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为何史家还敢写刘邦吕后汉武唐宗的那些“糟事”?

论道一壶茶


这些所谓的“糟事”一般都是野史记载的,或是本朝文人书写前朝之事,没有限制。官方的正史很少记录这些见不得光的事情。个人看法。。。


吾3省


很高兴有幸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古代封建王朝修史的目的和立场是根本跟现在人想的截然相反。现在人以为史书是给老百姓看的,其实古代的史书是给皇帝治国理政提供经验教训用的,轻易不会対臣下或者百姓看。基于这个目的和立场,史书的修编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如实记载前人善恶成败得失,那么得出来的经验教训才具有借鉴参考的价值,当然这些事实也包括当朝皇帝的父辈祖辈的所作所为,如果歪曲事实,岂不是忽悠自己的皇位接班人,自己断送江山。不过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当朝的皇帝不能看自己的行为记载,这是为保证史官在记载时不会有所顾忌,一般设有两个史官,左史官记言,右史官记行,如果皇帝不是太昏庸残暴,一般都能够自觉遵守这个不成文规矩,同时史官的记载,也是对皇帝的一种监督,让皇帝所作所为因为顾忌后世的评价而不敢太放肆。其二,这样的立场和目的决定了史官必须如实客观记载,不得虚美,不得隐恶。久而久之直笔善恶就成了史官最基本的职业道德了。自唐宋以后,印刷术发达,文化逐渐普及,社会意识形态的作用越来越大,为了控制意识形态,才会有所谓的“官修”历史,同时皇帝也不再自觉遵守不看当朝史实的规矩,自然修史的史官也不得不有所顾忌,曲意迎合歪曲事实,甚至为了政治的需要,胡乱捏造抹黑。这就是为什么唐以前史官正直,编出来的史书水平高,宋以后的那些史书越来越不像样,也许是巧合,宋以后的封建社会逐渐在走下坡路,直至走向大清的文字狱控制,文化极端专制的地步!(一家之言,不喜勿喷!🙏)



乐天知命人


史官是一种特殊职业,赋有特殊使命,他们的使命便是真实记录历史。

春秋时期,齐国大臣崔杼的妻子很漂亮。齐庄公和她通奷,还拿崔杼的帽子赏给别人。有一次庄公去崔杼家,名为探问崔杼病,借机去会崔杼妻子。崔杼和妻子紧闭房门。庄公进不去,便在门外唱歌勾引崔杼妻。崔杼手下的人拿着兵器,把庄公杀死了。崔杼拥立庄公异母弟弟杵臼为国君,是为齐景公。

齐国史官便在史册写上:"崔杼弑庄公。”崔杼杀死了这位史官。史官的弟弟也在史册上写:“崔杼弑庄公。”崔杼又杀了这个弟弟。可是弟弟的弟弟继续写:“崔杼弑庄公。”这回崔杼没辙了,释放了这个小弟弟史官。

另外,还有晋国的史官董狐,也是不畏权贵,直书史实。受到了孔子的高度赞扬。

历史上的正直的史官都是这样,以生命履行记载历史的使命。这是我们今天能在史书上看到某些皇帝"糟事"的原因。

(参考《史记》)

欢迎点评。


夕阳晚霞


这样的问题应该归结到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文化传统,道德风范,从事史家记史这一行当的人他们崇尚的是一种道义,一种忠实,士可杀,史不可辱,风骨犹存,不惜生死,用真实的历史面目来还愿客观的历史,记录历史,这是史家之绝唱,人格之留存,历史给了他们之道义上的传承,他们是有这样的风骨,这样的责任,用现在的话叫职业操守,职业道德,责无旁贷,道义使然。

