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八戒CC
這個學問跟我們的孔聖人的有關。
孔夫子有3000弟子，72大賢，其中以“子貢”在經商層面最高，因孔子學派乃儒家的開創者，後世影響深遠，故名“儒商”。
子貢，姓端木，名賜，子子貢，《論語》裡對子貢的評價頗高，“言語：宰我，子貢”，還有很多關於子貢的言論和做事做人的記載，這都是關於“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端木遺風”的佳話。
孔子評價子貢“瑚璉之器”，不僅在經商致千金，做官為宰相，言語能力超群，說服各國救魯國，千金買奴，不受賞賜，子貢受牛等諸多典故。
子貢是天下商人的模範，榜樣，楷模，“君子以財發身，小人以身發財”，孔子周遊列國，所花財錢也是子貢贊助，多次在危難關頭送來錢糧，這是在哪個兵荒馬亂的年代，不可多得的弟子對老師的崇敬之意和師生情意的模範代表。
更是在孔子去世後，為其選擇陵墓（第一次選的地方，子貢說，這個地方僅僅可以作為一個帝王陵，怎麼可以作為老師的陵墓，後來選到今天的曲阜的孔林），守孝六年，可見子貢的品行之高。
子貢作為儒商的先行者和開創者，之前“士，農，工，商”四個階級和分別，商業排在最末，但子貢用自己高明商業智慧，猶如指明燈一樣為後世之人，像很多將軍，醫生，商人，都把子貢作為自己追求的偶像，向他看齊，為他們指明的方向和前行的道路，告訴我們一定要向君子那樣，做人有品，賺錢有道。
僅以此篇感謝本次在疫情中做出傑出貢獻的各路英雄，向你們致敬[祈禱][祈禱][祈禱]
易經君
儒學、儒教、儒商、儒官、儒將、儒醫等六類儒家，他們的共同特徵是：遵照孔夫子及歷代各位賢者的教導，按照仁、義、禮、智、信五常去做人行事。
儒學
儒學即是以憂國、憂民、憂道的憂患意識，去研究儒家經典，去探討儒家文化現象，闡發孔子儒家思想，踐行孔子儒家思想，宣揚孔子儒家思想。
儒教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儒教按照現代社會政教分離的原則，將孔子儒家思想與中華民族傳統的宗教信仰結合起來，形成自主的宗教組織，在國家憲法與法律的規範與保護下開展活動，教化民眾，啟迪民智，培養人倫道德，提高人文素質。
儒商
按儒家仁、義、禮、智、信五常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均可稱之為儒商。 儒商應當具備如下四大特徵：一曰“仁者愛人”。儒家有名言：“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大學》）仁者以生財為手段，以自身的發展為目的，以保護自己的生命、人格、尊嚴、榮譽為目的，達到立功、立言、立德的不朽境界。二曰“見利思義”。以正義和公平作為利益取捨的根本原則，合於正義之標準的利，可以取之，正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 ”違背正義之標準的利，則必棄之。三曰“自強不息”。
儒官
儒官就是按照儒家的官德從政為官，在社會生活中起表率作用的官員。儒官應當具備以下特徵：一曰忠誠，即忠於人民，忠於祖國，忠於職守。二曰公正，即秉公辦事，不以一己之私利而損害公眾利益◦三曰廉潔。 四曰勤政。
儒將
依照孔子儒家思想從事軍事活動的將領及戰士，謂之儒將。關羽成為與“文聖”孔子相應的“武聖”。關羽的道德精神，來自於儒家思想。關羽夜讀《春秋》，成了關羽之標準形象。儒將具有如下道德標準：一曰仁。對人要有惻隱之心，對生命應有敬畏之情，才不致以殺人為樂，濫殺無辜。 二曰義。武將手中掌握著殺人武器，又有尚武精神，如果不受制於義，恰如“童子操刀，其傷實多。”三曰忠。儒將應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職守。
儒醫
儒醫應當遵守的道德原則有這三條：一曰仁心仁術：醫生對病人要有仁愛之心，看到病人的痛苦，看到病人家屬的憂慮，就會動惻隱之心。有此仁愛之心，其醫術方能稱之為仁術。二曰敬畏生命：醫生必須有敬畏生命之意識，才會盡力救死扶傷。唐代醫學家孫思邈告誡人們：“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三曰懸壺濟世：濟世救人是醫生的工作目標。愛護患者的生命，關心患者的幸福，尊重患者的人格，保護患者的權利。
超級科學奶爸
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有責任分享自己的哲學、商業哲學。梁漱溟先生說中國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國的文化也許無力解決人類儘早實現現代化的問題，但是這正是中國儒商今天應該登場的原因。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創造了令世人振奮的經濟奇蹟。對此，中國企業家功不可沒。商業行為的背後，中國傳統文化無疑是那個廣博而精深的思想寶庫。植根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商業哲學和倫理，助推了當前的經濟騰飛。儒商——這一雅緻的稱謂已被世人所廣泛接受。
▲儒商在古代典籍中的出處似乎無據可查，但人們普遍認為孔子的弟子子貢就是中華儒商的始祖
回顧中國企業的成長之路，歷史上儒商誠實守信、急公好義的形象，涵養著當代中國的企業家精神。隨著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中國傳統商業倫理研究日益深入、系統，中國的企業界和商界開始自覺塑造儒商形象，著力培育儒商精神。深入研究和探討中國儒家思想與當代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將儒家文化與企業文化進一步融合凝聚，已成為當代中國學界和商界挑在肩頭的重任。
