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疫情检验一切，也在拷问一切
上观新闻 2020-02-05查看全文
作为资深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虽然身在新加坡，但近期始终密切关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今天，他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专访，从他的研究视角来分析这场疫情带来的思考。
人物档案
郑永年
1962年生，浙江余姚人，中国问题专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社会对政府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有效结合专家的学识和特殊任务团队的权力，对遏制疫情、稳定社会能带来超乎预期的效果
高渊：为什么在非典疫情过去17年之后，还会爆发传播范围更广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郑永年：这里有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客观上，病毒发展有其自身的根源，一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和病毒斗争的历史。主观上，也有人本身的因素。2003年的非典疫情之后，中国的公共卫生体制有了实质性进步，这也是这些年人们对防疫体制抱有信心的原因。不过，人的行为却没有多少改变。
比如吃野味。人们普遍认为，非典是吃野味造成的，而这次新冠病毒也可能源于吃野味。为什么不能改变这种习惯？有不少声音呼吁立法禁止吃野味，还有一些人认为捕捉野味的大多是没有文化的“乡下人”，但不可否认的是，消费野味的更多是被视为有文化的“城里人”。
再如面对疫情，人们的行为改变了吗？不仅没有，反而变本加厉。疫情扩散之初，很多人仍然无动于衷，照常行走于大街小巷，走亲访友，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至于是否会感染病毒，则以“运气”来解释。鲁迅先生所描述的，上世纪初人们所具有的那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依然存在。一句话，人们总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缺乏真正的自我反思。
高渊：跟上次疫情相似，此次疫情的早期预警也有所迟缓，这是什么原因？
郑永年：这里的关键因素是专业人员的角色定位。在疫情领域，主要指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员的权力。专业或者广义上的知识权力属于“非授权”的权力，尽管专业人员并不是政府的一部分，但他们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
这里有几个问题要明确。第一是制度必须保障专业人员只是从专业出发进行判断，而不是出于任何其它目的；第二，制度也必须保障他们在决策与执行过程中具有实质性的权力。
专业权力如果没有足够的制度空间，那么行使起来会非常困难。但同时，也要看到知识权力的性质是多元的，因为知识本身是开放的。专家不可能只有一种意见，大家会从不同的角度发表意见。但只要专家们从专业和职业道德出发来发表意见，这种多元性不仅不会造成矛盾，反而会形成一种知识间的互相制衡，从而减少甚至避免决策上的错误。
高渊：面对疫情的爆发，除了专业人员的努力，还有什么关键因素？
郑永年：在疫情非常时期，一线官员的任用极为关键。制度是人使用的，是人活动的舞台，因此官员的素质和类型非常重要。同样一个制度平台，不同的人使用会产生全然不同的效果。今天人们怀念非典时期一些活跃在制度平台上的一线官员，并不是因为当时的平台比今天的好，而是因为那些官员的担当与作为。
这就需要在疫情期间组建既具有专业知识水平又能够有所作为的任务团队，并且能够得到充分的授权。团队的重要性不仅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能够给予社会信心，相信困难终究会过去。在疫情时期，社会对政府的信任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能够有效结合专家的学识和特殊任务团队的权力，那么无论对遏制疫情还是稳定社会必然会带来超乎预期的效果。
一个个抱有科学、理性和进步观的现代人，是这个社会的基础
高渊：此次疫情中，84岁的钟南山院士再次扮演了重要角色，媒体争相采访钟院士，甚至出现了不少假冒他之名的讲话，对此你怎么看？
郑永年：在危机时刻，人们总是期望英雄的出现。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抵抗疫情也需要英雄。但如果把希望只寄托在英雄身上，而社会表现出集体的无知和无能，那是可悲的。当下，需要社会上的每个人负起责任来。
当每个人对社会有担当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就可以减少内耗、增进团结，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梁启超先生曾说过，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我要说，人也要像个人的样子。像个人样子的人是现代人，抱有科学、理性和进步观。这样一个个现代人，是这个社会的基础。
高渊：有人说，疫情是魔鬼，恐惧是魔鬼的影子，你怎么看此次疫情中的民众集体心理？
郑永年：疫情检验一切，也在拷问一切。现在有些人一边为中国人在海外受歧视而抱不平，一边却视武汉同胞甚至湖北同胞为“大敌”。尽管媒体呼吁人们防御的是病毒而非同胞，但在恐惧面前，没有多少人可以把这两者科学地区分开来。
疫情扩散以来，不少人在抢购物资，从口罩、蔬菜、酒精，到护目镜、手套、双黄连口服液，这本身是反智的。而且，现在由于移动传播速度更快，容易造成谣言满天飞，自媒体凭自己丰富的想象“报道”疫情的发展，“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疫情更成为一些商家推销商品或哄抬紧缺物资价格的机会，各种行为表现得淋漓尽致。
高渊：最近，有一些地方出台了相当严格的措施，比如限制居民出家门，或者中断与外界的交通联系等，对此你怎么评价？
郑永年：在很多社会，一旦遇到大规模疫情，都会出现严峻的社会治理课题。尽管人们盼望理性，但理性在疫情发生时往往变得非常难得。这个时候，政府部门必然会采取一些特殊或者额外的举措。
如果政府部门不采取特殊举措，惊恐的人们也有可能会自发地采取这些举措，甚至采取更为极端的措施。这些非寻常或极端的举措是否有效已经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在很多人看来，有总比没有好，至少满足一种心理的需要。
如果说一旦出现疫情，这种特殊举措不可避免，那么在日常和一般的制度设计中就应该考虑到特殊情形的出现，那样就可以减少甚至避免极端举措的使用。人类的制度实践已经使得一种科学的制度设计成为可能。
一大问题是科学没有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有每一个社会成员学会了科学地生活，中国才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高渊：你最近指出，中国的一大问题是科学没有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为何中国人对科学家始终很仰慕，对国际上诺贝尔奖得主们甚至有点膜拜？
郑永年：从国家层面看，中国一直是重视科学的。很多人都认为，近代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就是因为后者的科学与技术更先进，而中国要成为强国，自然也要学习和发展科学技术。事实上，“科技强国”一直是近代以来几乎所有中国精英的共识，这种共识也促成了当代中国的崛起。
但与此同时，科学并没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科学仍然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外。科技在进步，但人们的行为没有进步，没有进行科学理性的思考，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更为荒唐也更为严峻的是，新科技往往成为人们传播谣言和迷信的有效工具。
高渊：这次疫情过去后，你希望能给中国社会留下怎样的遗产？
郑永年：应该看到，中国政府的体制动员能力确实举世无双，再次使人刮目相看，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正面反应和肯定。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可以断定，这次疫情后人们会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为。很多时候，人是没有记忆能力的。今天发生的事，也曾经在非典期间出现过。但非典一过，人们竟然很快把那场疫情忘记了。如果人们有足够的记忆，疫情就不至于闹得那么凶了。
如果要促成科学进入中国人的生活，需要全民科学启蒙，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启蒙运动。中国无疑已是科学技术大国，但这并不足以使中国成为科技强国，因为科学并没有反映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只有每一个社会成员学会了科学地生活，中国才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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