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迄今為止，我國教育史學界對古希臘道德的理解尚侷限於"知其然"的境界，而對於其發生學意義上"知其所以然"的歷史淵源等相關問題尚涉獵甚少。抑或說，我們對於自蘇格拉底"將哲學從天上拉到人間"之後的古希臘道德狀況關注頗多，而對於"前蘇格拉底時代"道德譜系的探源析流乃至於與同時期我國道德譜系的比較成果，尚付闕如。"知其然"回答"是什麼"的問題，而"知其所以然"則要回答"何以為是"的問題。

古希臘文明

古希臘文明和古中國文明遠在"前蘇格拉底時代"，即按照價值高低的次序分別建立起了各自獨特的道德譜系。那麼二者為何在共同的人類學前提下，在文明產生的萌芽期即形成了如此旨趣迥異的道德譜系。從"地緣文明"的視角，追溯與比較二者道德譜系原型"何以為是"的歷史淵源。

華夏文明

一、"海洋文明"與"農業文明"及其道德萌芽

1、"地緣印記"

現代人秉持科技的利器，儼然成為"地球村"上的主人，他們在好奇心和求知慾的驅使下，甚至將探索與開發的觸角延伸到了外星空間。在科技主義鼎盛的今天，人類遠祖們在與自然環境相互作用中初創文明時代的艱難困惑，似乎已經成為現代人不屑一顧的悠悠往事。然而，在人類成長的"童年時代"，匱智乏能的人類先祖們尚無法擺脫地理環境的束縛，地理環境的多樣性和複雜性，對人類早期選擇不同的文明類型及其道德譜系烙上了明顯的"地緣印記"。

美國學者斯皮瓦格爾在論及古希臘早期文明萌芽時曾經指出："地理因素在希臘歷史的演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確，從世界古代"五大文明搖籃

古希臘地圖

2、"海洋文明"

僅就"五大文明搖籃"的誕生地來看，古希臘當屬於"海洋文明"，其他四者可歸於內陸的"農業文明"。文明的萌芽期宛若人類的"童年時代"，其早期與自然環境之間的際遇如何，會在其後的成長中留下深遠的"精神胎記"。其後的文明發展史也已證明，古希臘的"海洋文明"選擇了與其他四大"農業文明"截然不同的發展路徑和興衰命運。

縱觀歷史，與內陸從事農耕的民族相比，瀕臨海洋的民族似乎一直在開拓並主導著人類文明的發展歷程。自古希臘在公元前開創輝煌的海洋文明以來，公元后的北歐人、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人、近代的英國人、現代的美國人，無一不是引領世界文明發展的"海上民族"。

古代商船

3、古希臘文明的歷史地理

古希臘文明的發祥地瀕臨地中海和愛琴海，早在公元前1500年的邁錫尼時代，希臘人就已經形成了依賴和駕馭海洋的生活樣式。可以說，古希臘海洋文明的產生是多種因素共同相互作用的結果。這些因素至少包括：希臘東部沿海有諸多天然的良港，便於航海技術的發展；地處愛琴海的核心位置，與西亞和北非等早期文明中心在海上交通便利；希臘半島農耕土地貧瘠與匱乏，導致過半以上的糧食需要從海外進口；戰爭和集團遷徙等造成的人口壓力，需要大規模的海外移民，等等。

可以說，無論是海戰抑或是航海貿易，都是一種與我國內陸的農耕文化截然不同的生活樣式。茫茫無際的洶湧大海以其不可預知的奧秘和風險，誘發和挑戰著古希臘人的獵奇心和冒險精神。跨海的國際貿易需要在貿易伙伴之間建立起公平交易的契約，這同時亦孕育著希臘人善於吸納異域文化的開放精神。

古代農耕

4、中國的農耕文明

與古希臘海洋文明的生活方式相比，地處東亞大陸內部的古中國屬於典型的農耕文明生活方式。我國從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時，就基本上完成了從漁獵向農耕生活方式的過渡。可以說，

以家庭為單元、男耕女織為基本模式的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所衍生的自足自給自然經濟，是我國上古時期先祖們的基本生活形態。我國早期的典籍《尚書》勸誡統治者要"先知稼穡之艱難。"《論語》也曾闡述過農耕與治國之間的關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這種觀念後來推演為"重本抑末"即"重農輕商"的治國之道，從而衍生出"士農工商"由尊至卑的四個社會階層。

