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两代，陶瓷鉴藏渐成风尚。江南地区，陶瓷鉴藏、交易并行不悖，绵延不绝， 且与书画、古铜器、古籍等古物共生共荣。参与者不断扩大，缙绅、士大夫、工匠、商人均 跻身其间。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陶瓷鉴藏、交易与生产的互动显著增强，交易品种、数量 激增。交易方式多样化，出现了交易中介，标志着交易趋于成熟。晚明江南的陶瓷鉴藏交 易，不仅从实践上有所推进，在理论上也有所建树，在中国陶瓷鉴藏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 作用。
明嘉靖、隆庆以降，宋元名窑瓷器鉴藏、交易更为兴盛， 被上层权贵作为财富与身份地位的象征。这一时期，政治腐败，名窑瓷器更被作为官场中的贿赂品。嘉靖权臣严嵩被抄家清单《天水冰山录》中的名窑器以哥窑瓷器数量为最 [15]， 可见嘉靖朝哥窑瓷器受珍重。至万历时，瓷器与铜器的地位已有了明显改变，扬州文人黄一正在万历成书的《事物绀珠》中称 ：“自今窑器兴，而古铜几废”，瓷器一跃成为文人士大夫竞相搜求的鉴藏对象。
明 杜堇 《玩古图》 126.1cm×187cm 绢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万历时期，文人阶层对古窑器的购藏热情空前高涨，古窑器的流通量随着购藏的活跃而呈现出相应的变化，交易方式增多，公开的市肆交易在各类交易中所占比重加大，名窑珍品的交易频次多，交易价格持续增长。如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对定窑白瓷鼎式炉的鉴藏、交易详加记述，在成化至万历的近百年间，此器成交价格由近千金涨至四千金，而明代项元汴笔记中所录王羲之、褚遂良、宋徽宗等名家书法、绘画一幅约千余两，其余古代名家书画的价格由数两至数百两间不等 [16]，反映了明代中晚期宋定窑白瓷鼎式炉的价格与晋、唐名家墨迹不相上下，足见其受重视的程度。围绕此物的交易还引发了多次阴谋，致两人殒命，甚至被商人诡称值万金，其价格之高，交易之盛，足以说明当时对名窑器鉴藏的热衷。其他古窑器虽不至于价高于黄金，但也与前述王佐所记宋吉州窑花瓶“值数两”不可同日而语。晚明人即使购当朝名瓷也需银数两至数十两。无怪乎明末文人李日华感叹“瓦缶溢于金玉”！陈继儒在论述苏州收藏风气时也言及： “至今吴俗，权豪家好聚三代铜器、唐宋御窑器、书画，具有发掘古墓而求者。[17]”由此可见，窑器已位列书画之前， 而仅次于青铜器和玉器，与明初曹昭《格古要论》中窑器位 列第九的状况相比，已有了明显改变。
在利益的驱动下，为迎合不断增长的名窑瓷器鉴藏需求， 以假乱真的仿制瓷器大量出现，更涌现出一批以仿古瓷为业的名手，如明嘉靖、隆庆年间以仿宣德、成化窑瓷器为业的崔国懋，隆庆、万历年间“巧思过人”[18] 的苏州人周丹泉， 因仿永乐、宣德、成化官窑瓷器而声名远播的景德镇人吴昊十九等。这些仿古瓷艺人自产自销瓷器，亦工亦商，周旋于士、工、商之间，游刃有余，《景德镇陶录》记载，周丹泉作仿古瓷，“每一名品出，四方竞重购之，周亦居奇自喜”[19]。明末清初姜绍书《韵石斋笔谈》曾记载，周丹泉至景德镇仿价值数千金的宋白瓷鼎式炉，令藏家真赝难辨，明知其为仿品后也以四十金（两）购藏 [20]。四十两银子在当时可购得元代赵孟頫、钱选、吴镇等名家的绘画真迹。吴昊十九还受邀为江南名士定制瓷器，李日华《味水轩笔记》载 ：“浮梁景德镇人吴十九者柬至。十九精于陶事，所作永窑宣窑成窑， 皆逼真……余令造流霞盏，以新意杂丹铅类烧成秘色。余付之直三金。”[21] 而与周丹泉同时代的沈周，所作《水墨写生图》二幅价三两，仇英《临赵伯驹浮峦暖翠图》售八两 [22]， 与之相比，可见鉴藏者对宋代、明代名窑瓷器及当朝名手制品的珍爱。