在《史记·晋世家》有明确的记载,晋国国君灵公年纪不大,奢侈无度,滥杀无辜,这时晋国是赵盾主持政务,赵盾对灵公的做法非常反感,多次谏言,规劝国君的行为,晋灵公怀恨在心准备暗杀赵盾,赵盾害怕,逃出都城,赵盾的弟弟时为晋国将军,杀死了灵公。晋国的太史董狐记史写道:赵盾杀死了自己的国君。并在朝廷上传给大家看。赵盾说杀国君的是赵穿,我没罪。太史说你是正卿,你逃跑了回来也没有杀死作乱的人,不是你是谁呢?孔子听到曰董狐古之良史也,做法直书毫不隐瞒。你看古代的太史就这样的风骨,这样的志向,在历史记载的真实上以命相抵,毫不在意,风骨犹存,令人惊叹。

历史上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对待历史史料的真实性上更是一往情深、严谨执着,身残志坚、秉笔直书,做到对待历史真实性上不虚美,不隐恶。把自己的一生身世,追求品质在他的《报任安书》中详细介绍的淋漓尽致,意犹未尽。他的历史记录可以说是以实录的形式完整的记录了古代历史,尤其是西汉的历史,评述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即讲了他的个人能力,做事定力,又写了他的很多个人性格的缺陷,如好酒及色,辱骂儒生。记叙吕后的狠毒可以说狠毒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写吕后与审食其不正当的暧昧关系等等。记写本朝皇帝汉武帝,他只写了他的一味的封禅,封神,好大喜功至至使国库空虚。考证说《史记·孝武本纪》是后人补叙而成。从整部《史记》来看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对待自己所编著的历史文献做到了历史的实录,得到了大文豪鲁迅的赞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太史公对得起自己的人格,历史真实性的责任重于泰山,这是史家的本质,秉笔直书的是中华民族文化人的风骨,很是让后人赞叹与敬佩。


杨柳青青春之声


要理解这个问题先要从史学家的政治起源说起,自西周时已有太史令一职,负责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至秦汉时期,地位逐渐降低,但历史编撰的工作在历朝历代一直得到了延续。既然史学的地位已经不高,那何以敢写刘邦吕后汉武唐宗那些糟事呢?

个人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个

一:史学家的个人修养与品质传承

纵观历史大部分史学家都有刚正不阿的精神品质,也因此政治结局都不是很好。其中最出名的史学家当属司马迁,因祖上在周朝时便已从事史记编撰的职位(在西周时期太史令一职地位极高),所以司马迁便立志:“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即使后来因“李陵事件”受到诛连,但仍然以顽强的毅力编撰了《史记》,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与汉武帝处于同一时期,对汉武帝以客观的评价和记录著作了《孝武本纪》(该篇原名为《今上本纪》),但被汉武帝,“怒而削之”,现今我们看到的《孝武本纪》是从《封禅书》中抄录补缀而来。所以,《史记》之所以能够写成,与司马迁本人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确立了史学界以客观、事实、公正为准的基本信条。至于问题中所提到的刘邦吕后汉武,在《史记》中也有详细的描述也就不足为怪。

二:后世以司马迁为榜样的信条传承

自司马迁写作史记流传于后世,历朝历代的史学家在著作立书时都以司马迁为榜样,记录以客观、事实、公正为准,不计个人得失。。

三:正史与野史的并存

我们先如今了解的历史知识并不全部来源于正史,很多影视题材的电影反而来源于野史,野史的内容是对历史的补充,当然野史中的内容真实性有待考察。

在没有影音记录的古代,文字记录是为历史的再现提供了可能,今天的史学家在记录当代历史时仍以客观、事实、公正为准,从太史令一职诞生至今已过数千年,许许多多史学著作也流传至今,是我们参考古代社会的依据,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神秘的西夏


历史分正史和野史,正史是宫廷史官根据皇帝处理朝政的日常来记载的,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秦的史官如何记载这一丰功伟绩这咱们不太清楚,秦亡后,被一把火给烧了个干净,包括秦的独特文明和先进制造术!秦亡后的刘邦经历六年征战统一中原建立汉朝后,也没有刻意去抹黑前朝,只是实打实的记录从造反到建立汉帝国的艰辛,本身刘邦这人很开朗,并没有去抹黑他的对手项羽,而是敬佩项羽的勇武和征战,要是刘邦心胸狭隘的话,那他的一帮手下早就离他而去了!

