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全面小康與鄉村振興的方向及重點

疫情之下全面小康與鄉村振興的方向及重點

——訪湖南師範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省委農村工作領導小組三農工作專家組組長陳文勝

疫情之下全面小康与乡村振兴的方向及重点

陳文勝

疫情之下全面小康与乡村振兴的方向及重点

2月14日,保靖縣復興鎮門前村,盤古峰黃金茶專業合作社的茶農在採摘冬芽,促進春茶生長。最近,該縣農民積極開展農業生產,力爭增產增收。 石敦德 攝

湖南日報·新湖南客戶端記者 奉清清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抓好“三農”領域重點工作確保如期實現全面小康的意見》2月5日發佈。這份如期而至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了今年兩大重點任務:集中力量完成打贏脫貧攻堅戰和補上全面小康“三農”領域突出短板。2020年是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之年,在發生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如何切實發揮“三農”的壓艙石作用?如何決勝農村全面小康?如何推進鄉村振興? 湖南“三農”工作如何突圍?記者採訪了湖南師範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省委農村工作領導小組三農工作專家組組長陳文勝教授。

1 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戰略重點已經由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為主,逐步向解決相對貧困問題為主轉變。面對突發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社會公共危機,需要發揮“三農”作為壓艙石和穩定器的戰略作用

湖南日報:打贏脫貧攻堅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中之重,“三農”是打贏脫貧攻堅戰的“基本盤”。值此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突發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社會公共危機,抓好“三農”領域重點工作,有什麼特別的重要意義?

陳文勝:可以說,作為一個農業大國,農村是中國的戰略後院,“三農”工作發揮著壓艙石作用。

按照黨的十九大總體部署,2020年處於脫貧攻堅全面進入攻城拔寨的決勝期,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將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同時也處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起步階段,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徵程。鄉村振興與脫貧攻堅是當前中國全社會的兩大國家戰略行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打好脫貧攻堅戰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優先任務”。因此,打贏脫貧攻堅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

十九屆四中全會要求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這是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首次提出“解決相對貧困”問題,明確了農業農村現代化的戰略重點由解決絕對貧困問題為主,逐步向解決相對貧困問題為主轉變。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中國社會仍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解決相對貧困”問題就不僅是未來鄉村振興的重要核心內容,更是鄉村振興的一項長期性戰略任務。在突發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更需要守住農村這個戰略後院,穩住“三農”這個基本盤,發揮它壓艙石和穩定器的戰略作用。

2 作為“精準扶貧”的首倡之地,湖南決勝全面小康必須應對三大挑戰

湖南日報:對標對錶中央一號文件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湖南面臨的最大現實挑戰是什麼?

陳文勝:湖南作為“精準扶貧”的首倡之地,積累了諸多脫貧攻堅的有益經驗,為湖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了堅實基礎,但對標對錶中央要求,也要看到,隨著國民經濟發展速度放緩,我國農產品消費結構整體轉型,近幾年來主要農產品價格出現國內外倒掛的基本態勢。又突發新冠肺炎疫情危機,勢必對我省全面小康與鄉村振興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挑戰之一:農業仍然面臨供大於求與供不應求並存的矛盾。根據人多地少的省情,省委、省政府推進了以精細農業為取向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農業高質量發展上邁出了新步伐,不少地方的特色農產品無論是內在品質還是外在包裝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但也仍然存在著大宗農產品品牌優勢不明顯、銷售渠道不暢、農產品同質化競爭、低端產品去產能難等突出問題。如湘北、湘西南品質好的冰糖橙供不應求與老品種的柑橘滯銷並存;以華容縣的華容稻、南縣的稻蝦米、道縣的富硒大米為代表的優質大米供不應求與絕大多數普通大米滯銷並存。同時,農產品優質不能優價的問題也比較突出,其中冷鏈物流設施滯後導致瓜果與蔬菜等優質農產品應季集中上市而供大於求、價格下跌,在非出產期的淡季價格上漲而產品供不應求。