在晚明诗歌及文人笔记中，对定窑、汝窑、官窑、哥窑等宋代名窑瓷器的记述和赞咏连篇累牍，如陆深《春风堂随笔》、田艺蘅《留青日札》、王世贞《觚不觚录》、王世懋《窥天外乘》、顾起元《客座赘语》、谢肇淛《五杂俎》、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等。这些文献中，对定窑、官窑和哥窑鉴藏、交易的叙述最为频繁 [23]，而对汝窑进行详细记载的文献则较少见，且多论及汝窑之珍稀 [24]。从器物形制上看， 名窑瓷器中，仿三代鼎彝器型的瓷器更受文人士大夫追捧， 其价格高于普通碗、盏、盆、壶数倍，甚至数十倍。这表明， 文人赏鉴购藏仿三代青铜器的窑器，并非爱重其材质，而是宝爱其形象所具有的象征性，借此寄托对夏、商、周三代的向往。正如姜绍书在《韵石斋笔谈》中所言 ：“奈何以瓦缶之微与天球弘璧抗衡邪？或曰：虞之陶，不在商周上乎？”[25] 表露出古陶瓷鉴藏者怀古、慕古、崇古的精神诉求。因此， 青铜器成为古物鉴藏者公认的独特价值符号，古铜器及仿古铜器形制的各类器物是复古观念的物质外化。除器型仿先秦鼎彝之类的名窑瓷器受推崇外，晚明文人鉴藏的古窑器还有普通的器皿。如陈继儒《妮古录》记其购得“白定瓶”，瓶上“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26]。陈继儒既出于对定窑瓷器价值的认同，又包含着对宋代米氏父子（米芾、米友仁）书法的欣赏。
晚明鉴藏者除钟情于宋元名窑瓷器外，还鉴藏当朝瓷器，特别是产自景德镇御器厂的名品，尤以永窑、宣窑， 成窑瓷器最受藏家青睐 [27]。曾任嘉靖时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在万历十四年（1586）所作《觚不觚录》中提及“窑器当重哥、汝”，但对“十五年来忽重宣德，以至永乐、成化价亦骤增十倍”[28] 之现象颇感诧异。此后，高濂在万历十九年（1591）所著《遵生八笺》中对宣窑瓷的价值已有明确认识，并将宣窑瓷器与定窑器相比 ：“虽定瓷何能比方，真一代绝品。”[29] 宣窑瓷虽器美价高，成窑瓷又青出于蓝，《万历野获编》中提及 ：“宣窑品最贵，近日又重成窑，出宣窑之上。”[30] 之后，崇祯年间成书的《帝京景物略》则根据品相、稀有程度、价格将明代各朝官窑瓷器分出高下 ：“首成窑，次宣，次永，次嘉……”[31] 足见在明代御窑瓷器之中，成化瓷器的品质最受晚明文人推崇，成为后世瓷器模仿的对象，与明早期的永窑、宣窑齐名，反映了当时部分赏鉴者对明代官窑瓷器的认识，对后人陶瓷鉴藏观念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事实上，永乐、宣德、成化至万历数朝帝王及权臣对御器厂瓷器均较为重视，每一朝瓷器皆有独到之处，都曾被晚明鉴藏者视为宝玩，只是定窑、成窑更受推崇而已。这也带动了民窑瓷器的发展，瓷器赏鉴风潮由此更劲。
明 “周丹泉”款娇黄锥拱兽面纹瓷鼎 高 16.8cm，直径 13.3cm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晚明时，饮茶风尚盛行，紫砂茶壶更受到文人士大夫的重视。明末崇祯文人周高起所著《阳羡茗壶系》云 ：“吴郎鉴器有渊心，会听壶工能事判。源流裁别字字矜，收贮将同彝鼎玩。”[32] 反映出紫砂壶不仅当作茶器使用，还被作为珍贵藏品，与古铜器相提并论。“荆南土俗雅尚陶，茗壶奔走天下半”[33] 一语体现出紫砂壶的收藏已成风潮，且传播范围极广，已遍及半个中国。因紫砂鉴藏的繁荣，诸多制壶名手名噪一方，“陶肆谣曰，壶家妙手称三大。谓时大彬、李大仲芳、徐大友泉也。”“明代良陶让一时，独尊大彬”。[34]以时大彬为首的的三大名家，他们的名望能在明末盛极一时， 也全归功于紫砂壶鉴藏的繁荣。
