风骨之美才能在语言形式的层面上渐次展开。诗歌的语言形式包括声韵、辞采和意象三大质素，这三大质素在诗歌形式层面上相互交融，形成古典诗歌特有的形体美感。
诗歌讲求声韵之美，注重诗句的节奏韵律，这是诗歌这种文体形式区别于散文、小说等文体的最显著的美学因子。诗歌自产生起便与音乐密不可分，诗歌具有音乐的美学内涵为诗歌创作最原初的要求。至唐代，诗歌创作仍与音乐关系密切，大多数唐诗不但具有音乐美，还有相当一部分可以合乐而唱。诗歌的押韵是诗歌体式的根本要求，不同的韵部有不同的声响和音情，也有不同的艺术表现力。因此，诗人创作时对韵字的择取要充分考虑到诗歌的格调和感情，通过押不同的韵部使诗歌思想内容、情感表达和艺术表现产生不同的审美效果。
毛先舒认为作诗选韵时有些韵部的韵字很窄，可供选择的余地较小；有些韵字声音沉闷滞涩，读来拗口而欠流畅；有些韵字则较为惯用，失掉了新鲜感。这些韵字在创作时都要谨慎使用，以免诗歌的声韵滑入平庸，而影响情感和艺术的表现，诗人创作时在诗歌声律层面必然要经过一番匠心独运。
诗歌表层形式的建构借助于语言符号，诗人情感的注入赋予了语言符号新的生命力。由汉魏至盛唐，
诗歌的语言经历了一个由生活口语化到诗性语言化的转变，追求辞采之美成了古典诗歌发展演进的一个重要课题。汉魏诗歌不重语言的藻饰，其语言风格与散文相差不大，这种诗歌语言与生活口语相融的特点到陶渊明时期亦相延续。齐梁至盛唐时期，诗人对普通生活语言的雅化使诗歌脱去质朴的外观，而逐渐走向典雅富赡，辞藻的灵动使诗歌在形式层面增加了新的美学特质，同时也达到了诗歌表情达意的最理想效果。诗人个性化的语言表达往往和声韵的运用一样，共同支撑起诗人独特艺术风格的完美展现。意象是诗歌形体构成的又一重要质素。中国古典诗歌的发展史可以说是自然物象进入诗歌的演进成熟史，自然意象的逐步成熟促进了诗歌审美特质的发展完善。自然物象引入诗歌有一个被主观情感化的过程，自然界的客观物象一旦进入诗人的诗兴流动过程之中，经过诗人审美和情感的升华，便脱离纯客观的状态，携带上了诗人审美和情感的基因。所以意象包含两个层面的基本因子，即自然界中的客观实在物象和携带诗人特定情感审美的具体载体。
意象在诗歌发展中还存在一个老化的问题，一个客观物象引入诗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被赋予的情感内涵与审美特质逐渐固定，至此便踏上了内涵衰老的路途，一个意象的反复使用，使其成为了某一情感的替代词，让人产生了审美疲劳，消失了诗歌审美的新鲜感。意象的成熟伴随而来的总是意象的老化，但意象早已与诗歌交融于一体，成为诗歌情意表达最有力的质素。
（二）“诗势”与“诗心”：诗歌意境之美次第展开的核心前提
诗歌声韵、辞采和意象等形式层面的建构最终指向的是诗歌意境、风格和气象的生成。因此，诗歌形式层面的情采情声的构筑并非只是对形式美的浅薄追求，因为声韵、辞藻和意象都是在诗人情感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这些形式层面的诗性建构因注入诗人的审美经验和情感内涵而内化为诗歌之“势”，成为诗歌意境之美次第展开的核心前提。
“势”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理论范畴，刘勰首次将“势”这一概念引入文论中对其进行系统阐述，并将其与“体”这一概念结合起来。刘勰认为，不同文体和不同题材的文章，其体格风貌有着不同的审美要求，因此“体”与“势”在理论上是相通的，在形式和内涵上也是不可分割的。“势”是“体”的审美艺术追求，“体”是“势”的外在表现形式，“体势”就是指诗歌的整体风格、风貌和艺术表现力。诗歌体势的生成依赖于形式层面三大质素的诗性建构，语言形式层面声韵的谐美，辞采的构建，意象的择取都对诗歌体势的生成产生积极影响。
诗人触物起兴，感情的蓬勃涌动驱动着声律、辞采等语言形式层面的建构，声韵、辞藻随诗兴的流动与高涨而被赋予主观情意，这样形式层面的声辞便形成具有诗学内涵的情采情声，语言形式的展开伴随着情感的流动便形成诗歌之“势”，所以说“诗势”的奔涌源于诗人“诗心”的流动。在诗人“诗心”的蓬勃涌动下，诗歌意境随之次第展开，这是诗歌意境生成的一大途径。
三、基于古典诗歌五大质素视阈下的诗歌研究文学本位的回归
诗歌的历史背景研究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无法完美地解释同一历史背景下各个诗人诗歌风格甚至同一诗人不同诗歌风格相异的现象。同样处于盛唐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诗人的诗歌体貌、风格却不尽相同。因为诗人的诗歌创作不仅受大背景的共同影响，其创作过程中的复杂心理还受到地域特点、教育程度、民俗观念、宗教习俗等一系列外围因素的复杂交叉影响，这些因素作用于诗人的审美经验和气质禀赋，同时也在无形中参与到诗人创作构思的过程中。