可以設想，祖祖輩輩在固定的鄉土上過活，易於養成農民對土地和家族的依戀感。

商朝地圖

無疑，一個民族在邁入文明門檻的"童年時代"所處的地緣環境及其生活樣式，對其日後的定勢發展路徑及其道德譜系的建構具有規定性的慣性作用。古希臘民族與華夏民族在文明的萌芽期，分別與"茫茫的海洋"和"內陸的河谷"相遭遇，並形成了"航海"和"農耕"兩種迥然不同的生活樣式，進而衍生出"海洋文明"和"農業文明"兩大文明原型。

正如儒家的創始人孔子對該問題的先見之明："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在孔子看來，人的品質與自然的品質交相輝映："山"的挺拔與靜觀，宛如"仁者"之德高望重；"水"的柔軟與流動，恰若"

孔子像

二、"複合文明"與"獨立文明"不同的道德訴求

本文對"複合文明"和"獨立文明"的界定是：在各大文明的萌芽期，在文明的誕生地相鄰且事實上業已經歷過文明之間諸要素相互交流與融合的文明，屬於"複合文明"；與此相對應，遠離其他文明的誕生地且在文明的奠基期沒有與其他文明發生過實質性的交流與融合的文明，屬於"獨立文明"。下文擬從兩大文明的誕生地及其種族構成兩個側面予以探究。

1、誕生地的比較

其一，較之古中國文明，古希臘文明的發源地利於與其他文明的接觸和交流。從世界古代"五大文明搖籃

古希臘文明

（1）古希臘文明的交流史

考古資料亦證明，古希臘與古埃及以及古巴比倫之間的交流源遠流長。早在古希臘文明萌芽之前，它所在的愛琴海地區就業已存在過悠久的文明歷史。儘管希臘的疆域在地緣上屬於歐洲，但是後世發掘出的新石器遺址卻與兩河流域的西亞文明高度一致，是新石器時代西亞"新月形"雨水線地區農業文化的延伸。

早在公元前6100年左右，希臘的克里特島就有來自西亞的移民。他們帶來的青銅器工具以及農漁業技術，為後起的古希臘文明提供了跨越式發展的捷徑。古希臘文字也是在借鑑其他先行民族文字的基礎上形成的，"直到公元前9～8世紀，希臘人從腓尼基人那裡學來了字母，加以改造，才有後人所看到的希臘文字。"

而腓尼基的拼音文字被認為是從古埃及象形文字直接發展而來的。"拼音文字之所以在海上商業活動中較好得到發展，是由於它書寫起來甚為便利，適合於商業效率的要求。而它的產生則源於多種語言相互撞擊、密切交往後產生的'火花'

古希臘神話

（2）古希臘神話的由來與影響

通常認為，古希臘的信史開始於荷馬的兩部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在這兩部神話式的史詩中，"

神話，是人類早期文明的"精神奇葩"和"道德謎語"。縱觀荷馬的這兩部神話式的史詩，至少蘊含著下列史實和道德隱喻。一是神話中的諸多情節直接以尼羅河為背景，說明古埃及對古希臘影響深遠；二是神話中的"奧林匹亞神系"是在推翻古老的"提旦神系"基礎上而得以確立的，其中隱含著古希臘人曾經長期與外族角逐與融合；三是奧林匹亞神系中的主神宙斯並非萬能的主宰，而是主管最具力量的雷火，他並非"道德"的化身而是"力量"的象徵，他身上帶有凡夫俗子的所有缺陷——秉性暴躁、報復心強、多變好色，等等；四是奧林匹亞諸神分工明確且性格各異，

古希臘神話

總之，古希臘神話所崇拜的既不是救苦救難的民族英雄，又非毫無道德瑕疵的聖人，而是能夠扭轉乾坤的"大力神"或"征服者"。正如有學者在分析古希臘神話的特徵時所說："