為引領儒學與社會經濟的結合，彰顯儒學的經世關懷，日前，上海市儒學研究會和全國經濟哲學研究會聯合主辦了首屆中華儒商論壇。儒家的經濟傳統、儒學的現代轉化困境，以及基於“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核心價值觀發展起來的“仁、義、禮、智、信”的道德觀念，如何為中華民族開拓一條通往世界倫理的康莊大道等問題，成了與會嘉賓討論的熱點。
子貢開創“義利合一”的儒商文化
儒商——一個極具中國特色的商業與文化概念，它在古代典籍中的出處似乎無據可查，但人們普遍認為孔子的弟子子貢就是中華儒商的始祖。
在全國經濟哲學研究會會長張雄看來，如果作為專有名詞的“儒商”確實在古代文獻中出現得很晚，那麼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一個很早便流傳於民間的概念，作為百姓對於那些不單純以逐利為目的的商人的讚許。這一類商人的共同特點在於以儒家的價值觀念指導自己的商業行為。
孔子說，“義以生利，利以平民”。中山大學原哲學系教授、博鰲儒商論壇主席黎紅雷認為，這句話道出了儒家義利觀的本質——義是拿來生利的，而利則是用來安撫百姓的，實為儒家經營哲學的精髓。
儒商的出現並非簡單的商業現象，而是一個文化現象、哲學現象。中國的商業文明萌芽得很早，但恰恰是由於受到了儒家文化重義輕利，以及中國封建時代重農抑商觀念的影響而發展緩慢。
但是，從“重義輕利”到“義利整合”，從“重農抑商”到“農商兼舉”，中國的商業文化始終沿著一條自己的道路不斷創新、發展。直到資本主義的出現，攔腰阻斷了屬於中國人自己的那條商業文化發展道路。而以“唯利是圖、追求利潤最大化”為本質的資本主義精神，與中國文化道路南轅北轍，卻把中國商業發展模式的生存空間擠壓殆盡。中國歷史上從不缺少儒商的身影，遺憾的是，那只是個體的故事，而非一個被普遍認同的概念、形態，缺乏理念與理論的支持。
“儒商”是“儒”與“商”的結合體。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清華大學國學院院長陳來認為，儒商既有儒者的道德和才智，又有商人的財富與成功；既是儒者的楷模，也是商界的精英。儒商有超功利的最終目標，有對社會發展的崇高責任感，有救世濟民的遠大抱負和憂患意識，追求兼善天下的理想情懷。在中國的歷史上，儒商是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對文化與社會的關切深深地影響著中華文明的發展進程。我們很難想象少了子貢的《論語》和沒有徽商的徽州儒學。
“所謂‘當代儒商’就是踐行儒家商道的當代企業家”，黎紅雷認為，儒商不是外界套給企業家的光環，而是企業家自覺的選擇；儒商不是一種身份，而是一種行為方式；儒商不是一種榮譽，而是一種責任；儒商不是一種境界，而是一種擔當，表現為企業家對於企業、社會、員工及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擔當。
義中取利，在創造的價值中只取一瓢飲
原臺灣大學校長孫震教授將世界經濟發展史劃分為兩個階段:從公元元年到18世紀是漫長的“傳統停滯時代”；18世紀下半葉至今，人類歷史邁進了“現代成長時代”。中國的儒家思想成長於傳統停滯時代。這個歷史階段當中，全民的福祉來自社會的和諧與安定。所以，中國文化只求和諧與安定，並不鼓勵社會成員整天鑽研財富的積累。
如何實現社會和諧與安定呢？每個社會成員必須扮演好自己的社會角色，履行各自的社會義務，盡個人的本分。理論上，人與人之間相處所維持的關係為“倫理”，倫理的實踐是“道德”，道德表現在行為之上就是“品德”，一個品德高尚的人就成了君子。儒家文化期待每一個人都成為君子。君子修己安人，然後安天下百姓，從獻身社會的自我實現中得到人生的幸福。然而單單依靠個人修養還是不夠的，還需要社會制度的支持與約束，孔子時代謂之“禮”。
儒家重義務、重責任，而不重權利；重仁義，而不重財富，卻不排斥財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工商業已經相當發達。所以，儒家思想的現代成長並不排斥對於財富的追求，兩者是可以達成一致的，“儒商”為媒——義中取利，在創造的價值中只取一瓢飲。
多年來世界主要國家長期採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導致金融業的畸形發展，從創造價值走向追求利潤。一夜之間，似乎所有東西都可以證券化了。全世界的資金從生產性投資，轉向了金融性投資。然後，財富分配不均、能源枯竭、環境汙染、氣候變暖等等，一系列問題接踵而至。這些財富生產的“副產品”，自是亞當·斯密始料未及的。迴歸以儒家倫理為主流的中國傳統文化，節制物慾，將倫理放在利益前面，責任放在權利前面，才可能實現可持續的發展。孫震十分認同郭臺銘先生出席互聯網大會時的一段言論，“救經濟不能靠西藥，而要用中藥，因為西藥只是治標，中藥才能治本”，要採取長期的療法，種下成功的種子，然後L型的經濟發展曲線才能轉向U型，發揚儒商倫理才是世界經濟的治本之道。
司馬遷說，“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宋代宰相趙普言，“半部《論語》治天下”。但宋明以來，人們往往把關注點放在了儒家倫理之上，卻忽視了儒家對於管理的重視，忽視了儒家的治理功能。
