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等待著中國的“文藝復興”

白先勇是國民黨高級將領白崇禧的第八個孩子,是當代著名作家,他在不到三十歲的年紀時就創作出了入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第七位,是仍在世作家作品的最高排名)的小說集《臺北人》。夏志清教授曾評價他:"旅美的作家中,最有毅力,潛心自己藝術進步,想為當今文壇留下幾篇值得給後世朗誦的作品的,有兩位:於梨華和白先勇。"他甚至讚譽白氏為"當代中國短篇小說家中的奇才,五四以來,藝術成就上能與他匹敵的,從魯迅到張愛玲,五六人而已。"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才氣縱橫的作家,卻把自己大半輩子的時間用在了推廣崑曲和中華傳統文化上,他在美國加州教授了近三十年的中國文學,給金髮碧眼的美國年輕人講《紅樓夢》,創作了青春版的《牡丹亭》並在各地巡演,專門開設推廣崑曲的講座,在2017年出版了《白先勇細說紅樓夢》,表達了他對《紅樓夢》的理解與熱愛。白先生之所以做這些事情,全然是為了一個崇高而又艱鉅的理想——按照白先生自己的話說——“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中國的文藝復興做準備”。

白先勇:等待著中國的“文藝復興”

圖片來自於網絡


《臺北人》:白先勇的文化鄉愁

臺灣詩人余光中的在詩歌名作《鄉愁》中寫道:

小時候/鄉愁是一枚小小的郵票/我在這頭/母親在那頭

長大後/鄉愁是一張窄窄的船票/我在這頭/新娘在那頭

後來啊/鄉愁是一方矮矮的墳墓/我在外頭/母親在裡頭

而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


翻看余光中的詩歌不難看出,他對中國的傳統文化有著強烈的情感,他愛如李白那樣的天才: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剩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他也為中國所經受的苦難而傷懷:不幸呢還是大幸這嬰孩/鍾整個大陸的愛在一隻苦瓜。

白先勇亦是一位滿懷一腔對傳統文化無比熱愛而又無處找尋的赤子作家,小說名“臺北人”指的就是居住在臺灣的大陸人,也就是臺灣內部所謂的“外省人”。

他們身在臺北,心在大陸。大陸是他們出生的地方,大陸是他們的根,這個根就是——過去,過去的記憶,過去的人,過去的事,乃至過去了五千年的歷史文化。這個“過去”塑造了他們,永遠也無法擺脫掉。即使身體擺脫了,但早已深入靈魂。


白先勇:等待著中國的“文藝復興”

小說集《臺北人》,入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第七位,是仍在世作家作品的最高排名)


作者在開篇扉頁便點明瞭本集子總的背景及主題:描寫大時代下的悲歡離合,描寫大時代下的無奈,描寫大時代下的滄海桑田。臺北人特殊的人生經歷(在大陸開始;在臺北結束),奠定了他們整個的心靈狀態,外放出來就是——鄉愁。這裡的鄉愁不僅僅指思鄉,而是一種“歷史性的大中國情懷”,在很多“臺北人”型的作家中都可以看出:鄉愁是歷史,是文化,是漢字,是中國人,是長江,是黃河,是臺北人的青春,是親人,是愛情,是他們在大陸的所見所聞……

在小說《永遠的尹雪豔》中白先勇塑造了一個“總也不老”的百樂門頭牌舞女,儘管“尹雪豔的八字帶著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輕者家敗,重者人亡。誰知道就是為著尹雪豔享了重煞的令譽,上海洋場的男士們都對她增加了十分的興味。”尹雪豔在臺北嫁了三個男人,這三個男人都相繼破產死去,但這仍不妨礙還會有人對她求愛,尹雪豔仍舊是一副冷豔迷人的模樣,仍笑臉盈盈地面對著每一個來往的人……在這裡,尹雪豔象徵的,其實就是“時光已逝永不回”的老上海,身居臺北的遊子只要看到尹雪豔,“聽她講幾句吳儂軟語,心裡也是舒服的”。

只要尹雪豔在,他們對老上海的記憶就在,人們從迷人的尹雪豔身上,就能看到昔日的榮光……

小說《冬夜》展現了現代中國知識分子面臨的困境。成為國際學術界名人的吳柱國在一個下著冷雨的冬夜來訪昔日老友餘嶔磊,兩人在交談中談到年輕時參加五四運動,當年他們滿懷理想,愛好浪漫主義文學,蔑視現實,而如今,卻被現實瑣事折磨,兩位年邁的老人不得不向現實屈服,今昔對比,不勝唏噓。