挑戰之二:農村基本公共供給面臨由特惠向普惠轉變的難題。近年來,省委、省政府按照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對標對錶,以特惠政策集中力量推進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取得了決定性的成效。但調研發現,不少非貧困地區農村也突出存在著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公共服務、基本社會保障等薄弱環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尚未完成的硬任務,迫切需要公共財政的農村投入由特惠向普惠轉型。而當前國際國內形勢複雜嚴峻,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難以預估,國民經濟結構性減速或將成為今後一定時間的階段性趨勢,必然影響到作為農業大省對“三農”的財政投入方式和投入水平。如何應對農村基本公共供給由特惠向普惠轉型,是確保補齊我省農村全面小康短板的一個現實難題。

挑戰之三:農民增收面臨多重疊加的壓力。湖南作為農村勞動力轉移大省,受國民經濟下行的影響,農民在城鎮就業的形勢不容樂觀。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造成了不少行業停工停產,不僅直接導致作為農民收入增長主要來源的工資性收入面臨前所未有的困境,還直接導致農產品消費需求變化而影響到農民經營性收入的增長,而且直接導致財政收入的放緩而影響到農民的轉移性收入的增長。支撐農民增收的傳統動能在走弱,新的動能尚未形成,使農民的資產缺乏轉化為資本的確定性途徑,表明農民財產性收入也面臨著不確定性的困境,增收形勢極為嚴峻。

3 農村公共供給“短板”,是打贏脫貧攻堅戰需要突破的最後堡壘

湖南日報:根據中央一號文件要求,今年農業農村工作最重大的任務是對標“補短板”要求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大挑戰之下,湖南補齊短板的核心內容是什麼?

陳文勝:從我省實際來看,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基本公共服務和基本社會保障仍然是城鄉發展不平衡中的突出短板,需要進一步完善補齊鄉村短板的體制機制,鞏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成果。省委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更明確的目標,是要以“全面小康決勝年”為抓手,努力實現“一脫貧三促進六覆蓋”。而其中“六覆蓋”的農村義務教育、社會保障、農村安全飲水、基層公共服務(一門式)、農村危房改造、農村通組道路是“補短板”的核心內容。

最根本的是按照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要求,加快以農民需求為導向的公共產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於公共財政實力不強的我省來說,按照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原則,當前的重點是集中力量滿足農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需求,避免一些地方出現的超需求、超標準的形象工程,防止不需要補短板的重複補、該補的卻沒補上。在公共資源配置和公共產品供給決策時,要制定出為基層所接受、為農民所歡迎的政策措施,在確保“兩不愁三保障清零”的基礎上,解決好鄉村公共基礎設施、公共教育、醫療衛生、基本社會保障、基本社會服務、住房保障、公共文化服務等方面的突出民生短板。在公共產品供給形式上,探索“公辦民助”“民辦公助”等方式,引入社會力量參與鄉村公共產品的提供,構建政府主導下的多元化、社會化的公共產品供給體系。

4 突出市場導向發展精細農業、激發農業經營主體生產積極性“保供給”,是決勝全面小康與鄉村振興的戰略重點

湖南日報:根據中央一號文件的要求,確保糧食安全始終是“三農”工作的頭等大事。就糧食大省湖南而言,確保重要農產品特別是糧食供給的戰略重點是什麼?

陳文勝:湖南作為魚米之鄉,主要農產品生產不是問題,如何提高農產品效益、激發農業經營主體生產經營積極性才是“保供給”的關鍵問題。如華容縣吉娃米業的優質大米可以賣到34.5元一斤且供不應求,而普通大米只有2.5元一斤,公司收購農民的優質稻每百斤220元,比政府收購價的126元高出94元,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無需政府發動就很高,訂單面積已達30萬畝。因此,“保供給”要突出在解決農產品同質競爭與低端農產品供大於求的兩大難題上下功夫,以精細農業為取向,實現農業發展由“以量取勝”的低端路線向“高品質、高附加值、高盈利”的品牌路線跨越,形成從行政推動為主逐步走向政府引導下市場驅動為主的農業發展機制。