（3）華夏文明的交流限制

相比之下，華夏文明的誕生地卻遠離上述的古埃及、兩河流域以及古希臘這三大文明的策源地。儘管兩河流域文明和古印度文明都屬於亞洲，但是亞洲本身又分為西亞、中亞、南亞和東亞，同屬於亞洲的兩河流域文明，地處西亞且與地處東亞的華夏文明之間有遼闊險峻的中亞相阻隔。

華夏文明的策源地儘管與位於南亞次大陸的古印度文明距離較近，但是高聳入雲的喜馬拉雅山脈卻成為二者之間難以逾越的天然屏障——盛唐高僧玄奘到西域天竺取經時所經歷的艱難險阻即是最佳的佐證。可見，

華夏文明

20世紀初，我國學術界曾一度流行過華夏文明的"西來說"，認為殷人曾從兩河流域的宗教文化中汲取過某些基本要素；甚至連"

中華文明主要是以定居在中原地區以農耕為主的華夏民族為中心，包括周邊一些以遊牧為業的少數民族文化。中華文明產生與演進的基本特徵是：以華夏民族及其文化為核心向周邊輻射，而周邊文化則呈現出向華夏文化核心趨同的傾向。

我國古代就素有的"華夷之辨"，其實際是華夏民族所居住的中原地區被看做是"萬國來朝"的"化內之區"，而把周邊的"荒蠻之域"稱之為"化外之區"，所隱含的是一種守成自滿的鄉土觀、民族觀和國籍觀。與古希臘民族長於拓邊征戰及海外殖民相比，中華民族素有安土重遷和融合包容的傾向性。

三皇五帝

（4）華夏文明的神話體系

從文字的起源來看，與古希臘字母文字多元起源的特徵相比，我國的象形文字則有別於任何一種外族的文字體系，是獨立起源於中原地區的一種文字符號系統，並且對東亞和東南亞諸國文字的形成產生過重要影響。

一是古希臘神話與我國古代神話所述說的主體對象不同：前者是"神系"，而後者則是"帝系"。古希臘神話中的"奧林匹亞神系"是在推翻古老的"提旦神系"之後而取得支配地位的，而我國神話中的"三皇""五帝"以及後來各個朝代中的帝王將相，在血緣上大都出自"炎黃帝系"，抑或至少與之有不同程度的血脈淵源。

二是古希臘"神系"中的諸神以相互征戰角逐的"力量崇拜"為典範，而華夏神話中的"帝系"卻因為血緣上的延續性而演變為以"倫理崇拜"為基本特徵的後世人文始祖。儘管我國"帝系

三是古希臘神話中的諸神各具專門的智能，他們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即使主神宙斯也不能對諸神分管的領域越俎代庖。而我國神話自炎黃以來，其後世的"帝王"卻被定為一尊，統攬人間的各種事物。春秋戰國之後，我國"帝系"的"神格"漸趨淡化，演變為毫無道德瑕疵的高貴"人格"。

2、種族構成的比較

古希臘文化

（1）古希臘的種族構成

其二，與華夏民族相比，古希臘人可謂名副其實的"民族大熔爐"。考古資料表明，早期生活在愛琴海地區的居民並非希臘人，而是來自西亞的移民和當地的土著居民，史稱"前希臘人"。這些來自西亞或埃及的"前希臘人"帶來的青銅器等農業工具，促使農業和漁業得以長足發展，推進了該地區由野蠻向文明的發展進程。

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一支印歐語系的族群從歐洲南下進入希臘半島，這些被稱為"阿該亞人"的移民成為希臘人的第一代，創造了所謂的"邁錫尼文明"。公元前1180～1125年，一支同屬於希臘語支的"多立斯人"繼續南下進入希臘半島和愛琴海地區，摧毀了"

此後，希臘進入所謂的"荷馬時代"。到公元前9～8世紀，古希臘才逐漸完成由部落遷移向民族的融合，形成了共用同一種語言的三個古希臘民族——伊奧尼亞人、埃俄利亞人和多立斯人。此後，較為穩定的國家制度——城邦制也逐漸得以建立。修昔底德在回顧希臘民族的形成歷史時曾說："現在所稱為希臘的國家，在古時沒有定居的人民，只有一系列的移民。"