……縱觀此書,無論是人情世故還是對家國的思考,這些作品周身都圍繞著一層鄉愁的光暈,白先勇對中國傳統文化是眷戀的,深愛的,當他也不得不像餘嶔磊那樣面對現實時,他的內心是何等的悲涼。然而白先生並沒有選擇屈服,他找到了一個抵抗鄉愁的辦法,它是兩本書的名字:《紅樓夢》和《牡丹亭》。

“《紅樓夢》是天下第一奇書”

白先勇:等待著中國的“文藝復興”

圖片來自於網絡


《紅樓夢》的青春主題

從《臺北人》的小說中不難看出,白先勇受《紅樓夢》等中國古典文學的影響很大,他所使用的語言充滿了古典韻味。在這一點上,他與張愛玲很像。有人提及這點,白先生自己說:“她(張愛玲)很細緻,比我要細多了……我想我比她粗枝大葉得多。”白先勇在美國教書多年,同時他也對西方文學文化有過深入的瞭解,因此對《紅樓夢》的研究有著獨到之處。他在談到《紅樓夢》時說,《紅樓夢》的主題,在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對青春的悲悼。

《紅樓夢》的大觀園裡,孩子們一點一點地長大了,青春慢慢不見了,大觀園也就崩潰了。我想,大觀園是曹雪芹的一個理想世界,寄託了他的理想。那個理想世界開始的時候,春花綻放,女孩子們和賈寶玉,一朵朵的“花”在裡頭,開得那麼美,可是後來慢慢地都會凋謝掉,花凋謝了,大觀園也就崩潰了。《紅樓夢》所以令人惋惜,就在於青春的生命,青春的這個園地,很快就不在了。在某方面講,大觀園是人間的太虛幻境。在天上的太虛幻境裡面,時間是停頓的。所以春花常開,人也永久不變,那些仙子們可以永生。可是在人間的太虛幻境大觀園裡,不但有春夏秋冬,而且會花開花落,時間最後會改變一切,我想這個就是青春的宿命——不長久。


白先勇:等待著中國的“文藝復興”

爾今死去儂收葬,未卜儂身何日喪? 儂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儂知是誰?


賈寶玉的“情”

白先勇談他對賈寶玉的理解時說:曹雪芹寫賈寶玉,我想他對《佛陀傳》裡的佛陀生平一定很熟,有心無心、有意無意的下意識裡,他把賈寶玉寫成了一個像佛陀一樣的悉達多太子——佛陀前傳。這種人物產生大慈大悲之心,他看到世間所有這些人一起都被“情”所傷,所以我覺得賈寶玉最後出家,真的是揹負了一個“情”的十字架——《紅樓夢》也叫《情僧錄》嘛,他背了所有被情所傷的分量、重量走了,所以他是情僧啊。“情”和“僧”本來是兩個對立的概念,根本就不成立的,有“情”不能成“僧”,成“僧”就一定要斬斷“情”,這是很矛盾的啊。可是“情僧”指的就是賈寶玉,賈寶玉終究就是“情”,他的信仰就是“情”,最後他揹著那個是“情”的十字架、人間的那個“情”出家的。看上去他好像逃避俗世,我想不是,他的出家有點像悉達多太子,那種勘破了生老病死之後成佛,看穿、享盡了繁華這個美“色”以後,有種超脫的境界了。


白先勇:等待著中國的“文藝復興”

