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SARS”流行时，乡村的防疫就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当时还有70%的人口生活在乡村，但并不意味着当时的防疫更难，事实上，那个时候，很多乡村仍然百业兴旺，大多数维持兼业化农民的生态、生活、生产三生合一，也就是说在一定范围内，农户和村社是可以自主存在的，封路之后切断外界人员和商品流入，可以独立生存较长的时间”。这是当年SARS彻底与乡村擦肩而过的根本原因。
此次新型肺炎病毒爆发，对于乡村防疫的担忧可能更要高度重视。因为，一是“经过了十多年的快速城市化，农民被进城、被上楼；庭院经济大部分消失。二是各地大搞撤村并镇，使得原有传统的‘守望相助’的社会资源被破坏消解。三是乡村种养产加销、工商建运服百业并举的条件，被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市场化给破坏改变了。所以，今天虽然能看到各地村干部还在组织断路封村，但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农户是否还有相对独立生存的能力，已经成了一个问题了。”
现在疫情仍大量爆发于城市，其实也是风险过度集中的表现，“在发展方式的讨论中，我们一直不主张特大城市、大城市群的发展模式，因为当资本及其收益向城市集中的时候，风险也在同步集中，这次疫情是对特大城市风险集中爆发的一个警示。这种理论放在农村也同样适用，17年前SARS发生的那个早春，经济尚在复苏阶段，外出打工的农民不到2亿，跨省流动到大城市的仅占其中不到一半；农村的社会、生产、经济资源仍旧没有全面破坏变化。
乡村防疫，应发动群众形成防疫体系
我们是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过来的，那时候绝大部分群众被党广泛发动起来，形成各种以预防为主的措施。现在也不应该只是大喇叭发布一个通知，而是要借此人人生命攸关的防疫工作来发动群众，形成社会参与式的、预防为主的医疗改革运动；在疫情缓解过程中推动医疗资源下移。只要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那些过去疫病流行时行之有效的措施，也都会逐渐挖掘出来。
由于春节前许多打工者已经回到乡村，使得基层防疫压力变得更大。这时候，只靠自上而下的资源分配显然是不够的，所以要有发动群众的‘在地化’措施。很多外出人口都回家的时候，正好利用现有的党组织和很多不能正常工作的部门管理体系，多用网络工具去发动群众，重构预防为主的医疗体系，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针调整。在以前，很少见到医疗卫生体系还愿意动员群众做预防，因为它变成逐利的商业化机构了。正好趁此机会，希望那些市场化的医疗体系，或多或少收起逐利的本能，多做一些发动群众，预防疾病的工作吧。”
乡村公共卫生，“资源上移”更值得深刻反思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乡村的医疗资源逐渐上移，公共卫生状况不尽如人意，在有的地方，一个行政村数千人，只有一个乡村医生，极少数甚至一个也没有。这也是值得反思的地方。其实，这样的现象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国家财政占GDP之比仅约11%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在那个把公共品纳入市场化的年代，只在口头上还有预防为主的医疗方针，有关部门强调产业化、市场化的医疗，必然以单方垄断性把控生命信息来逐利，自然也就不可能在难以盈利的乡村、特别是在弱势群体中形成完备的医疗体系。无论中外，乡村基层的医疗本来都应该是以公共医疗为主要形式的。
此次疫情爆发，众多医务人员是非常英勇的、也是非常可爱的，他们不计代价、不问报酬，甚至不惜生命，冲到一线。但不能因为对他们的敬佩，就看不到体制问题——这些年来医疗资源过度上移，尤其是优质的医疗资源上移的问题愈演愈烈。既然已经把医药领域推入市场了，基层的医护人员也都希望把收入搞上去，那么我们就应该考虑，怎样才能在基层、在乡村形成有效的医疗体系的问题，这也值得在疫情刺激之下深刻反思的。
乡村医疗防控体系，应充分利用中西医结合
不论是17年前的SARS ，还是此次新型肺炎病毒，短时间内都难形成有效的医疗救助体系，提到乡村医疗防控体系。上次SARS爆发只要是中西医结合的防控方式就特别有效，这次也会有类似的情况。据报道，目前尚未归纳出有效的防控方式，所以，还是应该尽可能把中华传统医学用进来，中西医结合，可能效果更好。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大规模疫情暴发时，应该注意把握舆情与公众情绪的相关性。假如我们现在的硬件条件不足是客观存在的，这时候任何恐慌，都可能会造成疫情的扩大。一方面疫情信息应该及时发布、公开透明；但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在病毒大规模流行之际各类海内外媒体都会刻意关注，有很多无法核实的信息可能引发恐慌，反而不利于控制疫情。比如武汉这样的千万人口级的特大城市，正常情况下，冬春季节可能有千分之一的人会感冒发烧，如果都要集中在医院里做肺炎筛查，造成医护人员无法应对，势必演化为恐慌，也必然增加交叉感染恶化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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