因此，对诗歌的研究必然要注意到对诗人“诗性”“诗心”的探究。以五大质素为中心探索诗歌意境、风格乃至气象的生成，注重对诗人情感的探求和对人心灵审美的滋养，使诗歌研究真正回归文学本位。
（一）声韵的律动：诗意的艺术表达在声韵律动中的完成
诗歌的形式层面包含声、象两大基本因素，声诉诸于听觉，象呈现于视觉，由诗人的“诗心”建构所赋予诗歌形式层面的情意和美感则直接触动接受者的心灵。因此，
诗歌是形式美与情感美相交融的艺术表现形式。诗歌形式层面的美感最为核心的便是其声韵美。基于古典诗歌五大质素视阈下的唐诗研究应该充分把握唐诗的声律之美，将唐诗声律研究与当代音韵学结合起来，把音韵学对汉字声韵的精确细致分析运用到唐诗声律分析之中，方能使唐诗研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唐诗研究”，因为这种研究直接触及到了唐诗的内核。
诗歌声韵所给人带来的美感享受不仅是视听觉等形式层面的，声音负载于语言形式符号之上，诗歌语言的建构源于诗人情感的流动与勃发，即诗人的情思驱动着诗歌语言形式的构筑，因此诗歌形式层面声律和辞采的建构便有了诗人情感的积极参与。所以声律成了“情声”，辞采成了“情采”，刘勰：“声含宫商，肇自血气”即是从情声的角度出发所提出来的。由此，对诗歌语言声律节奏的研究，就可以摆脱就形式而论形式的桎梏，而从创作论出发，将诗人声韵的建构与情感的表达联系起来，进而探究诗人声韵的个性化创造与诗意表达的关系。从立足文本和文学本位的视角把握住诗歌最基本的“声韵”质素，去探讨诗歌更高层次的气象神韵、意境风格，这是诗歌研究回归文学本位的一大研究思路。
（二）因声求气：建基于五大质素之上的诗歌风格美的生发
诗歌风格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但从本质上看，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歌的外在形式和风格、神韵的呈现都离不开具体的语言这一客观载体。因此，从声韵、辞采、意象三大诗歌的表层质素出发探求诗歌的风格之美是具体可行的。诗歌风格美的生发建基于五大质素之上，是因为声、辞、象的形式建构促成了诗歌体势风貌、意境神韵的生成，而形成风格之美生发的前提基础。
声韵是诗歌的核心质素，所以上文专门讨论声韵美对诗歌的诗意营造与情感表达的有机作用，以及从声韵入手研究古典诗歌的方法。由声韵的建构到风格的生成这样一个逻辑发展关系中，声韵是这一链条的逻辑起点，辞采、意象、体势和意境是这一发展过程中重要的环节。诗人因情立体，诗兴的流动促使语言形式的建构，形式层面注入了诗人的情感而形成诗歌之“势”，“势”的奔涌则生发出诗之意境，而最后形成个性化的风格之美。
总之，诗人个性化的声韵、意辞的建构形成诗歌内蕴情感骨力的个性化的风格之体。这种往复回旋的内部与外在的相形互摄则直接将诗人情感与诗歌风格联系起来。诗歌的情感、气质、神韵、风格等内在质素统一于声、辞、象等表层形式下，研究诗歌，从外在形式去探求个性化的风格之美的前提就是诗歌风格之美的生成是建基于诗歌声、辞、象、势、境五大质素之上，其中的一个核心前提就是诗人主体情感在诗歌创作中的积极参与。
诗格著作的原初目的虽是为初学者提供作诗指南之用，但从实际发展情况看，这类著作有其包括本体论和创作论在内的完整的理论架构。
在内容层面，唐代诗格著作与古典诗歌声、辞、象、势、境五大质素相重合，研究思路也相近，两者的结合不失为唐诗研究的一大创新方法。诗格理论引入唐诗研究或许能使研究更臻于唐诗的文学本质，也能从理论层面深入探寻唐诗尤其是近体诗发展的轨迹。
四、余论
古典诗歌是语言的艺术，是一种具有美感特质的文学样式，当下的研究对诗歌的审美特质及其对人心灵的滋润与涵养作用成了研究中的一大缺失。因此，
唐诗史的研究应回归文本，回归文学，从文本入手研究唐诗本体的各个构成质素，充分考虑诗歌这一文体的文学特征，要在研究中把唐诗独有的审美质性充分发掘出来，适当纠正唐诗史写作中有“史”无“诗”的现状。根据诗歌研究文学本位和审美本位回归的要求，唐诗研究要将声韵、辞采、意象、体势和意境等基本质素作为本体研究的切入点，从唐诗的声韵、辞采和意象等形式层面的建构探求其体势、意境和风格之美的生成路径。这样，唐诗本体形式的研究便不再是就形式而论形式，而是上升为对情采、情声诗性建构原理的探索。基于古典诗歌五大质素视阈下的诗歌文本的研究更能充分挖掘诗歌的形式美、意境美和风格美，对古典诗歌研究尤其是唐诗研究文学本位的回归和审美特质的再探讨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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