在具體措施上,就要將具有品質與市場競爭力的區域品牌作為完善鄉村產業發展規劃戰略的重點與政府資金項目落地的依據,進一步明確洞庭湖生態農業經濟區、長株潭都市農業區、湘南特色農業區、大湘西生態保護與休閒旅遊農業區四大區域功能定位,立足農業自然資源與市場需求,在建立區域農產品品牌目錄制度框架下形成各區域農業產業佈局的正面清單與負面清單,按照“一縣一特”“一村一品”的思路,錯位發展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優質產品,實現農產品數量、質量、價格量“三量齊升”。

5 小農戶不僅是農村全面小康最廣大的主體和最根本的力量,更是決勝全面小康“強弱項”的最大約束和主攻方向

湖南日報:決勝全面小康要“強弱項”,我省“強弱項”的主攻方向是什麼?

陳文勝:由於我省人多地少山多田少,95%以上的農業經營主體是小農戶。因此,可以說,小農戶農業是湖南全面小康的最大弱項,既是全面小康與鄉村振興的重點和難點所在,更是破解困難約束的潛力和希望所在;既是鄉村振興最廣大的主體和最根本的力量,更是全面小康的最大約束和主攻方向。過去,農業的支持政策大多偏向規模大戶和農業企業。而壘大戶形成的規模只有盆景效應,難以形成帶動湖南農業發展的社會效應,是農民人均收入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必須把強化對小農戶的支持作為“強弱項”的主攻方向,支農惠農的重點向小農戶傾斜,作為破解湖南農民收入長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的強農之舉。

突出以農業社會化服務,著力解決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不強的弱項。建立健全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具體政策,推動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建立與小農戶的生產經營合作機制。在鼓勵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的同時,推動農業向專業化分工、社會化協作轉變,明確財政支持全面推進縣級農業信息化平臺建設,依託“互聯網+”建立城鄉生產與消費多層次對接的空間載體和經營主體,不斷擴大城市對鄉村社會化服務規模來提高農業技術裝備規模和市場化水平,推動城鄉產業融合發展。

突出生產、供銷、信用三位一體的農民綜合合作社發展,著力解決農業組織化程度不強的弱項。借鑑浙江等省經驗,深入推進供銷合作社綜合改革,加快形成符合合作制原則的現代產權結構和治理機制,採取合作制、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廣泛吸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農民入社,開展與農業經營主體、農業服務主體、農村商業銀行等各類主體的深入合作,形成集生產、供銷、信用服務功能於一體的農民合作經濟組織體系。在此基礎上,廣泛推行生產服務與供銷服務相結合、農資銷售與技術服務相結合、金融服務與資金互助相結合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模式,使社會化服務貫穿於生產經營各個環節、服務於廣大農民,在更大程度上推動精細農業向專業化分工、社會化協作轉變。

突出以暢通鄉村民意表達渠道為重點健全基層民主治理機制,著力解決基層黨組織發動群眾能力不強的弱項。農民不僅是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承載主體,也是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受益主體,還是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效果的衡量主體。保障和支持農民通過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鄉村自治機制在鄉村社會當家作主,確保公共服務滿足農民最迫切的需要、公共決策滿足農民最廣泛的參與、公共權力滿足農民最根本的尊重,是農民主體地位落實到國家政治生活和社會生活之中的最直接體現。如此,廣大農民群眾才能成為鄉村振興的真正主體,才能激發農民的內生動力。

6 加強對縣域經濟整體發展的支持,增加就業機會是應對疫情危機“促增收”的關鍵之舉

湖南日報:根據中央一號文件精神,“促增收”是全面小康的基本要求。疫情危機後,有哪些“促增收”的途徑?

