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生难免会经历一段困顿、焦灼的时光，仿佛置身于一条漆黑的隧道，来路渐远，而眼前却布满迷雾。
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模糊了坐标，也难以体察自己存在的价值。
在这样一种失去重力，漂浮不定的状态中，我们时常会向混沌深处望去，努力寻找一份寄托与归属。或皈依于宗教，或投身于哲学，或沉浸于艺术......
其实，不只是个人会有这样的经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会走到这样的命运关口。
01.
历史：通古今之变
西欧度过了数百年神权时代的迷茫，终于在文艺复兴时代，从古希腊的艺术、文学、理性中寻找到人的故乡；美国独立后，起初邦联松散，各州秩序混乱。1787年制宪会议后，联邦政府汲取了古罗马的法律与共和精神，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国度。
而中国，以及生活在这里的古老民族，则是从泱泱历史中寻找坐标，从古人的生平中照见自己。
司马迁忍辱著史，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范仲淹三贬而光......对于传统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虽然现实险恶，人心叵测，但匹夫之志不可夺，历史的审判永远公平。
▲范仲淹（989－1052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因为刚正不阿而仕途多舛，屡遭贬谪，但也正因为如此，范仲淹在民间以及后世留下了巨大的声望。
对于历史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中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历史不只是记录过去，还定位着现在，昭示了未来。
然而，到了如今这个快速变化的互联网时代，传统又好像变成了古旧过时之物，与现代格格不入。人们只顾着向前看，抱着对未来无限乐观的态度，忽视甚至抛弃曾经的历史。
传统与现代之间，究竟应保持什么关系？
著名作家、诗人余世存老师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通过重新挖掘古老历史中的个人，试图弥合古今之间的缝隙。
▲余世存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写作多部引发热议的历史文化著作，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
02.
「退场」与「重思」之路
1990年代初，在国内大环境的影响下，余世存老师从中学离职，下海经商。然而商海浮沉无果，余老师进入《战略与管理》杂志社，一直从普通编辑做到执行主编。千禧年之际，余老师再次离职，成为独立写作者。
2005年，余世存老师的《非常道》出版，这本集结了1840~1999年中国人物话语的现代「世说新语」，从另一种角度审视了近代中国历史，广受读者青睐。他也因此在国内声名远扬。
余老师曾在访谈中表示，他的兴趣点主要是人的话语。在这本《非常道》中，那些人物在话语间也生动鲜活了起来，而不再是历史的符号和时代变革中的工具。
▲《非常道》
副标题：1840-1999的中国话语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5年
然而，写完《非常道》之后的十年，是余世存老师人生中最焦灼、艰难的十年。关注历史人物的话语并不能让自己得以安顿，除了因独立写作而面临的生存困境之外，自己在学术和思想上的疑问，以及对自身的历史定位依然没有得到解答。
2007年，余世存老师离开北京，前往云南大理游历。在这里，他放松心情，养花种菜，重读了《左传》《春秋》这些经典，也涉猎了一些天文学的书籍。闲余时间，还会散步到农家田地。
在大理，余世存老师重新思考了历史。他开始意识到，「极远古的时间和极偏僻的空间有着微妙的联系」。古人可以在《易经》中探知人与世界的关系，而在今天，农人们可以在二十四节气中觅到宇宙图景。
先秦文化并没有消失，在现代社会的边缘，传统的力量带给人们另一种古老的时间观念。三千年，古今未断绝，古史不「古」。当进入了一种大尺度的时间之后，余世存老师才找到了一个真正立得住的参照系。
通过这样一种大的历史观，余世存老师重新审视了古代经典。
03.
古史不「古」
作家张远山在《庄子传》中认为，庄子所说的「至知忘知，自知无知」「吾生有涯，知也无涯」，其意可联系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自适其适，以德为循」这句，其精神又与尼采的「不要跟随我，跟随你自己」暗合。
对此，余世存老师感慨道：
「庄子这段话跟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做参照，可知大部分人抽离了现代化的真精神，即自由的、尊严的精神，即『真德』，而落入到各类现代说辞中去了。」
《庄子·天下篇》中提到的惠施，见识广博，学富五车。他的眼光，没有停留在辨析「道术」与「方术」，或者钻研「内圣外王」之道，而是破除了人与世界的隔阂，直面短暂与永恒。
超然物外的庄子与身在官场的惠施成为至交，为后人津津乐道。
当惠施说「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的时候，其实是研究世界的本源。这句话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万物流变说，竟遥相呼应。惠施是摆脱了伦理学的视角，而进入纯理念的领域。
当惠施说「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也」的时候，其实是破除了狭隘的中心主义。因为空间无边无际，所以天下各处都可以为中心。惠施的观点在当时看是个异类，但是放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却是一个普遍观点。
因此，两千多年前的惠施与众人之辩，以一种「大时间」的视角来看，其实是古今之辩。
到了近代，依然有人以古人之志，做着联系传统与现代的事情。龚自珍、梁启超、陈寅恪、费孝通......面对西方文化，他们并没有抛下中国的古籍经典与文人传统，而是站在超越东西方的高度看待世事。
▲龚自珍（1792－1841年），其诗词与思想在近现代中国文人志士中颇具影响。余世存老师认为《己亥杂诗》是龚自珍自我性情的深省与表露，「是一部积郁于胸、呼唤『九州生气』的宣言书，又是一种充分实现自我的方便法门。」
立于中国，我们与古人浑然一体；立于世界，我们与世界各地之人唇齿相依。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没有分隔，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没有高低。这般情境，如费孝通所说：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04.
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有了这样的文化自觉，有了这样的看待历史的眼光，余世存老师知道，自身的定位，要在古人的人生广度、密度、高度中去寻找，用延伸至先秦时代的时间轴来看问题、看世界。并且，只有摒弃「为研究而研究」的历史主义之后，才能在历史中发掘到人性，并看到自己。
余世存老师在《正命：北大百廿周年有感》中说：
「有春生者，有夏长者，有秋收者，有元气淋漓的，有意态亨通的，有正义贞定的，每一代人在时空的一维或多维中职尽自己的生命。」
如今，余老师回到了北京，他已走出人生中最彷徨无措的那段时光，两鬓泛白的他已经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从大理回来后，余老师既隐于市，也隐于《易经》，先后出版了《大时间》《时间之书》等多部著作。
其中，《时间之书》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剖析二十四节气，带领现代人置身古老的时间洪流之中。
▲《时间之书》
出版社：铁葫芦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7年
余世存老师就像司马迁在《史记·日者列传》描写的卜筮者一样，在体制之外孑然独立，洒脱又坚定地生活着。有了历史延续下来的「志」做支撑，他用文字「导惑教愚」，为变动不居的现代社会把脉。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即时间，我们脱离不了时间，当我们回过头看待历史时，我们其实也置身于历史之中。
历史是中国文人志士的参照系，是审判场，是生存背景，也是精神源泉。在今天，我们依然要向时间深处寄托自己的一份祈盼，相信那些历史中存在过的美好心性，可以照观自己的人生。
「人一定要找一个真正立得住的参照系，找绝对的时间也好，天神也好，上帝也好，总之是要找这种至高的精神，一个超越的东西来做背景，去打量我们的生活，否则我们都会被潮流裹挟，陷入虚荣和虚无而不自知。」——余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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