至于吕后么,是刘邦想带走又没有带走留下的乱臣之首,把刘邦的儿子杀得就剩下俩仨了,也把自己的儿子给间接弄死了,吕后的所作所为史官也是记录在案的,也算是给后世的一个警觉性的记录!

史记是司马迁写的,而司马迁因为牵扯到了李陵投降匈奴的案件当中,皇帝让司马迁“据实”书写李陵的投降,而司马迁却给汉武帝打了脸,这才被迫害,身受宫刑!

到了隋唐时候,玄武门之乱后,李世民才把听话的史官据实而写自己的丰功伟绩,抹黑太子李建成和隋炀帝杨广!自他以后史官才投奔皇家,到处追捧!

而野史一部分听传闻记载,另一部分纯属胡编,剩下的一部分有可能是不听话的史官偷摸写的!


农民看笑话


古代史官的地位是很高的,史官写的史书,将录入国家档案,即使是皇帝也不可看,更不可以改。

至少在唐太宗以前,皇帝都是不能干涉史官的。因此帝王往往会规范自己的行为,怕的就是被史官骂,在青史上留下恶名。

所以说,唐以前的史书,相对来说写得比较真实,也更加有趣。

以《春秋》、《左传》、《战国策》等史书为例:诸如乱伦、通奸、弑父、杀弟这样的记载,在书中比比皆是。真实而且有料,毫不避讳。

史官秉笔直言,当然也会遭到迫害,但大多数史官并不畏惧

文天祥《正气歌》里就有对史官敢于秉笔直言的称赞:“在晋董狐笔,在齐太史简”



这两位是谁?听我细细道来。先说晋国董狐。

话说,晋灵公暴烈昏庸,时常残害臣民,晋国执政大臣赵盾劝说无果,于是和弟弟赵穿合谋,诛杀了晋灵公。

在我们看来,赵氏兄弟杀晋灵公其实是一件好事,但作为史官的董狐,并不美化赵盾,而是直接写道:“赵盾弑其君”,给赵盾定了个“弑君大罪”。即使赵盾百般辩解,也无济于事。

记录历史讲究客观,有一说一,不因有感情偏向而刻意美化。这就是董狐做出的表率。

至于齐国太史,不是一人,而是兄弟三人。三人都没有留下名字,但为了捍卫史官尊严,其行为可歌可泣。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崔杼弑其君庄公﹐"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为了记载崔杼弑君一事,齐国太史氏兄弟三人前赴后继,哥哥死掉之后弟弟接着写。

最后一位“南史氏”,指的是齐国南方另一个著史的家族。南史氏听闻太史氏兄弟都要死绝了,于是自己拿着竹简,准备代替太史氏接着写。 终于逼得崔杼放弃杀戮,成全了他们。

到了汉朝,更有著名的司马迁,直接写当朝史事,把项羽列为本纪,把陈涉写成世家,把汉武帝写成大暴君大昏君。汉武帝固然生气,但最终也没有篡改史书。《史记》仍然流传了下来,并为人称颂。



三国时期,曹操害怕史官记录他篡汉乱国,于是毕生没有称帝,留给没有做过汉臣的儿子去做。司马家族同样如此,历经三代才篡位,也是怕史官的笔。

史官的能量就是这么强大,他们靠着笔,约束着帝王将相的行为。

到了唐太宗时,事情起了变化

众所周知,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杀了自己的兄弟,逼迫高祖李渊退位,自己成了皇帝。

现在我们看到的历史记载,大多都把李建成和李渊父子,描绘成比较平庸无能的人,相反李世民则比较有才能有魄力。

而真实的情况是,李建成非常有能力,在辅助父亲建立唐朝的过程中,立下的功劳不低于李世民。李渊,自然也不是靠着儿子躺赢,本身也是非常厉害的。

李世民策划这场阴谋,实在是因为他正面干不过李建成,李建成是长子,地位功劳和人望,都强于李世民,因此他不得不出此下策。

若不是迫不得已,谁愿意杀兄弟,逼父亲,给自己留下大逆不道的罪名呢?