通過長期的戰爭、征服、移民和結盟的歷練，給古希臘民族留下了一系列的精神遺產：倡智尚力的英雄崇拜、容納異族的開放心態、諸神共存的多元信仰、血緣淡化的公民意識、多邊契約的法理觀念、廣泛參與的民主政治，等等。自"荷馬時代"開始逐漸形成"城邦國家"之後，這些精神遺產也隨之被按照價值的高低次序演化為下列道德譜系：城邦的"正義"—聖哲的"智慧"—衛士的"勇敢"—公民的"節制"，等等。

華夏文明

（2）華夏文明的種族構成

相比之下，組成上古時期華夏民族的族群相對單一，生存的地域也相對集中。上古時期，"華

在周朝時，凡遵周禮的族人，通稱為"華人"或"夏人"。周人自稱為夏人後裔，因而把分封的諸侯也稱為"夏"。原商朝朝歌地區則稱為"東夏"。這樣由夏、商、週三個古民族加上入居中原的其他族群就形成了一個民族共同體的雛形，稱為"夏"。

《說文》的解釋是："華，榮。""夏，中國之人。""華夏"，即成為"

血緣宗法社會，類似於梁漱溟所說"倫理本位社會"。這種社會在道德倫理上的顯著特點是：按照血緣的親疏遠近和宗法的高低尊卑，有等差、有秩序、有情義地安排和處理日常人倫生活。要而言之，即是"愛有等差"的"仁"、"以義制利"的"義"、"尊卑有別"的"禮"，等等。

漢朝使團）

3、小結

致使古希臘和古中國分別走向"複合文明"和"獨立文明"的原因是複雜多樣的，上文僅從地緣的視角對其形成的淵源予以簡單的探究。這兩種不同的文明發展模式，必然要求有一定的道德譜系與之相適應。

古希臘"複合文明"與古中國"獨立文明"及其道德譜系比較外：在氏族之間相互結合的過程中，眾多的高山峻嶺極大地阻礙了它形成統一的國家，而是以諸多"小國寡民"式的城邦出現的。古希臘城邦除雅典和斯巴達的人口規模比較大一些之外，其他都是規模極小的城邦。

古希臘城邦最初出現在公元前11～8世紀的"荷馬時代"，是由各種規模不一的氏族結合而成的特殊國家形態。在城邦裡，氏族之間經由通婚和經濟交易等形式融合為具有強烈氏族傾向的生活共同體。

但是在"荷馬時代"後期，鐵器的廣泛應用和大量的海外移民對古希臘城邦的政治、經濟制度和道德建構產生了深遠影響。鐵製農具的應用提高了生產力和剩餘產品的積累，為以私有制為代表的文明社會提供了條件。剩餘產品的積累和私有制的產生，使城邦裡的一些男性公民成為"有閒階層"，能夠更多地參與到城邦管理和公共事務中去。

大規模的海外移民，不僅歷練了希臘人拓邊的進取心和適應異域文化的開放精神，還消解了以血緣身份劃分城邦內居民政治身份的束縛。正如著名的歷史學家湯因比所說："跨海移民的一個顯著特點是不同種族體系的大混合，因為必須拋棄的第一個社會組織是原始社會里的血緣關係。"

三、"城邦文化"與"宗法文化"不同的道德建構

1、城邦文化

從地緣環境的角度追溯古希臘文明及其道德譜系的歷史淵源，其本土的高山峻嶺以及由其所阻隔而形成的城邦制度是另一個不可迴避的話題。希臘半島的內陸地區擁有眾多高山，其間散佈著諸多狹小的平原與河谷；古希臘的城邦就大多建立在這些平原與河谷地帶。

縱橫交錯的險山峻嶺無疑有利於各城邦間的獨立發展，並衍生出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古代國家形成的一般模式是：由氏族或氏族之間的結合演變為統一的國家。但是古希臘的城邦制度卻是一個獨特的例子：不同氏族間的大融合——氏族血緣紐帶的斷裂——同一城邦內不同氏族之間多元信仰和價值訴求的調和折中——公民廣泛協商和參與的城邦民主政治。

