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兩次高考:女大學生悲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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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兩次高考:女大學生悲歡

我的兩次高考:女大學生悲歡

1980年9月,河北師大張家口柴師中文一班畢業合影,有李東旗、張美華、李殿安、陳玉明、郭志、陳貴、陳少文、李曉紅、武東君、賈春靜、郜志平、劉幼剛,薛玉慶,姚志晴,張震宇等,你能找到他們嗎?

1978級河北師大張家口柴溝堡師範中文一班學生是張市地區最有實力的一個群體之一,這群涵蓋了黨政幹部、檢察官、作家新聞記者、教育管理、骨幹優秀教師、律師等專業的人憑藉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有的領導一方百姓致富奔小康,有的創作了一批優秀作品,有的桃李滿天下,有的成為行業中堅,有的默默做出貢獻……並形成了改革開放“新三級”現象(1977、78、79三級入學的)。

時至今日,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中國河北張家口地方最有名氣的人物,如李東旗(縣委書記)、李殿安(北京律師主任)、張美華(作家、新聞記者、主編)、劉幼剛(高級檢察官)、郭志(一中校長)、陳貴(人事廳長、市委書記)、陳建國(知名文史專家)、陳少文(副教授)、李曉紅、武東君、賈春靜、郜志平(市政協秘書長)、陳玉明(學校負責人),薛玉慶,姚志晴,張震宇一直很有知名度,有的至今仍活躍在社會上。他們是恢復高考後,張家口地區1980屆大學畢業生的傑出代表……

請看作家張美華撰寫的回憶文章:我的兩次高考

我的兩次高考:女大學生悲歡

1978級河北師大張家口柴師中文一班七位女生

前排從左到右陳少文(宣化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郝萬蓮(張家口學院副教授,2008年已去世),張美華。後排從左到右陶風梅(蔚縣二中教師)李曉紅、武東君(二人皆為崇禮二中教師)賈春靜(分回沽源一中,後調到張家口一家大型企業工作)


我是1973年1月從河北省張北縣公會高中畢業的,那時叫反帝中學,後來稱張北四中。經歷了回鄉參加勞動鍛鍊、在公社中學教書、公社廣播站做話務員之後,我終於有了被推薦上大學的資格。可是在公社領導七姑八叔的擁擠下,我從準大學生的甲板上落水了!所以我在許多文章中深有感觸地說過:我們的社會從來不缺少腐敗和暗箱操作。

那時,我渴望通過考試上大學。我想就是自己考不住,也認了。今天看來,我那時幼稚的渴望,其實是一種對公平競爭的渴望。這種渴望如不竭的溪流從我的青春時代一直流到了別人的青春時代。

終於等來1977年的冬天。那個冬天和上一個冬天沒什麼兩樣,一樣的寒冷,一樣的大風,一樣的冰天雪地。一天,鄉廣播站的負責人對我們(我、通訊員、廣播員、電影放映員)說:你們誰願意考,就準備準備,一兩天去大囫圇(張北縣的一個鎮)考試。記得那天,天很冷,風颼颼的。快中午了,公社院裡來了一輛卡車,不知從那裡一下冒出來那麼多的人,拉了滿滿一車。現在想來,那些去參加高考的多數是知識青年,他們和他們的家人知道社會發生了什麼變化,知道1977年是國家和個人人生的一個拐點。可我們這些鄉下的呆瓜,懵懵懂懂地混著日子,什麼也不知道。按說我們廣播站天天給別人傳遞信息、放喇叭,可喇叭裡講什麼,我們真的從來沒有好好地聽過。

