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现实题材影视作品呈井喷之势涌入观众视野，医疗题材影视剧往往拥有与现实生活极高的贴合度，渗透式地谈及由“疾病”引发的健康危机和伦理思考。 2018年7月5日，文牧野执导的《我不是药神》在国内上映，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紧扣“药”与“疾病”的关键词，以豆瓣评分9.0的口碑和30.7亿元人民币的票房实现双赢，在石铄金流的暑期档犹如一颗滚烫的火弹，成为年度现实题材影片的现象级作品。
《我不是药神》之所以能够实现院线“爆火”，一方面，是因为影片聚焦了国计民生中备受关注的社会热点话题——“医疗”，在刻画社会地位、疗愈成本等尖锐矛盾方面赤裸透彻，入木三分；另一方面，电影在艺术手法建构中，除了文牧野一贯秉承的叙事基调，亦不乏宁浩“灰色幽默”式荒诞喜剧元素、徐峥“囧系列”无厘头风格的植入，既包括对旧医患关系留存问题的戏化再现，又暗含对新医疗体系逐渐完善的合理展望。这种诙谐与严肃相得益彰、张弛有度的情感书写方式为国产现实题材影片创作提供了一个优化的思路。
一、“信仰”：人文精神的自我救赎
在《我不是药神》中，电影剧情是围绕着“印度格列宁”的走私与贩售而不断推进的，“白血病”即是叙事过程中最核心、最直观的疾病符号，“药”则是救赎生命、唤醒希望的关键。与“疾病”的隐喻意义相匹配，“药”解构了由“疾病”引发的现有矛盾，但又建构了新矛盾。印度格列宁的售出，缓和了白血病患者吃不起瑞士格列宁的性命之危；但同时又面临着执法机关查处走私药品、黑心假药商贩恶意报复的新困境。也正是在新旧矛盾不断交替的过程中“药神”的形象出现了。
程勇的身份具有双重性：第一，打着印度神油店的幌子、偷售海外药品谋取私利的“药贩”；第二，高价购药、低价售药，以拯救白血病患者为使命，不惜铤而走险的“药神”。这两重形象，都是在疾病的隐喻之下孕育出来的。疾病寄生于患者的肉体中，程勇目睹患者的衰败与死亡，使他从物质欲望的沉沦中惊醒，激活了灵魂深处的人性。《我不是药神》中的故事背景架构在两个国家：中国和印度。在由“疾病”索引的叙事脉络中，宗教元素的精神力量被“疾病”召唤出来，
程勇的双重形象，正如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印度神像——迦梨女神。 “迦梨”的神像是电影中疾病叙事的一个重要宗教符号和精神催化剂。“迦梨女神”是印度教三相神之一，湿婆的神妃——雪山神女帕尔瓦蒂的化身。印度神话中，迦梨象征着死亡与再生，是兼具毁灭与创造的众生之母。宗教信仰原本对人类精神就具有直接的引导作用，信徒的意识形态潜移默化地受到宗教理念的感召和调控。在《我不是药神》中，宗教信仰也与疾病的隐喻意义相互交融。信仰对程勇的良知进行过无声的招魂，也通过刘牧师的特殊身份，透露出在现实困境面前，底层人民对神灵的质疑态度。
印度教的神像，曾多次出现在电影之中，也在疾病叙事背景之下包含着更深层次的含义。影片起始阶段，在程勇的“王子神油店”内，同时供奉着中国的财神像和印度的迦梨像。财力的欠缺，使程勇丧失了家庭地位和社会尊严。自此，“财神”的信仰价值开始褪色，当吕受益对程勇尝试游说时，他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广告卡片上，卡片摆放的位置，恰好处于桌上的小迦梨像前 。