上世紀90年代初，黎紅雷受邀前往哈佛大學做了一個題為 《當代中國企業家的國學教育》的報告，麻省理工學院企業家精神研究中心主任羅伯特教授當場表示質疑，“中國企業家特別是民營企業家，絕大多數並沒有接受過現代管理學教育，他們靠什麼治理企業呢?”當時，黎紅雷給出的答案是——“文化資本”。
黎紅雷提出，當前的儒商研究應當遵守三個“結合”:第一，學者的“儒商”要與企業家的“儒商”相結合。學者的儒商研究不應停留在書卷之上，必須與企業傢俱體的經營行為結合起來；第二，榮譽的“儒商”要與實踐的“儒商”結合起來，“儒商”不能成為一個看得見、摸不著的光暈，其背後要有企業家的商業實踐作為支撐；第三，倫理的“儒商”要與管理的“儒商”相結合。商業倫理不應只是體現在條款上面，切實可行、行之有效才是儒商研究的生命所在。
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院長張立文則主張從五個維度去理解儒商精神:一，道並行而不相悖。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三，誠，儒商應以誠信為本。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四，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儒商的“富有”，不僅僅是財富的累積，更應該是道德的富有，心靈的充實。“日新”則要求企業力主創新，企業家在文化上日益精進。五，和合精神，即在商業萬象的差異中，尋找中和與合作，和而不同，不同而和，追求商道與天道、人道的和諧。正如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長杜維明所述:儒家所體現的是人的全面發展，儒家所關注的是個體身心的整合、人與社會的健康互動，人與自然所保持的持久和諧，以及人與天道能否相輔相成。而儒商正是實踐儒家人文精神的企業家。
事實上，早年中國的企業家多為下海的幹部、下崗的工人，大多數確沒受過系統的現代管理教育。然而在傳統上，中國家庭重視對於子女為人處世之道的教育，“老人言”傳承了諸多可以讓人“少吃虧”的小傳統。小傳統背後是大傳統，老人言背後是聖人言:
孔子講“信則人任焉”；王陽明說“古者四民異業而同道,其盡心焉,一也”；張載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天平”；孟子道“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無不言說著中國人的本分與擔當。有了本分與擔當，做人也好，做事也罷，做生意也是大致同樣的道理，自然都自有方寸。
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中國企業家自覺摸索出一套自己的經營哲學、管理模式，黎紅雷稱之為“儒家商道智慧”，內容包括:尊敬儒家先師孔子、承擔儒家歷史使命、踐行儒家管理理念、秉承儒家經營哲學、弘揚儒家價值精神，以及履行儒家社會責任。
今天，中國企業家已經創造性地把仁、義、禮、智、信，細化為一條條具體、可行的標準，並每日踐行。浙江中興精密工業有限公司秉承“以家文化打造幸福企業”的理念，編撰中興哲學手冊。以德立生、厚德載物、以德服人、誠信為立生之本……50條“家訓”幫助員工體會生活的美好。每早7點50分，4000多名員工以班為單位，晨讀三至五條“家訓”。日積月累，就這樣把哲學融入生活。
儒商“為王先驅”乃應然而當然
在上海市儒學研究會會長朱傑人看來，儒商，不是一個簡單的商業現象，更是一個文化、哲學現象。2010年10月，李澤厚提出該中國哲學登場了，他說:“我認為後現代到德里達已經到頭了，應該是中國哲學登場的時候了”，西方哲學——那種狹義形而上學的哲學已經走到了頭，而與西方哲學相平行，既見共同性又見特殊性的中國哲學卻表現出後哲學強勁的生命力和廣闊的發展前景，“海德格爾之後，該是中國哲學登場出手的時候了”。對於李澤厚的上述觀點，朱傑人十分認同:中國在經濟領域的崛起已經勢不可當，但是在文化、思想領域，卻似乎還處於沉寂之中。作為一個傑出的哲人，李澤厚可謂先知先覺者，他已經預知到中國哲學的崛起已是呼之欲出的必然。同樣，我們不能忽視商業文化、企業管理文化及中國企業家群體的整體覺悟與素養的領域，“今天，我想仿效李澤厚先生也大喝一聲，‘該中國儒商登場了!’”
進入現代社會以後，最早也最自覺地運用儒家理論與價值觀管理、運營商業並形成一整套儒商理論的成功範例出現在日本，其代表人物是澀澤榮一，他的著作 《倫理與算盤》 (中文譯本名為 《人生實論:倫理中的處世之道》) 成了近代日本的商業聖經。日本是東方諸國中最早實現現代化轉型的國家，它的經濟發展全盤西化，商業文化完全依照現代資本主義的形式，這些因素創造了曾經的日本經濟奇蹟，卻也很快成就了日本“泡沫經濟”的崩潰。因為資本主義的種種弊端不可避免地出現了，表現出了與日本這個具有濃厚儒家文化印記的國家和社會的衝突。澀澤榮一看出了其中的玄機，希望用儒家的學說對沖資本主義。但是，儒商文化在日本的商業文化中並不佔統治地位，其主流依然是資本主義的固有形態。究其原因，日本文化中的保守主義和功利主義決定了其對外來文化的態度。即便如此，朱傑人認為，“關於對儒商在現代社會的認識、實踐與研究，日本比我們早、比我們深”，所以近現代以來，日本一直握有儒商研究的話語權。
李澤厚在大喝中國哲學登場時，表面上看他關注的是中國哲人的覺醒，實際上他關注的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國自信的問題。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有責任分享自己的哲學、商業哲學。梁漱溟先生說中國文化是早熟的文化，中國的文化也許無力解決人類儘早實現現代化的問題，但這正是中國儒商今天應該登場的原因。