就這樣,我稀裡糊塗地踏上了1977年的高考路。

一路上大家說說笑笑的,也沒覺得天氣有多冷。快天黑時,我們到了大囫圇鎮。不對,那時叫大囫圇公社。記不清安排在什麼地方住和吃,只記得人們都很興奮,睡得很晚,一直在說話,說話的人是誰,現在也想不起來了。第二天考試,第一門是語文,作文題目是“我的老師”。一看見這個題目我就激動,我想起了我的那些老師。因為我那時所在的公社,是隨父親工作調動後去的,那裡沒有我的老師,我的同學。我真的很想我的那些老師。於是我從小學寫起,寫到初中、高中的。我大概寫了有七八個老師,寫他們對我的好,對我的愛。我全然忘記了是在考場上。就這樣寫啊寫,直寫得桌上的草稿紙正反面都是密密麻麻的,直寫到監考老師說:還有五分鐘就到點了,檢查檢查準備交卷吧。此時,我才如夢初醒,思維回到考場上,可是我再也沒有時間把作文抄到考卷上了。半響,我才明白我完了,徹底完了!於是我伏在桌上哭,不是大哭,是暗暗流淚。鈴聲又響了,我擦乾眼淚走出了考場,問詢到汽車站,提前一步回了家。

就這樣,我錯過了1977年的高考。

後來和朋友聊起過77年的高考,她說,你那時要是考完所有的科目或許就能考上。可是人生沒有如果和或許啊!

後來,我常想我前半生糊塗的歷史,是否應該從走出大囫圇考場的那一天算起?

曾經那麼渴望考試上大學,考試來了,你卻考不上。我對自己再沒有自信了,我被自己的糊塗徹底整傻了!那年我23虛歲,在那個年代,那個地方,已是剩女,於是我選擇了和鄉供銷社的一名售貨員定婚,我甚至在離鄉供銷社不遠的地方看中一處院子。我幻想結婚後,租上那個院子養雞、養豬。我們都有一份工作,業餘再養點雞、豬,該是多好的小日子!

不久,我接到一個電話,這個電話,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讓我又有了一生中的第二次高考。

我做話務員,總是為別人接電話,給別人傳遞信息,很少有信息是屬於我的。但是在1977年的年底抑或是78年初,有一個電話是專門打給我的。打電話的是我高中最後幾個月的班主任老師。他問我參加高考沒有,考得怎樣?不知是感動還是委屈,我忽然就在電話裡哭開了。老師說:我和王校長都以為你一定考了,也考得不錯。如果你還想考的話,不行回咱學校代課吧。你的同學劉富考走了,你可替他回來代課,邊教書邊複習,再考考看。那一刻,我似乎看見了暗夜中亮起了火把,眼前一片亮色。原來我的心底一直燃著不甘的火苗啊,老師的話無疑是助燃的風。於是,我毅然辭去了公社話務員的工作,背起行李捲回母校——公會中學做了代課教師。為了能順風順水地走掉,我竟不敢向所在的永泰昌公社(現在稱白廟灘鄉)主張一年工齡一個月工資的補償,那可是100多元呢,要比現在的10000元還有購買力。

那時,能做出辭職的決定也是很需要一些勇氣的。許多人對我說:你如考不上大學,就失去了一份好工作。那時,在人們眼裡,在公社上班當然要比教書強。我雖然每月只掙 32元工資,但工作穩定,風不吹雨不打、旱澇保豐收。做出辭職的決定我沒有和父母商量,也沒有和未婚夫商量。那個年頭不叫男朋友,叫未婚夫。他當時正好去大同給單位買煤去了,等他回來,我早已站到母校的講臺上了。

後來,我常想我遇事殺伐決斷的勇氣,是不是從第一次果斷辭職中獲取的?

回到母校,我如魚兒回到水中。一切都是熟悉的:小鎮還是我的小鎮,學校還是原來的學校,老師都是教了我的老師。為了讓我能邊教書邊複習,校長王延平為我安排了高一的物理課。我上高中時,正是文革後期,沒有完整的教材。物理只學過滑輪、速度、磁力線定律,而我還一直搞不懂磁力線是個什麼東東。現在要教物理課,無疑是笨鴨子上架了。每天晚上,物理老師康樹珍幫我備好課,第二天我稀裡糊塗地去講,下了課就跑,我生怕學生問我問題。公會中學那屆的學生很是厲害,他們中有洪偉和金重奇。洪偉現任東南大學