面对困窘的生活处境，程勇别无选择，迦梨的阴暗面被召唤出来，“疾病”的主题被再一次地强调，疾病迫使身为患者家属的程勇铤而走险，试探法律边界；疾病也迫使身为患者主体的吕受益四处奔走，寻求低价药物。但在程勇迷失于“迦梨之暗”时，“迦梨之光”正从裂缝中透射。吕受益死后，程勇再赴印度，在喷满杀虫药雾的印度街道看到了印度人民用木车拖拽的湿婆像和迦梨像。程勇在迦梨女神像“光与暗”的喻示中，以及与“疾病”的正面交锋中，实现了利己主义者的自我救赎，完成了从“药贩”到“药神”的质变。
《我不是药神》以“疾病”为眼，以“药”为媒介，是生命的救赎，也是人性和灵魂的救赎。从此种意义上来说，“疾病”也熔铸成为信仰的一部分，这种信仰不是指代宗教范畴的概念，而是孕育着以对抗“疾病”为旨归的人文精神信条。瑞士格列宁本是获批上市的正规药物，医药代表却为了垄断市场、牟取暴利，宣扬印度格列宁是“害人的假药”，竭力切割药品的产销链，法律赋予的光环最终被拜金主义的阴影所遮蔽。当信仰变成人类精神的桎梏时，信仰就沦为了疾病；而当人类面对汹涌袭来的疾病，能够以救赎的姿态去搏斗命运、唤醒人性时，疾病就附带了信仰的价值。
三、“意象”：叙事艺术的象征策略
将“疾病”写入文学作品和影视文本中，使之附带有隐喻意味，这种叙事策略并不罕见。 “疾病”之病态化特点，体现在身体、心理的异化及恢复过程之中，生成了庞杂、微妙的情感体验，给艺术创造提供了极大的表现空间，这也给从疾病隐喻视角去剖析叙事类作品的深层内涵提供了经验借鉴。
“疾病”在叙事环节的镶嵌或贯穿，实现了人物塑造、性格刻画、情景创设、氛围烘托、故事推动等多方面的辅助效果。作品中的“疾病”，时常作为描摹人物性格和行为的陪衬，是人物行动的底色。生理和心理的疾病体验，最终往往会以艺术美感的形式体现出来。瑞士格列宁之于工薪阶层收入的白血病患者，只是在隐喻意义上褪去了浪漫主义色彩，反而增添了更为浓烈、更为冷峻的现实气息。
（一）“血液”：非传染类疾病的间接性道德隐喻
在隐喻层面上，“白血病”与学者们论述过的其他疾病不同。白血病是造血系统的恶性疾病，非传染性的疾病性质使其不会遭受到“疾病道德化”标签的纠缠，反而使白血病患者常常被视为“上帝的失宠儿”。20世纪90年代以及21世纪初期的影视作品中，钟情于将楚楚可人的女性角色塑造成为白血病患者。这一类女性角色往往是命运多舛的美貌佳人，这在言情剧风靡的时代里，使观众对身患白血病的女主角以及其凄美的爱情故事有着强烈的代入感。
白血病的非传染性特点，使之失去了传染类疾病所带有的直接性道德隐喻功能，但《我不是药神》的关注焦点是从微观人性向宏观社会逐渐呈发散式扩张，白血病被赋予了间接性的道德隐喻功能。传染病的直接性隐喻功能，体现在其患者群体习惯于被公众打上各种弥漫着腐烂气息的标签：肮脏、糜烂、淫乱、放荡……精神的痛苦往往比肉体的痛苦更为猛烈、致命，
叠加式的伤害使传染病患者不得不承受来自外界的道德批判和精神踩踏，持续不断的打压，使人格与尊严都无处容身。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谈及传染病或性病的作品也不在少数：巴金《灭亡》中的肺结核革命者杜大心，贾平凹《人病》中的肝病感触自述……这些人物或是境遇悲凉，或受千夫所指。传染病之“传染”与性病之“性”的提出，初衷应是为了分辨疾病的传播途径所服务，而非先入为主地植入道德评价色彩，但在以往的文学作品中，传染类疾病都不免附带了道德的隐喻。作为非传染类疾病的白血病，虽然不具有对道德的直接性隐喻功能，但在《我不是药神》中，却通过间接的方式实现了隐喻。