李世民继位,名不正言不顺,为此他非常在意史书对他的评价。

他曾多次向史官要求阅读记录皇帝的言行的《起居注》。

最开始褚遂良不同意,他就直接找到宰相房玄龄。房玄龄最终应允,与许敬宗一起,将《起居注》删定为《高祖实录》、《今上实录》,献给太宗。

此后,李世民要求宰相兼修史书,因为宰相是皇帝身边的重臣,著史时一定会考虑皇帝的利益。这样,李世民做下的坏事,就被修饰或者掩盖,而他的形象也被极大地拔高了。

如今学界对于唐太宗篡改史书,已经大致有了定论。但是评价帝王主要看他的为政和功绩,因而这些倒也不能否定他是一个伟大的帝王。

只是从此以后,著史的风气崩坏了。史官几乎成了皇帝的代言人,记录也不再客观。

唐以后的史书,质量和真实性普遍值得怀疑。

这些史书对于人物的刻画以及历史的记载,有千篇一律、格式化的倾向,体现不出人物的鲜明特色。

相反,许多民间野史、笔记,成为了值得参考的史料。研究这些历史,必须兼顾各种材料,才能不被正史欺骗。


黑色大炮


中国历朝历代均设置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主要负责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虽然称谓与具体分类有所不同,但他们已经形成一个职业,统称“史官”。

既然已经发展成为固定职业,也必然形成相应的职业操守。那就是,如实记录历史、总结历史经验,为君王治国理政提供参考。


中国古代的史官有“秉笔直书”好传统,尤其是司马迁这样一个特殊的史官,成为后世史官竞相继承的品操和史德。史官们对于“君举必书”的态度颇为认真,主张“直书其事,不掩其瑕”;然而这与君王的态度截然相反,君王主张“自称我长”、“掩恶扬善”。

这种矛盾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帝王无权干预史官的风气被逐渐打破,特别是自唐李世民以来,帝王阅著并非罕见之事,却使得历史逐渐朝着扭曲的方向发展。


  • 一、夏商周时期,史官地位很高,对君王有劝谏职能。君王为了国家大事有时还会经常请教史官。其中,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进行劝谏,无效,即弃而奔商。
  • 二、春秋战国时期,史官分为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具体职务。其中,大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 三、秦汉以后,史官制度再次演变,汉武帝时期设置太史令一职,由司马谈任职;司马谈死后,由其子司马迁继任。
  • 四、唐代以后,正式设立了史馆,史官制度乃趋于规范化。史馆以宰相为监修,称监修国史;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领,称兼修国史;专职修史者,称史馆修撰;亦有以卑品而有史才者参加撰史,称直史馆。

史官受到了皇权直接控制,从此史书直接服务与皇权,开始出现失真的事例。但是史官们“秉笔直书”的愿望并没有从此消失,对于触犯帝王忌讳的事件采用隐笔的写法,从字里行间依然能够看出蹊跷。


安定郡小书生


这个问题,其实要分两部看。

关于汉家的历史,如题中所讲刘邦、吕雉,汉武的“糟事”,为何史家还敢记录?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都是私人编纂,太史公著《史记》之时,去先秦未远,先秦史官所奉行的“不虚美,不隐恶”的记事原则太史公依然还有坚守,所以《史记》所记载汉代史实全无虚美,秉直而记。正如文天祥《正气歌》所言: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绝於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史记•太史公自序》

至于史家为何记录唐太宗的一些黑历史,则是和史记的情况不一样了,二十四史除史记之外的其他,都是在王朝灭亡后才修的,唐代史书有《旧唐书》《新唐书》两本,《旧唐书》是后晋修的,《新唐书》是宋仁宗时期修的,唐朝已经灭亡了,李世民的那些黑历史也就没什么不能说的了。