陳文勝:隨著脫貧攻堅戰的重點難點取得決定性突破,必然要求激活內生動力,由“階段性攻堅”向“可持續發展”推進,對貧困地區的支持政策逐步由以一村一戶的幫扶為主導,轉向對貧困縣縣域經濟整體發展的支持為主導。發展縣域經濟增加就業機會是宏觀經濟下行、應對疫情危機背景下促進我省農民增收的現實途徑和客觀要求。如經濟強縣長沙縣、農業大縣祁陽縣、脫貧摘帽縣武岡市與江永縣推動縣域經濟逆勢增長,農村勞動力就業機會增多,近三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超過全省平均水平。因此,隨著脫貧攻堅戰進入尾聲,尤其在疫情危機發生後,更要加大對縣域尤其是脫貧摘帽縣整體發展的支持,在脫貧摘帽縣的產業轉型升級方面,產業園區、信息物流平臺、科技創新平臺等平臺建設方面,給予更大力度的政策扶持,要結合“十四五”規劃,指導和支持脫貧摘帽縣謀劃一批重點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和重大產業發展項目,促進更多資源要素向實體經濟集聚,大力發展鄉村富民產業,推動縣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為城鄉融合發展奠定基礎,為農民持續增收提供支撐。

7 多途徑釋放改革紅利“強動力”,形成“合力突圍”的澎湃力量

湖南日報:辯證唯物主義認為,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全面小康進入決勝之年,如何激發深化改革為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

陳文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之年,特別在發生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必須多途徑改革釋放政策紅利,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形成“合力突圍”的澎湃力量。

推進以保護農民利益為主線的土地改革,激活農民主體積極性“強動力”。農民“富不富”是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最根本的一個評價標準,讓廣大農民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而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決不能奪去城鎮化進程中留給農民的“最後一根稻草”。在推進改革中必須正確把握方向,既要用好用活增減掛鉤、點狀供地等政策,也要加強對耕地佔補平衡的管理與監督,把土地改革的紅利留在農村留給農民,在制度上確保農民的核心利益,確保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推進以處理好政府與市場關係為核心的體制改革,激活市場潛能“強動力”。脫貧攻堅的階段性決戰必然要求政府短期內集聚大量資源投入到貧困地區,但之後隨著政府職能歸位,必然要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這就要求突出以土地資源為槓桿,發揮土地資源的天然“財富之母”作用,推動城市和工業以及發達地區的資源要素、尤其是資金向鄉村流動,實現城鄉資源要素的優化配置,加快由農民的土地資源向農民的資產、資本轉變;把農民經營行為和生產行為“放”給市場,減少產業選擇的直接介入,從引導與激活要素上著力,優化制度供給、政策供給、服務供給,推動有效市場的形成與完善;建立規範鄉村產業發展的正面清單與負面清單,明確扶持有市場前景的企業和專業大戶發展生產、加工和營銷,培育貧困地區邁向鄉村振興的主導產業和特色產業,避免質量效益和競爭力偏低的低端產業、低端產品繼續擴大生產。

推進以不拘一格選人用人為關鍵的人事制度改革,激活幹部隊伍活力“強動力”。政策和策略決定了之後,幹部便是決定因素。無論是貧困地區還是非貧困地區,迫切需要一個願幹事、能幹事、幹成事的幹部隊伍,專業人才短缺是其中最大的軟肋。一方面,必然要強化黨紀政紀的嚴格管理,把紀律和監督挺在前面。而另一方面,要敢於下放權力,不拘一格選人用人。對於具有突出才幹的要敢於打破身份、年齡、學歷等條條框框,唯才是舉,特別是對於那些經過複雜環境鍛鍊又有突出才幹的幹部,即使有過問題也可以大膽使用,讓其在嚴管厚愛的條件下用其所長、避其所短,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動員離退休幹部、知識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還鄉”發揮鄉賢作用,推動人才下鄉。把對鄉村教師、醫衛人才進行定向招生、免費培養、定向就業的扶貧培養政策,擴大到農村基層各類專業人才,壯大鄉土人才隊伍。

原載於《湖南日報》(2020年2月15日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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