影片中，警察曹斌因为与嫌疑犯搏斗而被咬伤了右手，瑞士格列宁的医药代表在与其交涉查处走私药品时，发生了一次握手，在握手的过程中，曹斌手部伤口的血液沾染到了医药代表，引起其明显的反感，影片的镜头特写里，医药代表沾染了血液的手，僵直地摆放在座椅扶手，直到谈话结束。尽管曹斌并非白血病患者，但白血病是以“血”为核心的疾病，电影中的血液元素也变得尤其夺目，更具有象征意味。
医药代表为公司自营并获取合法资格的瑞士格列宁而发声，而以抗击白血病为治疗目标的医药公司，所派出的代表却对血液尤其排斥，全然一副利益至上的嘴脸，这与其在“医闹”患者面前所构建出的研发缜密、经营合规的“医者仁心”形象、与曹斌“贩售假药伤天害理，我义不容辞”的热血形象都产生了鲜明的反差。白血病通过“血”的元素，实现了对人性、利益的间接性隐喻，完成了对影片深层意义的建构。非传染类疾病的间接性隐喻功能经由中转或迂回，达到了比传染类疾病的直接性隐喻功能更震撼的艺术效果。
曹斌的人民警察形象在整部影片都洋溢着正义感与使命感，相比之下，程勇的道德观则是阶段性的，也是矛盾的、复杂的：如果说贩售廉价药品是道德的，那么，非法代购和出售的行为是不义的；如果说拯救患者于水火的结果是道德的，那么，抓住病人“贫困”的普遍弱点借机牟利的意图是不义的。白血病对道德的隐喻意义附带了非定式的特点，疾病的道德化解构也因人而异。
《我不是药神》中，由“疾病”夹带而来的针对人性、社会、利益等问题的拷问，都或轻或重地通过不同人物之间的“道德绑架”来向观众进行渗透。影片为了表现瑞士格列宁药价之高，选取了一场“医闹”桥段：聚集在医药公司门口的白血病患者，高举写着“天价药”“公正”的纸板，发出此起彼伏的咆哮。人性对于经济困境的焦灼，以及贫富失衡的愤怒，在此处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医药代表做出“我们公司所生产的所有药的药价完全合理合法”的答复时，失控的患者开始向代表泼粪，坐在最后方吃着盒饭的吕受益讪笑着把一块骨头扔在了地上。
患者面对无效的申诉，选择用野蛮与轻蔑来宣泄对现实的不满，却忽视了自身已经从疾病的受害者变成了以“道德”为武器的施暴者。当程勇宣布低于瑞士格列宁数倍的印度格列宁售价时，我弱我有理”的病态逻辑已然弥漫在患者的精神空间。影片前期，白血病患者的这种病态道德观，是脱胎于疾病但却比疾病更加可怕、更加可悲的衍生品。同情和退让始终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有效方法，电影借用张长林之口，道出了赤裸裸的社会现实：“我卖药这么多年，发现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这也是影片通过“疾病”所传达出的社会现实观照和深层人伦反思。
（二）“口罩”：白血病患者群体的主体化认知隐喻
“口罩”是穿插在《我不是药神》中的关键意象，白血病病友群的群主们在第一次与程勇会面时，每个人的脸上都严实地戴着口罩。口罩是“疾病”隐喻功能的反光镜，患者时刻戴着口罩，名义上是因为难以承受外界有菌环境的刺激，实则是在自卑心理影射之下对健康人群与异己世界的阻隔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患者对口罩的依赖暗示着对自身疾病厄运的默认，催生了患者的耻辱感与自我疏离。
“口罩”是贯穿电影剧情始终的一个微妙符号，隐喻着患者对主体生命的认知态度。在众多情节中，有三处关于“口罩”的片段最为典型，大体可以总结成“一戴”和“二摘”：