如李澤厚所言，“中國哲學是與西方哲學相平行，既見共同性又見特殊性的中國哲學”，就普遍性而言它是哲學在中國，就特殊性而言它是中國哲學。同理，中國的儒商文化是與西方的商業文化相平行的一種文化，它具有自己的獨特性，又可以補西方資本主義商業文化之缺，但是它並不違背商業的普遍原則，所以它又是商業文化在中國。
人們在研究、總結髮生在上個世紀的亞洲經濟奇蹟，所謂“亞洲四小龍”的時候，無不肯定其中儒家文化的因素。那麼中國的經濟奇蹟與儒家文化有沒有關聯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中國的企業家中不乏自覺地以儒家文化為基準指導自己的商業行為、管理自己的企業運作者，有些乾脆以儒商自居。然而，朱傑人卻為學術界、理論界的缺位表示不安，“我們的企業家們只能在繁雜的商業打拼中盲目地、盲人摸象般地求索，這是中國學術與理論的悲哀，現在應該是改變這一狀況的時候了。”
中國經濟的崛起，必然伴隨著文化的崛起，文化崛起的先決條件，是文化的自覺與自信。李澤厚說:“我先冒喊一聲。願有志者、後來者聞雞起舞，競創新思，卓爾成家，走進世界。”他說的是哲學，那麼，商業呢？商業哲學呢？企業文化呢？經濟理論呢？管理哲學呢？不是應該落在中國哲學、中國文化、中國學者們、中國企業家們的身上了嗎？朱傑人以為，中華儒商“為王先驅”，乃應然而當然也。
歷史已經從一個辯證的否定走向了一個新的肯定從五四的反孔到今天的推崇儒學，張雄認為，歷史已經從一個辯證的否定走向了今天又一個新的肯定，這代表了我們中國偉大的實踐逐漸走向成熟，代表中華民族的文化反思又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這是一個重要的自我意識的反思階段。中華民族是怎麼看待傳統的？尤其是怎麼看待現代性的發育？它意味著傳統跟現代性發育之間的一種張力、轉換和對接，說明我們在不斷地走向成熟。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我們開啟了走向現代化、現代性發育的重要歷史征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必須反思單一地追求物質資源、不斷地開發、再開發的發展模式和發展哲學，人跟自然關係的緊張勢必破壞甚至失去原有的平衡。中國發展之路該走向何方？張雄認為，必須把精神資源、文化資源、思想資源和理論資源配置進去，“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不僅僅是物質流的問題，更是精神、文化產品的輸出。
西方近代以來的發展理念被亞當·斯密闡釋為:所有的社會必須發展為市場，所有的人都必須成為經濟人，所有的價值都必須沉澱到商品價值上。據此產生的發展模式，我們稱之為“經濟理性的發展模式”。而其追求資本效益的最大化的本性只會把人類帶入“強者必霸”的怪圈。
中國的制度創新將給人類社會的發展帶來哪些寶貴的財富？中國拿什麼文化精神來整合這個受了傷的地球的發展理念？張雄認為，儒家思想的深刻價值和意義就是這些問題的答案。無疑，儒商精神便是其中的重要一環。正如歷史學家湯因比所言，人類的希望在東方，而中華文明將為未來世界轉型和21世紀人類社會發展提供無盡的文化寶藏和思想資源。
附1：“儒商”詞源考辨
徐洪興(復旦大學哲學院教授):
中國歷史上早就有儒生、儒士、儒將、儒醫、儒農、儒吏等名稱，但“儒商”這個說法卻出現得較晚，學界一般認為大約是在明清時期才出現的。
周知，中國古代是個以農立國的國家，歷代政府無不視農業為“本”，歷史上經常有皇帝下“勸農詔”、畫“耕織圖”等以示重視農業。而工商業尤其商，則往往被視為是“末”，政府對其採取抑制的政策，一直到了宋代，應該說主要從南宋開始，這種限制才稍有松馳。所以，從明朝開始就有了“儒商”一說。這也與當時士風、學風的轉向有些關聯，如明中葉興起的王陽明“心學”，就有把傳統儒學的“得君行道”風習向“覺民行道”方向轉移的趨勢，“王學”中人有“四民異業而同道”的議論。再如，自印刷技術大幅度提升，書籍普及了，出版成為一種新興的行當開始在宋代出現。隨之而來的就是社會上讀書人激增，“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這類“勸學詩”就出現在那個時代。
但這樣一來科舉之路的競爭卻愈演愈烈，因為政府取士數量是常數，而考生數量是變數，“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現象並不是現代高考所獨有的。家境一般的士子不可能無休止地考下去，許多人轉向經商也是一條重要的生路，明代地方誌記有“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賈而成功也十之九”，就是歷史的寫照。漸漸地，社會上經商的讀書人開始多了起來，以後又出現了以地域為標記的所謂徽商、晉商、浙商、閩商、粵商、郴商等儒商商幫。
附2：以儒輔商與以商行儒
郭曉東(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重振端木遺風，弘揚“儒商”文化，其意義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
——以儒輔商。澀澤榮一提出“《論語》之中有算盤之理”，認為儒家學說有助於培養一種良性的商業文化併成為經濟發展源源不竭的內在驅動力，已是當前學術界的共識，諸多學者都有過精妙的學理論證。