宣窑、成窑被公认为明代瓷器的翘楚，明晚期景德镇御器厂亦对永、宣、成窑瓷器进行仿烧。而为了谋利，适应市场需求，晚明民窑瓷器也仿官窑，且在瓷器上书宣德、成化、嘉靖等帝王年号款，这在明早期重农抑商，皇帝乾纲独断，对犯上者严刑重罚的情况下会招致杀身之祸。在政治、经济环境相对宽松的特定时期，民窑瓷器不仅落官窑年款，商家还会在产品上画押标记，使铭款具有“商标”的性质，达官贵人也会订烧自用瓷器并落堂名款。这不仅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占得先机，也为瓷器收藏者提供便利，这是明代商品经济使然，也是陶瓷鉴藏兴盛所致。而在名窑瓷器上出现作者名款，则是受文人画影响的结果，如前文提到的周丹泉、崔国懋等景德镇窑仿古瓷高手，以及宜兴窑时大彬、德化窑何朝宗等陶瓷名家 [35]，均有镌刻个人印章的陶瓷器流传于世。他们虽系良工巧匠，同时也是具备较高文化修养的文人，能够在设计与制作两方面提升陶瓷器品质，其“士工合流”的文化身份使作品更容易影响到社会其他阶层的陶瓷鉴藏，他们结交缙绅、名流、商人等，带个人款识的作品被上层人物赏鉴，流传更广，部分入藏内府。而对于藏家来说， 带有名款的陶瓷器则具有更高的收藏价值，能够吸引更多的购藏者。
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元，通高41厘米，口径15.5厘米，足径18.5厘米。
除了“亦工亦士”的陶瓷艺人，一些熟知陶瓷工艺的文人士大夫也同样助力陶瓷鉴藏，如宋应星曾任江西分宜教谕，他在《天工开物》中对瓷器工艺有细致阐释，如“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36]，足见他对于陶瓷工艺的熟悉。热衷陶瓷鉴藏的权贵、缙绅、商人、陶瓷名手、熟知工艺的文人共同推动了明代中晚期陶器鉴藏活动的开展，陶瓷器经欣赏、把玩、鉴别、品评进入收藏领域，交易的文字与之相伴相生， 难分难解，诸环节扣合契连，成为瓷器购藏的固定路径。
因藏家对名窑瓷器的热衷，瓷器在艺术品市场中的份额增大，随着真品名窑瓷器的交易量上升，使之在市场上的存量和流通量相应减少，部分稀缺名品价格居高不下，当时已不亚于书画、铜器，甚至超越铜器。名窑瓷器被作为一般等价物，既可换取大量生活资料，又可质换名家书画及其他物品，或作为润笔之资等，如汪珂玉的《珊瑚网》中记载，其曾以一幅元代吴镇的《水石竹枝图》易得一汝窑纸槌瓶 [37]。当朝名手所制陶瓷的价格也颇高，除前文中提到的仿瓷名手周丹泉等人的仿古瓷作品，还有时大彬等名家所制的紫砂壶， 周高起 [38]在《阳羡茗壶系》论及当时紫砂壶价格之高 ：“至名手所做，一壶重不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并将其与三代鼎彝和玉器相提并论，“一时咏赞如勒铭，直似千年鼎彝好”“泥沙贵重如珩璜”[39]类似记载在明代文献中屡见不鲜。表明瓷器与书画、铜器、名琴、古砚等同为艺术品市场重要的流通品类。