古希臘城邦

2、宗法文化

與古希臘城邦民主制度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華夏文明在萌芽期就衍生出以"血緣宗法"為根本特徵的國家制度並且一直保持著持久的影響。宗法制是原始社會後期在父權家長制基礎上衍變而來的一種以血緣關係為紐帶，以家族經濟為核心的社會制度。導致華夏文明早期即具備"血緣宗法"特質的原因是複雜多樣的，其中自然環境無疑發揮了重要的影響。

我國學者陳炎曾經指出："與生活於地中海區域的希臘人不同，生活於黃河流域的中國人的天職不是去海上冒險，而是要興修水利。這種工作不僅不是少數人所能完成的，而且也不是某個部落群體單獨所能勝任的，它需要大量的人力和高度的社會組織結構。"

（1）"過早"設立

從我國仰韶和半坡等文化遺址來看，黃河流域早期社會組織的發展規模的確相當完備。傳說中夏代的創始人大禹就是通過聯合幾個氏族部落共同疏浚河道而最終以部落聯盟的形式演變為華夏文明最古老的國家制度——夏朝。而他的兒子啟則通過廢除原始部落首領原來的選舉或禪讓制度，"過早"地創建起了我國第一個以血緣世襲王位的奴隸制國家。

所謂"過早"，乃是與同時期古希臘形成的城邦經濟發展水平相比，華夏文明早期衍生的奴隸制國家集團在鐵器農具的發明、勞動分工、剩餘產品的積累、人口流動遷移、城市貿易水平等方面都遠低於前者。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使得華夏文明在形成奴隸制國家的過程中，氏族內部的血緣和宗法關係不僅沒有斷裂而且還較完整地被保留下來。

宗法制度在當時的運行方式大致是："天子世世相傳，每世的天子都是以嫡長子的資格繼承父位，奉戴始祖，是為大宗；他們的眾子（包括嫡長子的諸母兄弟與庶子）封為諸侯，為小宗。每世的諸侯也是以嫡長子的資格繼承父位，奉始祖為大宗；他們的眾子各有食地為小宗。在宗法制度之下，從天子起到士為止，可以合成一個大家族。大家族中的成員各以其對宗主的親疏關係而定其地位的高低。

華夏文明

（2）"以小推大"

宗法制的根本特徵在於"家國同構"和"君父同倫"。所謂"家國同構"，即意味著社會倫理和國家倫理都是從家庭或家族倫理中演繹而來。

正如《易·爾人》所謂："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新書·禮之本》所說："夫君者，民眾父母也。"這種以血緣的嫡庶遠近為準則形成的宗法制度，到西周末年開始"禮壞樂崩"。春秋時期孔子一生所倡奉的"信而好古"和"克己復禮"中的"古"和"禮"，實則上正是"三代"以來形成的宗法制度以及由其衍生的道德倫理規範體系。

"在孔子看來，西周時期實施的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的層層分封制度，符合理想的血緣—宗法大家族中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義婦聽、嫡庶有別的等級序列。這種由溫情脈脈的天然血緣親情而導出的人性本善假設，推演到倫理—政治上就成為'人各親其親，長其長，則天下平'的社會'差序格局'。

農耕圖

結語：

總之，在文明的萌芽期東西方兩大文明的先祖們在與各自地緣環境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文明類型如何、各大文明間的交流程度、生產力發達的水平以及氏族血緣紐帶的強弱等因素，是導致古希臘民族和華夏民族在相同的人類學前提下形成不同文明類型及其道德譜系的根本原因。

這兩種道德譜系的原型在根源上的差別可以大致歸結為：窮知的慾望和探索的勇氣與謀求穩妥和中庸的品質；多元文化並存和開放的心態與大一統的權力和等級意識；多方協商乃至公平交易的契約精神與安土重遷以及祖先崇拜的倫理德性；"小國寡民"式的城邦自治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分封制；以法律和多元信仰而統合的"公民"與以血緣親情和禮樂尊卑而聯結的"臣民"；以"個人為本位"的法權倫理與以"家庭為中心"的奉獻義務，等等。

凡此種種差別，皆可從二者文明的誕生地追溯到其歷史淵源，這也是二者後來按照道德價值的高低形成各自道德譜系的源頭所在。在古希臘，即衍生為：城邦的"正義"—哲王的"智慧"—衛士的"勇敢"—公民的"節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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