儒家提倡“生財有大道”，雖然提倡先義而後利，但同時主張“義以生利”，則由義所制之利將綿綿不絕，歷史上的子貢及徽商、晉商等“儒商”的成功都充分說明了這一點。日本著名管理學家伊藤肇則認為:“日本實業家能夠各據一方，使戰敗後的日本經濟迅速復興，中國儒商文化的影響力，功應居首。”在當代國內的企業界，有許多企業家將儒家思想引入企業管理中，並因此獲得巨大成功，其例不勝枚舉。
——以商行儒。如果僅僅從商業本身來討論“儒商”文化的意義，其立意尚淺。
“儒商”不是“儒”與“商”的簡單結合體，它的本質在於“儒”，而不在於“商”。歷史上的“儒商”之所以被稱為“儒商”，並不是因為他們在商業上的成功，而更多取決於其“即賈也，亦常操儒行”。所以我們今天提倡“儒商”文化，首先必須著眼於企業家的“儒行”，諸如誠信不欺，先義後利，熱心公益，服務社會等等。企業家之“儒行”，在無形之中引領著社會風習的導向，甚至在無形中教化著我們的社會，從而對於世道人心之維繫，可謂善莫大焉。這才是當代重建“儒商”文化更為深層的意義所在。
遠源流暢
眾所周知，儒商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弟子子貢。但儒商這一名詞起源於何時?何謂儒商?其含義歷代有無變化?歷史上儒商的精神又是什麼?人們不僅語焉未詳，且眾說不一。本文擬通過對歷史文獻的分析，就上述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所言如有不當，敬請各位專家批評指正。
一、儒商的起源
儒商與儒將、儒醫都是古今通行之詞。
儒將一詞至遲在唐初即已出現。如唐人姚思廉所撰《陳書》，即將陳朝將領錢道戢稱作“儒將錢道戢”。錢道戢“少以孝行著聞。及長，頗有材幹”。錢道戢當以孝行著聞而被稱作儒將。
漢唐之間，儒臣統兵十分普遍，儒士、武將並無嚴格區分，所以儒將一詞出現較晚。唐以下文武分流，文武兼備的儒將漸受重視，儒將一詞始流行。所謂儒將，是指文儒之中有方略之士。其人“說禮樂而敦詩書”，頗具“權謀方略”，“智力權變”，即兼有“文雅方略”，“治戎安邊，綽有心術”的“儒者之將”。
儒醫一詞在南宋中葉即已出現。如按陸游《老學庵筆記》所載，南宋初臨安大街已有“四世儒醫陸太丞”的扁榜。家鉉翁認為，“醫學問之道也，近於儒，進則為儒矣”。“醫為有益，故世或以儒醫並稱尊之”，儒醫連用十分自然。尤其是宋代設立醫學，開科取士，以致醫者“術雖醫而習則儒”，儒醫一詞在宋代的流行當與此有關。
儒商在春秋、戰國之際雖已出現，但儒商一詞的出現卻很晚。據筆者目前所知，文獻中的“儒商”一目最早出現於清康熙間人杜浚所撰《汪時甫家傳》中，其時約在1671-1687年之間。
而與儒商義同的儒賈一詞則至遲在嘉靖時即已出現。如汪道昆(1525-1593)所撰《範長君傳》，即載範長君戒其二子，“第為儒賈，毋為賈儒”;所撰《程長公墓表》則載程長公(1500-1563)去世前戒其三子，“與其為賈儒，寧為儒賈”。可知當時儒賈已成為意義分明的專用詞語。其後，有耿定向為程豪作《儒賈傳(作於1598年之前)》。張鼐《壽汪雨翁太年伯八十序》雲“翁少習儒，已為儒賈”。鄒迪光《榆村程居士傳》雲“儒賈之利 十”。可見儒賈當時已成為一流行的專用詞語。萬曆時，葉向高為程汝彥(1536-1608)作《封文林郎蘭溪縣知縣程公墓誌銘》，稱其為“儒而賈”，並雲“昔聞廉賈，未聞儒賈”。據此可知，儒賈一詞當出現、流行於明嘉靖、萬曆之際。清順治、康熙才出現“儒商”一詞。
儒賈一詞在明嘉靖、萬曆之際出現並流行自有其原因。在中國，官員一向具有崇高的社會地位，享有各種政治、經濟和文化特權。從治生或舉業的角度來說，學而優則仕是社會公認的首選治生途徑，通過科舉入仕是廣大讀書人的理想和目標。明代嘉靖、萬曆之際，商業發展迅速，書籍日益普及，人口不斷增長，進入舉業的讀書人增加很多，但科舉名額卻未見相應增加。應試者日增，而舉業出路有限，為謀生計，大批讀書人只能棄儒而商，進入正在迅速發展商業領域。但早年的教育使其思想和行為方式都深受儒學的影響，這就使其理所當然地成為“儒賈”或“儒商”。而儒學的轉向，特別是王學的興起和士商互動，則使士商彼此認可，並使“棄儒而商”和“儒賈”成為流行話語。
二、儒商的含義與所指的變化
嘉靖、萬曆及其後一段時期內，人們通常用儒賈來稱呼與其含義相同的儒商。值得注意的是，時人在肯定儒賈的同時，又對儒賈持否定態度。如焦竑(1541-1620)為範濠所作《範長君本禹墓誌銘》說，“世以儒賈,君以賈儒”，即批評“世以儒賈”。鄒迪光《全節吳母田孺人傳》和《榆村程居士傳》則稱讚吳母田氏子“以儒賈，不以賈賈，所至名蔚起”，直指“儒賈之利十，居士為德而如其賈，定收利十倍”，均肯定儒賈。
無獨有偶，時人對賈儒也是既肯定又否定。如以上所引焦竑之言即稱讚範濠“世以儒賈,君以賈儒”，對賈儒加以肯定。而汪道昆(1525-1593)記範長君誡子語曰，“第為儒賈，毋為賈儒”;並聲稱“與其為賈儒，寧為儒賈”;又對賈儒持否定態度。
出現以上現象的原因即在於儒與商、賈均具有多種含義。儒賈一詞系由儒與賈二字組成，儒既可指治生之業和名義，亦可指行為方式、操行和內心。前者如黃鳳翔《田亭草》卷15《楊公暨配薛氏墓誌銘》有“再世業儒”說，黃居中《千頃齋初集》卷22《顏次公(-1598)配柯氏合葬墓誌銘》有“儒名而賈心”一說。後者如江瓘在嘉靖己酉(1549)成書的《名醫類案》卷1中，即稱淮商朱楓野為“商而儒行者”。葉向高《程公墓誌銘》雲“儒而賈”的“儒賈” 程公(1536-1608)，“即賈也，亦常操儒行”;耿定向《耿天台先生全集》卷16《儒賈傳》則有“仁心為質，儒之行也”一語。
賈既可指治生之業和名義，亦可指行為方式、操行和內心。前者如汪道昆《太函集》卷17《阜成篇》有“儒賈異業”說，卓發之《漉籬集》卷12《家傳一》則有“所謂儒而名賈者”一語。後者如黃居中《千頃齋初集》卷22《孝友長公(1501-1534)曁配孝節李孺人(1505-1535)合葬墓誌銘》有“賈行而士心”一語，黃居中有“儒名而賈心”說。儒商一詞亦然。