好一似食盡鳥投林,落得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關於《紅樓夢》的版本和續作

白先勇對幾個版本的《紅樓夢》也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從小說藝術上、從邏輯上、哪個版本寫得好,就用哪個版本。因此他推了程乙本。他在《細說紅樓夢》中講,庚辰本有許多錯誤,有一些語言與人物身份性格不相符,而程乙本中就沒有這樣的問題。而程乙本之所以消失,與批判胡適有關。程乙本是程甲本的修正本,用了啟功當年的注為底,加上另外唐敏等人的注,還把詩詞翻成白話,在校正時參考了七個本子,五個刻本兩個手抄本,綜合各家,因此它是一個非常全面的版本。他不認同《紅樓夢》的後四十回是高鶚續作,他提到抄家一回說,如果沒有被抄過家,是寫不出這樣的精彩的。曹家被抄家時,曹雪芹已十三歲,看到了,懂事了。而高鶚的身世與曹雪芹不一樣,是想象不出的。臺灣紅學家高陽說:曹雪芹寫完了《紅樓夢》,但後四十回牽扯到了抄家,他不敢拿出來,手抄本不外傳了。張愛玲曾評價《紅樓夢》的後四十回,“八十回後,一個個人物都語言無味,面目可憎起來”,而白先勇則認為張愛玲有這樣的看法,可能與她不相信佛道有關,在後四十回中,寶玉出家寫得是極好的,裡面有許多佛教的思想。白先勇希望能將《紅樓夢》當做一部小說來對待,而不是把精力花在考證“大觀園在南京還是北京”這類的問題上。《紅樓夢》之所以被白先勇成為天下第一奇書,雅俗共賞。一方面,中國人的人情世故寫足了,另一方面,它還有超越的一面,還有形而上的一層東西。

《牡丹亭》回魂

白先勇:等待著中國的“文藝復興”

白先勇策劃的青春版《牡丹亭》


白先勇之所以製作了青春版《牡丹亭》,是因為他希望能把這門古老而美好的藝術形式搬上現代舞臺,使其重新煥發青春的生命與光芒。讓更多的年輕人對中國的傳統文化產生興趣,使中國傳統文化“還魂”。

在對《牡丹亭》的重新演繹中,白先勇遵循一個原則:尊重古典但並不步步因循古典,“利用現代”但不“濫用現代”,可以說是古典為體,現代為用。崑曲傳統的念、唱、做我們都遵守,是正宗、正統、正派的演法;但現代劇場的燈光舞美,我們也適當地運用到製作中,以不妨礙崑曲表演為前提。現代元素以不露痕跡的方式融入古典的大架構中,使整齣戲既有古典美又有現代感。

對於這場戲的定位,白先勇認為,第一,這出戏是演給二十一世紀的觀眾看的;第二,是要通過這出戏把年輕的觀眾引回來,引導到劇院中來。事實上,實現傳統與現代的融合,涉及的是一個重大的文化傳承的課題。也可以說,整個世紀以來,我們都在摸索的也是:如何把我們源遠流長的歷史與傳統文化呈現在現代舞臺之上,以現代的身份重新賦予它新的意義與新的詮釋,以滿足現代人的需要,引起現代人的共鳴,這才是真正要解決的問題。

白先勇創作團隊將《牡丹亭》定調為一則“愛情神話”:主軸圍繞著一個“情”字在下功夫。一個民族的神話,尤其是愛情神話,往往是代代相傳的,杜麗娘出生入死對愛情的追求,其實就是湯顯祖“情至”觀的一則寓言:但為情故,“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我常被問到的另外一個問題便是:《牡丹亭》中這種極端浪漫的愛情,對e世代青年還有吸引力嗎?我的回答是:e世代的青年也是“人”,凡是“人”的心中總潛睡著一則“愛情神話”,等待喚醒而已。


等待著中國的“文藝復興”

白先勇先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一個至情至性之人,他早在創作小說《冬夜》時就曾表達過對五四運動的一些看法,認為我們不應當全盤西化,中國的一些傳統的優秀的文化應該得到繼承與發揚,他曾說:“那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我知道的,但不能全部毀掉,能夠生存了幾千年,一定有它的道理,我們年輕時對孔子不太理解,很煩他那一套。現在想想,把孔夫子抽掉不行的,他教你做人的基本。我想,孔子、孟子很近人性的。對人的尊重,對感情的尊重,對美的尊重,我想這很需要。”當然,白先生不是在做事後諸葛亮,而是積極地投身於對傳統文化的“還魂”中來。他認為中華民族有著一種超乎尋常的生命力,即使這個民族已經很古老了,經歷過太多磨難,但“一翻身,又以一個很青春的生命回來了。”

白先生說,自己民族文化要復興,首先要從固本開始,西方文化固然有著了不起的成就,但別人的畢竟是別人的,拷貝別人的東西終究是膚淺的。而我們有的東西,則是西方人無法抄襲的,譬如書法。因此對待西方文化,可以借鑑,但不可完全模仿,我們要有自己原創的文化,原創的文學,還是要回到自己的傳統中來。

白先生大力推廣崑曲,推薦《紅樓夢》,就是為了樹立起文化標杆。要讓後來的人看到我們曾達到的高度,我們自己的美學,自己的思想,然後順著這個方向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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