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 、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長江學者計劃特聘教授,毫米波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金重奇當年考入了北京大學,後留學英國,現在是國內數學領域的翹楚。這樣的學生一提問題,我就搪塞說我回頭和康老師研究一下,趕快逃掉。這樣堅持了兩個多月,校長看我教得吃力,又誤人子弟,只好讓我改教政治了。這短暫的“走麥城”讓我從來不敢和人說,我曾經當過物理老師。與我的物理課教得糟糕“相映成輝”的是,我的理科複習進展緩慢,康老師給我留的複習題我做不來也做不起。我畢竟畢業6年了,從來沒有摸過數理化的課本。我焦慮失眠,壓力很大,卻三天兩頭跑出去找發小玩耍。康老師對我——這個他眼裡曾經的好學生失望至極,生氣得好幾天不理我。我也苦惱萬分,甚至後悔當時辭職的冒然。眼看高考在即,我又一次犯了二桿子勁,決定改考文科。我的決定令所有的老師大跌眼鏡,他們對我能考上大學不報任何希望了,當然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

期間,未婚夫來看我,又是關心又是潑冷水,更加消磨了我的意志。我甚至做好準備,一旦落榜,再捲起行李捲回白廟灘去。工作沒了,就在原些看好的那個院子裡專業養雞養豬吧。

起早貪黑地背了兩個星期文科的複習大綱,就倉促上陣了。考場就設在我們學校。我因對自己不報希望,反而心情放鬆,率性而為,第二天考試,頭一天晚上我還出去看露天電影《劉巧二》。第一門還是語文,我把作文要求的速寫寫成了讀後感,而且很快寫完了。考試時間不到一半,整個考場裡我第一個交卷。站起身時,我發現填空題裡盤桓的桓我會寫,但既已起身,何必為了一分再坐下?就這樣吧!我把這個疏忽,很得意地講給班主任老師聽。老師說你以為是一分呢,孰不知全國幾萬名就出去了。我才猛然醒悟我是在和全國許多人一起考,一起競爭,和上高中時,多一分少一分都在前三名不可同日而語了。數學基本和白卷差不多。倒是政治、歷史、地理感覺答得還算順利。

考完了,只要一有空兒,我就出去訪親拜友。這個地方畢竟是我成長的地方,我從7歲隨父母下放到這裡,從小學到高中一直在這裡就讀。高中畢業的第二年,才隨父親調動離開,現在重回故土,自是交際頻繁,不亦樂乎。樂極生悲,高考成績揭曉,我以一分之差又落榜了!那時試卷是百分制,總分500。那年的分數線是300分,我考了299分:語文53,只得了基礎分,作文跑題0分;數學比預料的還高,15分。歷史92,政治81,地理58。對照標準卷,總覺得地理不應該得這點分,但又不知為什麼就得了這點分。雖然之前我對自己不抱希望,但真的以一分之差落榜,還是讓我蒙著被子痛哭了一個晚上,尤其是意識到自己竟大大咧咧地扔了1分,把自己扔在“榜”外,更是讓我悔恨得大放悲聲。此刻我才清醒地意識到養雞養豬畢竟不是我的追求。看著那些和我一同參加考試的學生們,一個個拿到了錄取通知書,痛苦如蠶咬桑葉,咬碎我的心,也咬出了我的要強和毅力。我重又揀起了數理化課本,準備來年再考。

忽然一天班主任老師告訴我,說我的分數弄錯了,地理成績是78分,有一道20分的大題漏登了。因為我把題答在了試卷的背面,又沒有註明。原來高考後,縣教育局對落榜差一兩分的學生申請重查試卷,才複查出了我的分數,實際是319分。分數對了,錄取卻結束了,我的潦二糊稀又一次坑了我!

