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是戰國以降古代中原人對北方諸族的泛稱，歷代所指不盡相同。“胡服”與中原漢服相對立而存在，沈從文先生認為“胡服是西北地域性服裝的代表”。其主要特徵為短衣窄袖、腰束革帶，下著褲裝、革靴，以毛、皮革為主要材料，有短小精悍、保暖防曬、便於騎射的特點。
所謂“胡服”問題，指北方遊牧民族服飾文化對中原地區的影響。胡服問題的產生源於中國古代思想文化中固有的“夷夏”觀念，因此胡服也成為歷代中原漢族政權不時討論防範的對象，有關胡服亂國的記載不絕於史。胡服問題便成為歷代政權一個亙古不變的話題。
一、胡服在中原地區的傳播
上古時代，中原華夏民族上衣多為交領斜襟，尚右，習慣衣襟右掩，稱為右衽。北方諸族則尚左，習慣衣襟左掩，是謂左衽，因此左衽被看作是胡服的標誌。漢服與胡服的這種區別由來以久，《尚書·周書·畢節》:“四夷左枉，周不鹹賴。”孔子也在《論語·論憲》中發出了“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的感嘆。
北族胡服的不似中原寬大，而是裁製得窄小便利，腰扎革帶，足蹬革靴，十分方便、簡潔、利索，適合騎射。正因胡服的這些優點，戰國時期趙武靈王改革軍事制度，裝備騎兵，便採胡服為戎裝，而使“胡服騎射”成為中國服飾文化史上的千載佳話。自此，趙武靈王便被看作是引入胡服的第一人。“胡服騎射”雖然是一次軍事改革，但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移風易俗和更新觀念的作用，開啟了漢服尤其是軍戎服飾吸收胡服文化的先河。
到西漢，隨著張賽出使西域的成功和絲綢之路的開闢，中原地區周邊胡人的物質文化交流逐漸加強，胡化之風在中原漸盛。東漢時期，“靈帝好胡服、胡帳、司床、胡坐、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貴戚皆竟為之”，掀起了一次胡服傳播和接受的小高潮，促進了漢服胡化的進程。但由於漢代禮法嚴格，胡服影響仍主要在於戎服。
時至魏晉，中原動盪，出現了胡人南遷的第一個高潮，形成了“五胡亂華”的歷史局面，此時也是漢服胡化的又一個高潮。值得注意的是，南北朝時期，雖然是胡人、胡服大舉向漢人、漢服滲透的時期，但各個少數民族政權在文化和政治體制上明顯落後於漢人，北人朝廷多仿效漢人典章制度，及帝王百官服飾禮儀，除日常便服仍服本民族服飾外，祭祀、朝會典禮則穿起了漢族服飾。
由於北方統治者對漢族文化的重視和提倡，漢人傳統的冠冕衣裳得以保存和傳播。因此，這個時期同時也是胡服漢化的重要時期，而此時胡服的滲透主要針對漢人常服而言。可見，此時胡服的湧入並沒有使傳統漢服感到危機，反而成就了漢服對外傳播和擴張的事實。
隋唐乃直接繼承北朝政權而來，是我國民族融合的一個重要階段，胡風盛行，尤其是婦女服飾，掀起了中原盛行胡服的另一個高潮。由此，則唐代胡服風氣由來己久，乃“依齊隋舊制”而為。反映於唐代繪畫中，則以《明皇幸蜀圖》與《唐人遊春山圖》及《貌國夫人遊春圖》表現唐代婦女頭上所戴比較清楚具體。此間，不僅婦女服飾胡風大盛，男子“常服，赤黃袍衫，折上頭巾，九環帶，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於戎事”。既曰起自魏周，則其胡服淵源確定無疑。
此時中原地區固有的交領寬衣大袖裝束受到胡化裝束的巨大沖擊，中國古代服飾由傳統的上衣下裳時期進入靴袍時代，社會上普遍流行的是各式胡服，如圓領或折領窄袖上衣、小口長褲、胡帽。
二、宋代胡服發展的一個新的高度
經過唐代民族融合的大發展，到趙宋時代，漢族己非先前之漢族，周邊少數民族也非先前之少數民族。彼此都在民族融合的催發中蛻變，胡人漢化和漢人胡化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嶄新的高度。
同樣，在服飾文化方面，各自都實現了服飾禮俗的重構，原來所謂的異化因素已經固化為本民族自己的文化因子，從而，中原漢人對胡服也有了自己新的富於時代特色的理解。
自戰國趙武靈王開始，隨著民族交流的不斷進行，胡服便和漢族傳統服飾發生著聯繫。但直至隋唐，胡服的影響多限於常服，對禮服制度影響不大，隋唐冕服、朝服、公服在制度規定上依然遵循傳統禮制。宋代雖然講究遵古守禮，但宋代除冕服、朝服制度規定上依然遵循舊制外，公服實為北朝胡服的而來。可以說胡服經過不斷的發展、改造，以國家制度的形式正式得到了禮制認可。
