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與耶路撒冷有何關係，學園派與教會有哪些共同之處呢？”教父德爾圖良寫道，“基督徒和哲學家之間有什麼相似之處呢？在希臘人的信徒和上帝的信徒之間，在追求名聲的人和追求生活的人之間，在言說者和行動者之間，在建設者和摧毀者之間，在真理的統領和囚徒之間難道有什麼相似之處嗎？”保羅寫道：“智者在哪裡呢？學者在哪裡呢？當代的哲學家在哪裡呢？難道上帝沒有使世人的智慧變成愚蠢嗎？猶太人要求神蹟作證據，希臘人則尋求智慧。但是我們卻傳佈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這對猶太人來說是一個冒犯，對異教徒來說是愚蠢的。但是對那些受到召喚的人，不論是猶太人還是非猶太人，基督都是上帝的力量和智慧。”
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基督教與希臘哲學的尖銳對立，而且事實上，在希臘和羅馬後期的那種愛好文藝和理論、以和諧平衡和快樂的感官享受為人生要旨的思想，與最初的基督徒的思想之間存在著更大的對立，這也是可以想象的，因為這些基督徒，作為一種新信仰的殉道者，滿懷堅定的道德信念，摒棄一切世俗的東西，他們宣告世界正在走向滅亡並且預言一個上帝之城即將降臨。正如我們已經指出過的，這種思想的對立同時也意味著一種社會的矛盾。最初的基督徒都是來自城市和鄉村的下層民眾，他們對古典文化的認識都非常膚淺，他們不講希臘語，除意大利人之外也不懂拉丁語。受過教育的人，如塔西陀或斯多葛主義的皇帝馬克·奧勒留，對基督教學說都懷有一種深切的蔑視，在他們眼裡，基督教只不過是一種向蠻族迷信的倒退。
基督教若想獲得承認，它也必須贏得受教育階層的支持。而若想在這方面獲得成功，基督徒就必須學會使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與之交流，也就是要學習古典文化。首先從事這種事業的人被稱為“護教者”，他們是捍衛基督教免遭有文化階層的異教偏見攻擊的人。他們自己也接受過哲學方面的教育，他們的著作是寫給皇帝和當權者看的，目的是想證明基督教的道德優越性，或至少要證明基督教對國家秩序不會構成威脅，而且還要證明基督教的神聖啟示相對於其他所有的哲學具有更大的優越性。
第一位重要的護教者就是殉教者查士丁，他是“披著哲學外衣的基督徒”，他出生於公元100年，作為他的信仰的殉道者，他於公元165年死於羅馬。前述的德爾圖良（160—220）把基督教的救世說與古希臘的塵世智慧尖銳地對立起來，他不僅有很高的哲學造詣，而且還是一位出類拔萃的雄辯家。他的文章是用一種精妙的拉丁風格寫成的，既有插科打諢，也有辛辣的諷刺，他使基督教的拉丁語文學獲得了進一步提高。“正因為它荒謬，我才相信”（credo quia absurdum est），這句名言被認為是德爾圖良說的，雖然我們在他保留下來的著作中並沒有發現這句話的原始形式，不過它卻真正反映了德爾圖良的基本思想，即信仰真理不可能被理解，只能被信仰，人只有依賴靈魂感應才能把握真理。德爾圖良堅信，信仰真理是更高的真理，因此他把哲學置於神學之下，把知識置於信仰之下，這也是此後的基督教哲學的特徵。
在這個方向上的一個關鍵性步驟是由革利免（死於公元217年）和歐利根（184—254）做出的，公元2世紀和3世紀在亞歷山大里亞盛行講授基督教教義的學校，他們在其中擔任教師。他們不僅建立了作為科學的基督教神學，而且還對科學的等級作了劃分，其中，神學處於最高地位。歐利根說：“如果那些智者們說幾何學、音樂、語法學、修辭學和天文學是哲學的婢女，那麼我們也可以說，哲學是神學的婢女。”故此，他要求神學家們要精心研讀古代哲學著作並仔細地傾聽其中的話語。在他自己的學說中，歐利根將基督教思想與新柏拉圖主義緊密地融合到了一起，這對基督教教會來說已經走得太遠了。在他的主要著作《論基本原理》中，他將上帝與上帝之子的關係比作太陽與光之間的關係，光發自太陽又離不開太陽。上帝之子介於上帝和人之間，他是溝通人與上帝之間的橋樑。
在中世紀早期的一部偉大思想作品中，即耶柔米的拉丁文聖經譯本（Vulgata），在日益覺醒的基督教文學創作中，古典神話和聖經傳說融合在了一起。
古典文化的形式對基督教作家的影響要大於其內容，耶柔米稱讚西塞羅是修辭學之王，是拉丁語言的啟示者。正是由於他們的修辭學重視古典文化的形式甚於其內容，對後來的文化發展既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一方面的結果是，除宗教作品之外，還產生了一批世俗的文藝作品，或者說，在宗教文化之外還形成了一種世俗的文化，他們以維吉爾、霍拉茲和西塞羅等人為榜樣，西方世界的精神生活因此而大大豐富起來；另一方面的結果是，希臘的科學遺產在中世紀被忽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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