我的兩次高考:女大學生悲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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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不久我們張家口地區和河北師大聯合辦大專班,我被從沉潭裡打撈了出來。我收到了河北師大張家口師資班,也就是柴溝堡師範大專班的錄取通知書。面對遲到的,又是這樣一個學校的錄取通知書,老師們一致主張我放棄這枚“雞肋”來年再考,但我知道自己的斤量,“雞肋”在我的眼裡,則是世界上最好最香的美味。從此我就可以告別農業戶口而成為供應戶了,這是那個年代我夢寐以求的理想和孜孜不倦的追求,我豈能放棄?

於是我成了八十年代的大學生,成為公會中學73屆高中生中,恢復高考後考上大學的兩個中的之一,那個當然是劉富了。是母校的領導和當年的老師成全了我倆。劉富77年考的是西北工業大學,日後是享受國務院津貼的電力專家,而我念了二年師資班,1980年底畢業,分配在張北一中教語文。

1981年,我參加了張家口地區高考判卷工作,因缺少經驗不能勝任判卷,我被分配做分數登統。我對每一份試卷看了又看,我對每一個分數加了又加,我還要特意翻一翻試卷後有沒有漏判漏登的分數。我的認真勁兒讓和我一起做登統的人不解,他們哪裡知道我是在為當年的自己認真,我是在為那些和我一樣馬虎的學生們負責。因為我痛楚地知道:錯過一分或許錯過的就是一生的命運!別說,我還真為幾個學生找回了漏判漏登的分數,我就想人的命運,真的是不知在誰的手上成全或斷送,但是真正能成全或斷送你的還是你自己。當年倘我不丟那20分,以當年的錄取分數,我是不是可以上一個更好的學校,有一個更大的發展平臺?就是不丟那一分,進入分數線,我也會有更多的自主選擇,而不是被動被選擇。我的被動被選擇皆是因我凡事漫不經心的個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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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數第4排右1郭志 第4陳貴 左1陳玉明 後排右1李殿安

1981年的高考登統工作委實是上天對我的警示和拯救。這種警示和拯救使我在後來的人生道路上少走了許多彎路。自此我開啟了凡事認真的工作作風和行事模式。每每給學生布置了作文,我都要自己寫“下水作文”,然後和學生一起交流。和學生一起寫作,鍛鍊了我的文筆,讓我從此走上了文學創作之路。

1984年,我被調到張北文教局下屬的文化館文學創作組專門從事文學創作;1987年9月,我有幸到北京魯迅學文學院進修;進修期間,被地區文化系統破格評為中級職稱;進修結束不久,我又被調到張家口日報社副刊部工作。1998年又一次破格評上了副高職稱;後來又當了晚報副刊部的主任,為發掘和培養我市的文學作者做出了應有的努力。這期間我自己也出版了散文集《飛去的雲》、報告文學集《天馬剛剛起飛》,並有多篇作品在全國和省市獲獎。

當從報社內退後,就如虎要歸山,鳥要回林一樣我又回到了教師隊伍,我先後在青島濱海學院、宣化科技學院、張家口創新國際中學、華東交通大學或做宣傳或做講師或參與管理或做研究,並寫出了暢銷家教專著《好孩子從媽媽的好耐心開始》。

我這大半生繞老繞去沒繞出教師這個職業,走來走去沒走出學校的圈子,誰讓我當年的高考志願,清一色地填了“師”字呢:河北師大、張家口師專、張北師範。如此說來,雖然我的高考不盡如人意,但我一生都在從事著自己喜歡的工作,正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張美華,女,1980年畢業於河北師大張家口柴師中文系師資班,歷任張北一中語文教師、張北縣文化館作家、張家口日報社副刊部主任、主任編輯。退休後在青島濱海學院、宣化科技學院、張家口創新國際中學、華東交通大學或做宣傳或做講師或參與管理或做研究,出版了暢銷家教專著《好孩子從媽媽的好耐心開始》等。現任某大型文學期刊執行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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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右1陳貴與老鄉在柴師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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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主任、校長王世傑(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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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班黨支部留影 韓超(後排中)曾任張家口團市委書記省供銷社副廳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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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級數學班 前排中為班主任,後與盧慶昌老師調到河北政法學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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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青春:1979級中文班女同學陳慧雲朱同學杜敏在校門口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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