“一戴”指的是一次戴口罩的镜头，当程勇难以抗拒来自假药贩张长林的威逼利诱，决定转让印度格列宁代理权时，从来不在程勇面前戴口罩的吕受益缓慢地从餐桌前站了起来，第一次面对他戴上了口罩，眼里充满了失望和无奈。“戴”的动作象征着吕受益对程勇在内心身份定位的抗拒，“口罩”也在疾病的催化下，变成了肉体“病我”与精神“真我”的藩篱，割裂了吕受益与程勇的关系，碾灭了患者心理渐渐燃起的希望之火。
“二摘”指的是两次摘口罩的细节，第一次“摘”是程勇初赴印度，回国后通过刘思慧面见白血病各病友群的群主，程勇坚持要群主们摘掉口罩；第二次“摘”是程勇获刑，押送车沿路的白血病患者自发地摘下了口罩，目送程勇。与上文提及的医药代表对血液的态度相比，
程勇具有直面疾病、正视患者的勇气，以及将患者身份提升到与健康人群同一层面的平等意识，这一瞬间，疾病激活了程勇内心深处的“神”性。
在贫穷的患者眼中，能够低价售出药物甚至后期近乎“慈善”行为的程勇就是拯救他们的“神灵”，患者主动摘取口罩，是对自身价值和程勇价值的双重认同。 而程勇本身也拥有患者家属的另一重身份，他与“疾病”相互勾连，白血病患者的窘境为他创造了商业缝隙，他需要借此获利来治疗虽然不是白血病患者但饱受其他病痛折磨的老父亲。拨开疾病迷雾后的生存希望，是患者与程勇共同的“神灵”，“神灵”面前的“信徒”自然是平等的，这使“药神”的主题得到了升华。
（三）“橘子”：非常态生命境遇的觉醒式精神隐喻
病毒浮动式的增殖、扩散，以及临床症状的难预见性，都使患者对自身的命运充斥着飘忽感。疾病的出现和蔓延，迫使患者面对着生命激活了更为强烈的主体意识和调控欲望。影片中，吕受益的手里总是习惯性地拿着橘子，“橘子”在吕受益的相关剧情中共出现过三次：第一次，吕受益为了求助程勇前往印度购药，主动用橘子示好；第二次，病危阶段的吕受益面对前来医院探病的程勇，羸弱地用橘子招待他；第三次，在吕受益的葬礼上，作为逝者的吕受益消散了实体形象，“橘子”的意象由蜷缩在楼梯角落的彭浩承接，在结队吊唁的人群外含着泪剥开了一个橘子。
尽管没有科学依据能够证明，橘子能够对治疗白血病起到针对性的辅助作用，但“橘子”在疾病的统摄下，象征了微弱生命的搏动与挣扎，患者对水果维生素的主动汲取，隐喻着对自我生命延续的强烈愿望，正如撕开橘皮的果肉本身：鲜活，脆弱，容易腐烂。“疾病”隐喻着病患主体对生存欲望的召唤，给原本平淡无奇的“橘子”增添了全新内涵，并为此内涵创设了特定的语境。在可供患者食用的水果中，橘子是最廉价、最日常的种类之一，这也暗示着以吕受益为代表的白血病群体正在经受着病痛与贫穷的双重煎熬，在高昂的医疗成本之下，贫穷又为治疗设置路障，给本来就已经千疮百孔的肉体附加了更深一层的精神折磨。
但在葬礼上，“橘子”实现了从吕受益到彭浩的一次“接力”：这是生命意识的继承，也是反抗精神的延续。患者逐渐认识到，生命的体征并不是一个能够无限延伸的可控体，相反，生命总是挣脱人为的挽救与留恋，向着名为“死亡”的彼岸拼命试探。
生命终将消逝，但疾病是永恒的，寄生于在生命之下的“疾病”，加速了“人”作为客体存在在真实世界的溶解速度。但即便如此，不朽的精神与灵魂仍然在疾病共同体的意识层面顽强地绽放，这也是绝症患者对生命的至高尊重和最后回礼：肉体可以消解，但精神永不透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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