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下城區檢察院第二檢察部 傅強
1月28日大年初四，我按照年前的計劃來到辦公室加班。審查一件1月26日公安機關提請審查逮捕的非法集資案件。當我審查其中一名嫌疑人的戶籍情況、到案經過時，發現這名嫌疑人於2019年12月28日從湖北黃岡來杭後被刑拘的，也就是說，在疫情已經爆發後，這名嫌疑人是在湖北地區逗留過的，而黃岡是僅次於武漢的另一個重點疫區。
這讓我的腦海中閃出一串問題：“嫌疑人來杭投案前的身體狀況怎樣？嫌疑人在湖北的親友現在身體狀況、生活情況怎樣？現在疫情當前，嫌疑人應該也惦念著家人的安危吧？如果嫌疑人不符合逮捕條件，依法對其取保候審，其又將何去何從？”
我趕緊翻閱了案卷，對案情進行了基本瞭解。又轉念想到，現在特殊時期，還是在提審嫌疑人前先了解一下她家人的情況。我翻開案卷，找到這位嫌疑人的丈夫的電話。
電話很快就通了，當我表明身份後，他著急又小心翼翼地向我問詢他妻子的情況。我讓他不要著急，仔細詢問了他對他妻子觸犯法律一事的想法和有無代為退贓退賠的想法和能力等情況；另一方面，這個特殊時期，我詢問了他們家人有無感染新冠病毒肺炎的情況和目前的生活情況。
這名女性嫌疑人羈押在杭州市看守所。1月31日，我和同組的徐霞松同志戴上口罩、做好防護，出發提審。路上非常空曠，幾乎沒有車輛在行駛，只在我們進入市看所在的轄區時，遇上了路邊設崗檢測體溫和登記車輛的工作人員。在這個特殊時期，進入市看，需要經過兩道門崗的體溫檢測。往日公安民警、辦案檢察官、律師往來的市看此時顯得有些冷清。市看的值班警察說：“這個時候你們還來提審啊？不怕風險吶？”我們笑著說：“做好防護，應該沒問題的，案件的期限可不等人。”
提審中，除了訊問案情外，我們還訊問了解了她在到案前的14天內在湖北當地沒有接觸過發燒、咳嗽的病人；刑拘入所後身體狀況是否良好；同時，我把和她丈夫溝通的情況告知她，讓她不用替在湖北的家人擔心，也問詢了她的想法和需求。在知道家人的情況和對她的擔憂後，她的表情有瞬間的淚目。這讓我有些小小的感慨。
當日下午，我們又到下城區看守所提審訊問了另二名杭州籍嫌疑人。經過審閱案卷材料和訊問嫌疑人、核實情況後，決定依法批准逮捕該三名嫌疑人。2月2日，當我們正式做出批捕決定、辦完案件後，我再次打電話和這名黃岡籍嫌疑人的丈夫進行了溝通，告知案件後續的程序，同時也轉告了嫌疑人提出的希望家屬寄送衣物的需求。電話那端，她丈夫說現在人員已經禁止出入了，他會通過快遞的方式儘快給妻子寄送衣物過來。
2月3日“正式”上班，我們辦案組又馬不停蹄地承辦了一起8人的買賣國家機關證件、妨害信用卡管理案。根據疫情防控工作的新要求和上級院的最新規定，在辦公室、法警、監所等部門的大力協助下，我們通過遠程視頻系統提審訊問7人、書面聽取意見1人的方式進一步審查案件，並就案件事實、罪名定性方面的爭議和偵查人員通過遠程會議的方式進行溝通、探討。最終批捕3人、證據不足不捕3人、無逮捕必要不捕2人，及時、準確的辦結了該案。
這其中，同組的徐霞松同志，家住下沙，近期地鐵、公交班次延長，出行極為不便。為此他連續兩晚睡在辦公室，撰寫了3萬餘字的審查逮捕意見書。
空蕩的地鐵，自我防護裝備完備的徐霞松
疫情期間辦理的這幾起案件，讓我突然有很多感觸，特別是有兩點體會頗深：
一是在“非常”時期辦理案件，更需要我們檢察人牢固樹立法律監督理念，貫徹落實“少捕慎訴”，確保依法辦案和保障人權，同時給予特殊群體以人性關懷。例如，由於各地、各部門出臺的疫情防控措施，律師、特別是異地律師在會見嫌疑人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困難和障礙，此時，我們檢察人員可以在嫌疑人和家屬之間做一定程度的必要溝通，成為“連心橋”，及時答疑釋惑，緩解雙方的焦慮、不安情緒。辦案中，我們除了要恪守的司法的理性與嚴肅，也要釋放司法的善意，我想這份善意一定能抵達當事人的內心，促進嫌疑人更好的認罪悔罪，更好的迴歸社會。
二是司法機關辦案沒有“休息日”，也沒有“暫停鍵”，需要“全院一盤棋”。疫情緊急，但案件不等人，無論是遠程視頻提審系統的保障運行、案件的日常移送流轉，甚至是後勤保障工作，都面臨著比平時更高的要求和更新的標準。在部分幹警居家隔離、辦案力量不足、“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情況下，更是考驗我們下城檢察人擔當的時刻，更需要我們每個檢察人，尤其是每位黨員樹立全局觀念、相互扶助、共渡難關、迎接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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