由於儒與商、賈具有上述兩方面的含義，在肯定儒行、儒心和否定賈行、市心的時代，其組合而成的儒商、儒賈和賈儒也就具有了貶、褒和不貶不褒3方面的含義。
不貶不褒的儒商、儒賈是指以儒和賈為業和名的儒和商。如趙志皋所撰《張公一桂(1540-1592)墓誌銘》雲，一桂父為賈，意不欲令一桂“徙業”。 一桂“請業儒不成，去而賈”。亡何，“舉於鄉”。其父“乃益大喜，謂兒能以儒賈”，即以儒(舉業)為賈業。萬曆時人湯賓尹所說的“儒而賈，賈而儒”的“書賈”李一庵，則是賈為儒業。
貶義的儒商、儒賈是指以儒為業和名之賈行、市心者，即儒中之商賈。如王世懋(1536-1588)批評說：“厚藏吝予，色莊行違，士之儒而賈者多矣”。耿定向指出：“世以儒命者,衒智釣奇有市心焉,儒而賈也”。黃居中、汪道昆亦對“儒名而賈心”，“儒而賈心，則滫也”的儒而賈持否定態度。
褒義的儒商、儒賈則是指以商賈為業和名的儒行、儒心者，即儒者一樣的商賈。如汪道昆即稱淸賈程惟淸“託賈名，而飾儒行事”。耿定向指出：“仁心為質，儒之行也。賈而有是，不亦儒乎”。因而將“雖不廢賈，然好儒益甚”，里人因鹹稱其為儒賈的程豪稱作“儒賈”，併為之作《儒賈傳》。
貶義的賈儒指以儒為業和名而賈行、市心者，即商賈一樣的儒者。如孔尚任(1648-1718)即將“醜扮書客蔡益所”，稱作“賈儒”和“商秀”。
褒義的賈儒指以商賈為業和名而儒行、儒心者，即商賈中之儒者。如溫純即指出石象(1511-1577)“爾業則商,爾行弗商”，“所謂商而儒者”。卓發之、王世懋(1536-1588)稱世賈卓賢為“賈而儒者” ，即“所謂儒而名賈者”。汪道昆稱程次公為“賈名而儒行者”。明劉康祉則為秀岡金君銘曰：“玉其衷而表珉跡，則賈儒厥心”。
由上所述，可知儒賈(商)和賈儒既可以指以儒為賈業(如舉業)和以賈為儒業(如書賈)，有可指儒而賈行，和賈而儒行。儒賈(商)和賈儒詞義能指雖多，但在實際運用中其所指的重點卻是隨時代而異的。
從本人所見之資料來看，宋代以前，不見有人使用儒賈(商)和賈儒等詞。
宋以下，隨著科舉和書業的興盛和從業者的大量增加，以儒為賈業，和以賈為儒業意義上的儒賈(商)和賈儒等用語開始出現。但這種意義上的儒賈(商)和賈儒不僅出現較晚，而且遠不及含有貶褒意義的儒賈(商)和賈儒流行和引人矚目。
這是因為倫理和價值評判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具有重要意義。
嘉靖、萬曆以前，人們關注和批評的是儒而賈行者。如宋人陳淳(1159-1223)即指出：“夫緝時文，釣利祿之具”，“不待作也。作之者，賈儒也”。其所作所為“使聖賢明倫之重地，反為市廛烏合之淵藪”。當時，賈儒被用作貶義詞，而不見有對賈(商)而儒行者的褒揚。
自嘉靖、萬曆起，隨著工商業的迅速發展和大批讀書人棄儒而商，商賈而非士人成為社會的明星，人們對儒而賈行者批評增多，對商賈中之儒者的讚揚開始出現，且日漸流行。儒行的體現者儒商、儒賈越來越多的被用作褒義詞，漸成以褒義為主的詞語。這一現象表明，在社會迅速商業化和道德日益淪喪的同時，人們開始呼喚和強調士人，尤其是商賈的道德和商業倫理，以重建以儒家價值觀為基礎的道德規範、商業倫理和商業精神，促進商業和社會的良性發展。
三、儒商的內涵與儒商精神
對於儒商和儒賈的概念，人們可以由不同的角度出發，作出不同的界定。在本文中，筆者將依靠可以蒐集到的歷史資料，通過歸納概括來界定這一概念。從本人目前所掌握的文獻資料來看，嘉靖、萬曆以來人們所說的儒賈(商)和賈儒主要是就其褒義而言的。概括來說，儒賈(商)、賈儒主要是指商賈之儒行者。
具體來說，賈而儒行的概念可以說十分豐富。如耿定向認為，“扶義樂善，仁心為質，儒之行也。賈而有是，不亦儒乎”。其《儒賈傳》所傳儒賈程豪，“好儒”重文。“有郭今者嘗遊王文成門，談良知學，子德恱而師之”。“與人交，必擇賢者”。其人“恢豁”，“偉斡雅姿，識度夷曠，大類儒者”。“其為賈誠心平價，人樂趨赴”。為人仁義樂善，關心族黨、鄉里，熱心社會公益工作。“歲侵，嘗糜以哺閭閻之餓，而又櫝以瘞道路之莩。出母錢貸人，貧不能償，輒焚其劵”。嘗在宗“祠旁闢廬舍，居族之貧”。又“立義倉、義塾，繕梁、除道，日費橐中裝不惜”。其“好儒益甚”的結果，是“遠近款其門者益眾，斥奇贏振施之不厭，而財益阜，不數年且致千金”。“其為賈誠心平價” 的結果，是“人樂趨赴。貲漸起，市亦因以輻湊”。而難能可貴的是，他實現了儒行與賈業的統一和良性互動。因此之故，程豪居常訓子姓曰“吾家世受什一，不事儒。自吾一染指，而士庶親悅，賈且什倍。由是觀之，儒何負於賈”。與程豪一樣，其兄子儀“篤衷質行，不殊子德，人稱為長者”。其人敦恂悌友，析產儘讓諸弟。篤故振窮，歲飢貸粟無告鄉鄰，“口不儒談，而深醇隠厚，居然儒者”。其季弟之子國用，“恂恂願愨，以謹讓稱，亦賈之儒者”。按上所述，可知耿定向所說的儒賈(商)、賈儒，是指誠而仁心，好儒重文，關心親友和鄉里，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具有儒者風度，能做到儒行與賈業的統一和良性互動的商賈。
明嘉靖、萬曆以來，有關儒賈的記載為數頗多。如葉向高紀即雲程公(1536-1608)是“儒而賈” 的“儒賈”。其“賈也，亦常操儒行。所至病者予藥，飢者予粟，緩急者予金錢青衿，而貧者予膏楮，未婚則經營予室”。嘗拾金不昧。“生平慕說王文成，往來會稽輒拜其墓。逆旅坐小樓，日讀其書，紬繹良知之說，時舉以告人於身心性命之際若有悟者”。為人好儒，且能推己及人。
汪道昆為程惟淸(1531-1588)所作傳記稱程為“淸賈”，“聲利不入於其心，恂恂乎儒矣”。雲程經商十年而成鉅富，“諸賈人東向事之。惟所決筴，顧託賈名，而飾儒行事。父母昆弟無間言，喪兄弟若所生，撫諸孤若自出”。“以名教教子姓”，“以禮讓聞四方”，並自言“吾志在儒不在賈”，亦好儒而孝友禮讓。