自此胡服的影響不僅限於常服，且及於禮服範疇，影響更加深遠，達到了胡服發展的一個新的高度。北宋沈括認為：“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楓窗小犢》也記，北宋祟寧間婦女“大皿方額”政宣之際(1111一1125)又尚“急扎垂肩”宜和己後多梳“雲尖巧額，龔撐金鳳”，還有“瑩面丸、遍體香”等，“皆自北傳南者”。
由此可知，在宋與遼金對峙百餘年中，民族矛盾雖日趨尖銳激烈，民族民間文化交流影響卻在不斷加深，官府雖然一再用法令禁止，卻收效甚微，南方也己經受到了北方民族服飾及生活習俗的嚴重影響。
對於宋代胡服所包含的具體形制，時人的理解各有側重。北宋沈括認為：“中國衣冠，自北齊以來，乃全用胡服窄袖、排綠短衣、長翰靴、有蹂跳帶，皆胡服也”。南宋袁說友以為胡服之最要者乃“順聖紫”、“不到頭”、“短統塌頂巾”、“武伕力士插掉蓖”等。
另據兩宋時期關於胡服的禁令，如“敢為契丹服若氈笠、鉤整之類者以違御筆論”“京城內近日有衣裝雜以四夷形制之人，以戴氈笠子，著戰袍，系番束帶之類，開封府宜嚴行禁止。”。可知，戴氈笠子、著戰袍、系蕃束、釣壑之類都屬於宋代胡服範疇兩宋時期的所謂胡服，主要指契丹服和女真裝。契丹、女真均為東北民族，且女真為契丹奴役多年，交往甚深，風俗大多相同，服飾也諸多相似之處。大抵北宋胡服多就契丹而言，南宋則多指女真，其實並不絕對。
宋代，契丹、女真胡服之所以會在中原流行原因無外乎三個方面：
一是出於功能性考慮。沈括便認為：窄袖利於馳射，短衣、長翰皆便於涉草胡人樂茂草，常寢處其間，予使業時皆見之，雖王庭亦在深薦中予至胡庭日，新雨過，涉草，衣褲皆濡，唯胡人都無所沾。
另一種，則是出於對美的追求。從審美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們對美的追求有兩種心理傾向：求同與求異。當一種樣式成為流行主題，人們便紛紛效仿，為追求美而求與美同；但此種流行的出現則必然以創新求異為開端。胡服相對於中原傳統服飾來說，必然是充滿新奇色彩的，於是在求異審美心理的促使下，大膽引領風潮者便會對胡服加以選擇、吸收隨後便是大眾在尚美求同的作用下紛紛效仿，於是胡服流行於世。
最後，便是民族融合過程中的“燻蒸漸演”。兩宋是民族矛盾空前尖銳的時期，民族戰爭不斷。但政治上的對立，沒有影響人們的愛美之心的獵奇慾望，民族間包括服飾文化在內的物質文化交流並沒有中斷。
政治從來都不是服飾文化交流和發展的障礙，在很多時候是起了推動和促進作用。隨著兩宋與契丹、女真等民族的戰爭頻繁進行，各族人民有了更多的接觸機會，各自的生活方式都在“燻蒸漸演”中，受到了程度不等的影響，而戰爭引起的民族遷徙更使各種文化因素加強了融合。
三、胡服在宋代被禁的原因
靖康之難後，淪落在北方的宋臣民，直接處於異族的統治，和胡族雜居，服飾等物質生活方式沾染了濃重的胡氣。但他們在異族殘酷的奴役下，既感南方為正朔所在，又見南方戰禍較少，加上南宋政府的號召，紛紛南歸。而大量歸正人，又“往往承前不改胡服”，直接帶來了北方民族的服飾文化。因此時人討論胡服流行原因時也指出當時“招致降人，雜處都城往來所致耳。”而北方義軍的招撫則造成“諸軍又效習蕃裝”，“身披虜服而敢執事禁庭”的現象。
既然宋人已經愈識到了“衣冠無有是非哉，習與不習而己矣”。那麼宋政府為什麼還要如此大動干戈加以禁止呢？
首先，是“駭於未見”的常理使然。
其次，是“夷夏觀念”的慣性在中國古代儒家思想文化中，夷夏之辨和春秋大義觀念的影響很深，在夷夏之辨觀念的薰陶下，以夏變夷才是正義，以夷變夏則為漢人所不恥。因此，歷代中原正統君臣對胡俗侵染都明令抵制。
宋代仍然繼續發揮這種思想，宣和元年(1119)正月五日宋廷詔稱：“先王之法壞，胡亂中華，遂服胡服，習尚久矣，人不知恥，未之有禁，非用夏變夷之道”。
再有，主要是出於政治輿論的考慮。契丹之與北宋，女真之與南宋，都是有亡國滅種之恨的民族，要使國民同仇敵汽，“恨不寢皮食肉”，更何況把敵人的衣物穿在身上呢。儘管如此，胡服的影響仍無法阻擋。
參考文獻：
《宋會要輯稿》
華梅《中國服裝史》
王維堤《中國服飾文化》
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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