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早记载的疾疫发生在周代。
鲁庄公二十年夏，“齐大灾”。
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此大灾即大疫。
此后，关于疾疫的记载不断增多。据邓拓在《中国救荒史》一书中的不完全统计，历代发生疫灾的次数为：
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
从死亡人数看，程度最严重的一次是金朝开兴元年(1232年)，汴京大疫，50日间，“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其数”。
在传统史籍中，对流行病的记载比比皆是，所用的名称有疫、疾疫、疠等，而一般统称为疫，合称疾疫。
从现代疾病分类学看，这些疾疫包括瘟疫、瘴气、痢疾、流行性感冒、麻风病等，包含甚广。
大多数古人对于流行病的认识，是很难在科学的角度作出判断的。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私有制社会里。人们的认识水平低下，鬼神观念在头脑中占据支配地位。每当疾病流行的时候，人们总是把生病的原因归之为鬼神的作孽。
也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人们为了消灾免病，采取了可笑的防疫措施。
一种人战战兢兢地抬着大批牛、羊等祭品，俯首贴耳地拜倒在空幻的神灵脚下，祈求上苍和鬼神的宽赦。
另一种人则表现出了其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反抗精神，他们采取了骂鬼(念咒语)、驱鬼(符篆)、打鬼、捉鬼等方式，与鬼进行坚决的斗争。
那么，面对疾疫，古人是怎么应对的呢？
古人认为“傩戏”就有驱疫功能。
有史书记载，大约二千多年前的年关岁首，全国上下到处都要举行一种大规模驱鬼逐疫仪式，称之为“大傩”。
在举行大傩仪式时，先组成一支庞大的打鬼队伍，领舞者叫“方相”。
他们衣着古怪，头戴面具，面具上四只金光闪闪的眼睛，非常威猛可怕，身穿玄黑色上衣，下系朱红色围裙，手掌上蒙着熊皮。
方相率领着十二神将一手执长矛，一手扬盾牌，如战场上撕杀一般。四方冲击，呐喊声惊天动地。
当时人们认为神是能吃一切妖魔鬼怪的救星。在逐傩的行列中，人们还选择120名10岁－12岁的孩子跟着呐喊和歌唱，以壮声威。
这项仪式至今仍在少数地方的过年前后举行。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了提高，更趋于科学性，因此，防疫的措施也有了改进。
在长时期与自然界斗争的过程中，人们总结出了丰富的防疫经验，提出了许多确实可行的防疫措施与方法，有些至今还流行。
在周朝的时候，人们就用含有碳酸钙和磷酸钙的牡蛎灰及草木灰来防疫杀虫。《月令辑要》一书记载：“北人二月二日，皆以灰围室，云避虫蚁，又以灰围仓，云避鼠也。”而虫蚁、鼠是一些传染病的传染源。
传染病给人类带来的极大危害，亦引起政府部门的重视。
在公元前3世纪，秦朝政府就制定了指定医生检查麻风病人的专门法律。
15世纪以后，天花在我国广泛流行，甚至蔓延到深宫禁讳。
据记载顺治皇帝即是患天花死去的，康熙幼年时为了避免感染，由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不敢进宫看望他的父皇。
清朝统治者为了预防皇室感染天花，特设“查痘章京”官职，指令他四出检查。如发现天花患者，即强令患者迁往四五十里外的地方去住。
17世纪中叶的清嘉庆年问，还规定凡有海船回国者，必先遣人查看，若发现有患者，须待疾病平复后方准进港。
一旦出现疫情，对病人会采取什么手段呢？
许多典籍表明，正是我们今天各位正在做的——隔离。
关于隔离观察治疗的最早记载见于《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到了南北朝时期，则已成为制度。萧齐时，太子长懋等人曾设立了专门的病人隔离机构——六疾馆，以隔离收治患病之人。
然而，隔离这一方法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甚至遭到极大的反对。
晋时就有记载说当朝臣家染上时疫，只要有三人以上被感染时，即使没有被染上的人，在百日之内不得入宫。这种有效的隔离方法却被当时人讥讽为“不仁”。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疫情出现以后，很少有人自觉地采取这种措施。所以，尽管古人对防疫做了很多努力，其效果还是不明显。每次疫情死亡的人数并没有随着医学的进步而有所减少。
除了对传染病患者施以隔离措施以外，古人也还对患者进行消毒。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天行疫瘟，取初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元滑寿《麻诊全书》主张在麻诊流行期间，预服消毒保婴丸(丹)、代天宣化丸等来防患于未然。
而每年五月初五端午节的除毒活动，可算是流传至今的一项古老活动了。
直到现在，在我国很多地方，端午节那天，人们除了吃粽子划龙舟以纪念屈原之外，家家门上还会挂昌蒲剑、洒雄黄酒、焚苍柏、薰艾叶、吃大蒜、喝雄黄酒、在小孩衣袋上挂香袋，有的人还会用艾叶等草药烧水洗澡，以求免去一年的灾病。
这些中草药，确实具有一定的杀菌消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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