牧荑


在中国历史上设立史官,记录国家大政和帝王言行,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制度传统。这项工作,也是史官的专职工作。在古代中国,许多史观是以公正,严明的态度从事这样工作,有的甚至被称为铁面史官。史官的任务是如实记载历史,包括帝王,权臣的所作所为。而帝王权臣往往非常想有一个身后美名,不想背负一个篡改历史的千古骂名,所以对史官也就格外客气。而且最早史官。他并不是由皇帝直接任命。就说君王对史官是没有任命权。往往一开始这个史官出现以后啊,接下来是世袭比如写史记的司马迁。他家就是祖祖辈辈都是使馆。就说汉武帝呢,没有权利任命别人,只能是世袭心由司马迁接他爸班儿。所以这个在一定程度呢,对当时的皇帝确实是一种制约。所以这种。世袭制的传统呢,也使很多史官敢于坚持因为并不是当时的君主来任命,你比方说春秋晋国时候,有个著名的史官叫董狐。晋国君主晋灵公是个有名的暴君。经常站在城楼上用弹弓射路人把路人打得头破血流。让身边儿他宠的妃子用这个取乐。有一次厨师煮熊掌不合他口味儿,他就把他杀了大卸八块,抛尸荒野。当时有个权臣叫赵盾就苦口婆心地进宫觐见。晋灵公不但不听还对他起了杀心,他侄子赵川实在看不惯这个混蛋君主,就趁着庆功酒最后把他给杀了。后来赵盾再次执掌政权官复原职了。赵盾非常能干,做事很公道,得到上上下下普遍赞誉,但是史官董狐却持有不同意见。他在自己记载的历史当中,给赵盾写了一笔叫赵盾弑君,就说赵盾的杀了晋灵公。就敢当着朝臣面前大声宣读,赵盾觉得很冤,就辩解不是我杀的。董狐义正辞严的说你是执政大臣,你当时虽然跑了,但你没离开晋国。原有的君臣之义没有断,你应该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你就没尽到职责。结果呢你没有什么行动,所以弑君之名啊,应该由你来承担,我这是按照老祖宗规矩办事儿,虽然晋灵公不是你杀的也等于是你杀的。周礼在这个时候很重要,就约束力。比照自身为晋国大臣,对自己的君主死了不闻不问。还不缉拿凶手,这和弑君之人是站在同一阵线这不同伙吗,所以董狐记录赵盾弑君。那个董狐直言不讳当朝权臣赵盾的事情罪行。可以说是在我国史学传统当中他等于开了一个先河。后来成了后世史官的典范。虽然赵盾专权但他不是那种胡乱杀人的奸臣,他对晋国所做的贡献远远大于董狐所说,这个事情的罪行。所以总得来说还算是个好人。这是董狐在史书上留下了这么一个记号,就是说他并没有回避赵盾弑其君,所以董狐也因此得以扬名后世。先秦诸国的时候,史官大多像董狐这样不畏强权,不怕牺牲秉笔直书,因此史官的道德标准是,无论你是皇帝还是权臣,你做错了事儿,照样写入历史,杀了我头也照样写。那么由于史官这种气节当权者有所顾忌担心坏事儿被记载于史册。从而确实对皇权的对君主权力的产生了一种约束力。那么,这种史官制度呢,除了史官本人具备个人的素养和气节之外呢。还得体现的史官制度在上层社会长期形成的舆论共识。中国古代有规定。帝王是不能看史官所记载的关于他自己的记录,这是为了保证史官的真实,记录帝王功过善恶的一种制度。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啊,就想看看记录自己言行起居注都写了什么。于是他就问记录他起居的大臣我的起居史都记录什么事儿?我能看看吗?大臣回答他我现在写的起居史是记录君王的言行。以及他的善行恶行留给后人借鉴,我从来没听说过有哪个君王会亲自看这些记录。唐太宗这还不死心,又问说我有什么不良作为你也一定会记录吗?大臣回答他我的职责是记录事实。我主要是记录事实,这就是对你最大的忠心所以皇上你的行为我一定会记录。如何记载历史是史官的工作,而根本不是皇帝可能干扰的而史官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对皇帝负责,他只需要对史实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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