其為潘次君所作墓誌雲，次君名仕字惟信。其父服賈，晩歲倦遊，次君力請行，以古之貨殖者必因天時，乘地利，務轉轂，與時逐，毋系一隅。於是以鹽筴賈江淮，質劑賈建業，粟賈越，布賈吳。方其蚤計，人不及知，往往筴其必敗，卒之贏得過當，皆自以為不如。次君以善喪誦閭里，孝順善賈，倜儻有國士風。
王世懋(1536-1588)、卓發之為“賈而儒者”之見齋卓君所作傳記雲，卓氏世賈，君父時家業中衰。“君為賈則大贏，五十年中屢什屢起，卒為富人。居賈之道仰取俯拾，居賤操奇，忍鷙以俟昂直，決不為人損一毛，乃君為賈獨不然。嘉隆中歲兩侵，鬥米千錢，君稍平之，為減市價十之三。已又推其贏糜餓者，餓而死者棺埋之。人或迂君曰：‘奈何當侵歲而施，不虞竭乎?’君笑曰：‘吾以子錢施，譬賈亡贏耳。客奈何必吾贏也’。人或謂若儲粟之謂何，公曰‘吾所以儲非自封也，東家閉出飽欲死，西家閉入飢欲死，吾衷其間足矣’。性好善樂施，修橋、築陂塘、設義學、助婚葬患難者無虛歲。貸而不能償者，至焚券以示之”。“生平篤於孝友，撫諸弟使悉有寧居，而均其產，諸弟皆父事焉。慈愛諸子，多延名師教之。君雖內足於財，然生活簡樸”。“為詩歌率胸懷多類宋儒者言。年老多智，人爭重之，尊為祭酒三老雲”。其人孝友仁慈，好善多智，關心鄉里，盡力王事，居賈之道先義後利，仁在其中，堪稱儒賈。
王世貞為“賈而儒”蔣次公所作傳雲，“今夫取者，所以資予也;予者，所以保取也。故曰知予之為取則智，知取之為予則義，此二者仁之術也”。武林俗薄輕為徂，清源俗鷙悍，多賈易忌，廣陵俗恌好奢，次公能盡得其情與百物之輕重，不受欺而以不欺行之，故終其身無僨事，益訾至累鉅萬。次公事嫂恭，撫伯氏子希文三稚子如已子。遇交知緩急，為之至傾橐。捐千金為大石樑數十丈，治馳道數十里，茂林深樾可憩者必亭之以息行旅。其厚於人倫，關心鄉里，以仁義智貫穿為賈之道，且大獲成功。王世貞因此感嘆道“次公之於人倫厚矣，何必儒”。
鮑應鰲所撰程次公傳雲，公姓程名傑，一意舉子業，以父病不能卒業。父歿，伯兄與簡遺貲僅二百緡，公獨身走蜀，得羨息以幸完母幣。為伯兄強歸才信宿，復馳之清源市，收布入滇，收價三倍，遂累高貲，家由此起。嘗逢疫，或勸褰裳去之，公不忍，為一一療治，愈而公竟不染。公奉養太孺人務得其歡，宗黨稱其孝。與兄異產治生，而公所受貲息逾五倍，悉與禎等中分，不隱錙銖，鄉人稱其讓。母舅貧，養之終身，胤絶，為外王父捐三十緡，人主於汪氏祠，得不為若敖氏餒，里人稱其義。一以信義行之，人心歸往，財利輻輳，更倍於他賈。廣陵窶人所負悉為折劵不責償。又再捐貲治石樑，人至今德之。公晚年自家及鄉慕善無厭，嘗那金為祖塋遍立豐碑。歲必率子姓以一杯澆。河水為患，歲傷人，石堤以工力大莫敢任，公抱病董其事，堤成而河水不害邑。社倉之建，公首代捐二十緡倡，里人為積榖百石有奇，故社倉獨公里得食其實。族建宗祠，公率侄共捐五百金為助。其人孝義禮讓，熱心公益事業，雖以賈起家，一以信義行之，而精神常在儒。
其所記族叔南川翁勇於赴義，曾出金以助築城，出榖賑災，於孝友、敦厚、廉義、無私者日孜孜焉。翁雅志儒術，與人子言則依於孝，與人父言則依於慈，與人兄言則依於孝友，人見其恂恂雅步，而逡逡道辭，絶無市囂態心，言動固恂恂儒也。其人好儒，具儒者風範，敦族誼，修鄰好，厚故舊，恤孤弱，熱心公益事業，乃儒而賈，鞠躬君子。
黃鳳翔為楊宗敘所作墓誌雲，公乃賈而儒，好行其德，家居孝友。楊氏再世業儒，弗售，家寖落。公身服賈供父母。俯拾仰取，薄飲食，忍嗜慾，所贏得過當。然恥奸富，不屑為駔儈騖趨，第躬修勤嗇，時積聚已耳。闤闠中人望見公逡逡忠厚長者也，不忍用智數嘗公，公貲日益起，數年之間幾致千金。令尹公領鄉薦，公端意本業，而服素茹，糲如曩時。惟是為二老人奉，捐已所市田與季共之，其孝友蓋天性。其人孝友、好行其德，以仁義、忠厚、勤勞、敬業起家。
鄒迪光為程鳳輦所作傳記雲，其雖賈實不廢讀，手籌量而口詩書，若無意於趨射勾較也者，而利數倍，諸善趨射勾較者所不及，儕偶以為祭酒。既曰習為賈，則浮白吟弄風月，望之意其為騷人韻士，不知其為賈也。事父母至孝。季死而經紀家事，養其遺孤。父意愛外家孫氏，孫幾不振矣，而矜孤恤夭，且復振。有同祖弟某晩出而孽，彼昆季以孽故棄之。其人暴，又以暴故絶之，得居士而棄者收，暴者化矣。族某與某爭田不相下，居士默輸四十金，而事解。家老僕死，所遺金有垂涎者，居士收其金營殖之，更數年而息入數倍，舉以歸子。郡疫災，為出錢粟粥飢費不下千緡。即非災疫，而待賑者賑，待瘞者瘞，待婚者婚，待嫁者嫁，待橋樑者橋樑，待道路者道路，未始遺餘力而為德矣。程鳳輦好儒而有儒者風度，孝友惇倫勵行，樂施無倦，執書握算，儒賈之利十倍於群賈。
焦竑為金君子公所撰墓誌雲，君與兄子順皆以孝友名，誠心質行，粥粥若無能者。顧中藏幹略，足以映蔽數十人，徐而叩之不盡。義不茍取，自奉為窶人子所不堪。初君以親故，棄儒而賈。與伯兄子順無間言，無私畜，忠信不欺，使人樂就，蓋不屑屑權子母，而歸之者如流水，十年貲愈其舊數倍。伯兄未食且御，弗敢先也。君幼遊於賈人，然性喜讀書。所在必交其長者。而耆義如渴，赴人之難，振人之困，一呼即應，不避水火，終其身如一日。仿義倉為貸榖法，裡中人至今賴之。歲飢，師範文正遺意，興塋墓之役，寓賑於傭，三歲乃罷，所活人以萬數。其人孝友，誠心質行，忠信不欺，中藏幹略，不屑屑權子母，而十年貲愈其舊數倍。性喜讀書，急公好義。
黃居中為黃鑊所作墓誌雲，鑊豐於德，宗黨共誄之曰孝友長公，其人孝友，賈行而士心，乃儒而賈隱者。
俞樾為俞汝榮所作墓誌雲，汝榮九歲居父喪，哀毀如成人。家至是稍落，於是始棄儒而賈。精於榷會，候時轉物，操贏制餘，雖老於就時者謝弗及。又耐勞勩，與童僕同苦樂，人樂為用，家益以饒。性好施與，至是始得行其志，鄉里之間翕然稱善人。當是時禾中諸名士鹹折節與君交，不以君為貨殖傳中人而薄視之也。嘗設一米肆，歷五歲，而貧戶賒賃者已百餘家，計其錢則三百餘萬，舉其簿籍而焚之。其入也以孝友修於家，其出也以善士稱於鄉，好善樂施，急人之急，雖隱於市，令聞孔彰。其之為賈也，異乎人之為賈者，勤且仁，精於榷會，候時轉物，操贏制餘，人樂為用。