北宋 汝窑青瓷奉华纸槌瓶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古窑器的交易频次也较为可观，前文已提及《韵石斋笔谈》所载宋定窑白瓷鼎式炉，先后辗转于十数位藏家、商人之手，十余年间，“旋质旋赎，纷如举棋”[40]，该文献反映出晚明时，古窑器鉴藏、交易的参与者较之以往显著增多， 身份混杂，以缙绅、文人士大夫、巨贾为主，以及诸多文化名流，其中不乏市肆交易的亲历者，此外还有藩王，市井庶民等。值得重视的是，古窑器交易也有“局间者”（中介），所获佣金最高可占交易总额的 20%[41]，而书画的中介费一般是成交额的 10%[42]。交易中介的出现标志着其交易的专业化程度提高，且趋向成熟和规范。
晚明时期，由于文人士大夫较之以往更多地参与到陶瓷的生产与流通活动中，对陶瓷工艺和鉴藏多有记录，致使当时文人撰写了不少有关陶瓷鉴藏、交易的文章，散见于有关古物鉴藏及其他社会生活的著作、笔记中。如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张应文《清秘藏》（专有一章“论窑器”），董其昌《骨董十三说》，陈继儒《太平清话》《妮古录》，李日华《紫桃轩又缀》，张谦德《瓶花谱》，汪珂玉《珊瑚网》， 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孙承泽《砚山斋杂记》，张岱《陶庵梦忆》，姜绍书《无声诗史》《韵石斋笔记》等，不胜枚举。晚明文人将品评书画的术语如妙品、绝品运用于陶瓷品鉴， 对“仁和馆”铭瓶、定窑鼎式炉、永乐压手杯、成化鸡缸杯、万历卵幕杯、流霞盏等名品的描述细致，涉及胎、釉色、器型、纹饰、款识，对瓷器名品的传承与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影响了后人的价值判断 ；对于制瓷原料，特别是关于青花的苏勃泥青、回青等色料的介绍也有利于此后瓷器鉴藏及近代陶瓷科学研究，其中对青花、五彩、斗彩等瓷绘题材、形式，以及官窑款识的字体与书法等细节的交代， 使瓷器进入文人著录体系，增强了陶瓷与书法、绘画等鉴藏品之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古陶瓷的传播范围。明代产生了“柴、汝、定、官、哥”五大名窑的概念，为后世所遵循。其中定、汝、官窑已经现当代考古发现证实， 明人的论述至今仍然是陶瓷考古的重要依据。
钧窑天蓝釉紫红斑梅瓶，元，通高39.3厘米，口径3.8厘米，足径7.2厘米。
结语
上述诸多方面的变化，说明了明代陶瓷鉴、藏、交易繁荣，在中国陶瓷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综上，元、明陶瓷鉴藏与交易，经过三百七十余年的发展演变，受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特别是思想观念的左右，时兴时衰， 但仍不断演进，最终在明代晚期趋向繁荣，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明代的陶瓷鉴藏观念有别于以往，虽仍“以素为雅”，但“以华为贵”的鉴藏取向渐兴。鉴藏品种增多，已不限于名窑瓷器，还包括当朝精品，厚古而不薄今。鉴藏人群扩大， 除帝王权贵、文人外，名工、富商也投入其中，文人居于主导地位。明初的曹昭、明中期的王佐、明晚期的董其昌、高濂、李日华、谷应泰等文人已初步建构起古窑器鉴藏的知识体系。鉴藏、交易与生产的互动增强，陶瓷鉴藏品的地位显著提升，陶瓷交易活跃度与部分名品的价格呈数十倍乃至数百倍增长，市场交易的比重加大，交易方式多样，趋于专业化。陶瓷鉴藏、交易共同迈上了新的台阶，为清代陶瓷鉴藏、交易作了良好的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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