按上所述，可知諸人所言與耿定向所云大同小異。所謂儒賈(商)、賈儒，是指好儒重文，倜儻有儒者風範;其人孝友禮讓，仁義慈善，重族誼、鄉里、故舊，恤孤弱，厚人倫，好善樂施，急公好義，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具有社會責任感;為賈先義後利，仁在其中，誠心質行，勤儉、敬業，忠信不欺，中藏幹略，精於榷會，候時轉物，操贏制餘，不屑屑權子母，多智善賈，人樂為用，其利十倍常賈，賈而士心，雖以賈起家，一以信義行之，而精神常在儒，能做到儒行與賈業的統一和良性互動，且獲成功的商賈。簡言之，傳統儒商是具有以儒家為核心的中華文化底蘊，關愛親友、孤弱，熱心鄉里和社會公益之事，能做到儒行與賈業的統一和良性互動，具有厚重文化底蘊的工商業者。
根據以上所述儒商的內涵，可以歸納、概括，提煉出儒商之精神為：誠信中和，禮義仁德，注重文化，利用厚生，儒行與賈業良性互動，熱心社會公益之事。
1840年以前，儒家思想構成了中華文化的主流，由此可以說有文化的商人就是儒商。
1840年以後，西方思想和科學主義的影響造成了儒家文化與其它各家文化並存，文化與知識的對立，使得有知識的商人未必有文化，有文化的商人未必是儒商。傳統的“儒商是具有厚重文化底蘊的工商業者”的定義必須修改以適應這種變化。
現代儒商應是認同、重視中華文化，具有傳統道德與良知，關愛親友、弱勢群體與所有利益相關者，熱心環保和社會公益事業，能做到儒行與賈業的統一和良性互動的工商業者。
因你仰望星空
凡在職業前面帶儒字，說明溫文爾雅，有長著風範，有較高的文化修養和素質，比較令人尊敬。
比如：中國出名的儒將有曾國藩，劉伯承，李宗仁等
儒商有馬雲，雷軍，馬化騰，李嘉誠，曹德旺，俞敏洪，還有在風口浪尖上的潘石屹等。
他們不但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做得很出色，而且還能向人們傳遞一種思想，觀念和境界。他們除了自己的專業，對人生的理解，都有其獨到的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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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是文雅的意思，為做好本職工作，要注意工作方法，使之更加人性化。
帶兵的應衝鋒在前，掩護在後，要全力救護傷員，不克扣，不多佔，不打罵士兵，說話和氣，耐心細緻的做好思想工作，辦事公正，嚴挌要求自己，為士兵做出表率。制定作戰計劃時，應考慮周全，儘量減少犧牲。
醫者父母心，救死扶傷，治病救人是醫生的本份。做為醫生要和氣對待病人，使病人心情放鬆，願意和醫生交流，使之醫生更加會面瞭解病，以利早日治癒疾病，用藥上儘量為患者著想，儘量做到少花錢也能看好病。
笑臉相迎能使顧客盈門，和氣才是生財之道，不會為人處世，哪來的生意。門一開面前到處都是錢，就看你會不會掙。
所以古人稱這三種行業謂之：儒將，儒醫，儒商不無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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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是文雅的意思，為做好本職工作，要注意工作方法，使之更加人性化。
帶兵的應衝鋒在前，掩護在後，要全力救護傷員，不克扣，不多佔，不打罵士兵，說話和氣，耐心細緻的做好思想工作，辦事公正，嚴挌要求自己，為士兵做出表率。制定作戰計劃時，應考慮周全，儘量減少犧牲。
醫者父母心，救死扶傷，治病救人是醫生的本份。做為醫生要和氣對待病人，使病人心情放鬆，願意和醫生交流，使之醫生更加會面瞭解病，以利早日治癒疾病，用藥上儘量為患者著想，儘量做到少花錢也能看好病。
笑臉相迎能使顧客盈門，和氣才是生財之道，不會為人處世，哪來的生意。門一開面前到處都是錢，就看你會不會掙。
所以古人稱這三種行業謂之：儒將，儒醫，儒商不無道理。
丁迎勝
儒商、儒將、儒商都是古今通行之詞
儒將：指文儒之中有方略之士。
儒將一詞至遲在唐初就出現了。唐人姚思廉所撰《陳書》，即將陳朝將領錢道戢稱作“儒將錢道戢”（錢道戢頗有才幹，以孝行著聞而被稱為儒將）漢唐之間，儒臣統兵十分普遍，儒士、武將無嚴格區分，所以儒將一詞。唐以下文武分流，文武兼備的儒將漸受重視，儒將一詞開始流行。
儒醫：醫學所學近乎儒，所以便有儒醫之稱。
儒醫一詞在南宋中葉就出現了。按陸游《老學庵筆記》記載，南宋初臨安大街已有“四士儒醫陳太丞”的扁榜。家鉉翁認為，“醫學問之道也，近乎儒，進則為儒矣。”“醫為有益，故世或以儒醫，並稱尊之”，儒醫連用十分自然。尤其自宋設醫學，開科取士，以致醫者“術雖醫而習則儒”，儒醫一詞在宋代的流行當與此有關。
儒商：棄儒從商
儒商雖在春秋戰國的時候就已經出現，其歷史可以追溯到孔子的弟子子貢。但儒商一詞最早卻出現在清康熙間人杜浚所撰《汪時甫家傳》中，大概是1671-1687年之間。
書中的小世界
儒家講的仁、義、禮、智、信。為將者用之，則為儒將；為醫者為之，則為儒醫；為商者用之，則為儒商。
當今時代，把有知識文化、有道德修養的醫、將、商，直接認定為：儒醫，儒將，儒商。
南山明月
儒為做人之即是吧。
儒家四書五經被世人譽為“正經”，說一個從事的事業是否正經，則是貼合儒家的價值觀念作為評判。
仁義禮智信未儒家五常，沒有寫五常做人基石沒有著落，既不可信，又不可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