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映勝 李延堃:揭開“科皮速度”面紗後的“科皮模式”與“科皮效應”

2019年,自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以及隨後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民政部、司法部下發開展鄉村治理體系建設試點示範工作的通知,結合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主題,全國上下都在致力於從理論與實踐中解讀和踐行治理體系和能力問題,尤其是基層黨組織在引領鄉村治理模式、效能、體系等迅速成為當前的熱點難點。

鄉村治理是統分結合的一個概念,在其指導思想、基本定位、治理效能、治理目標上的高度統一的,在治理模式、具體對策、效果大小等方面是不盡相同的。湘西自治州在解讀和踐行鄉村治理中,開創性地提出“互助五興”(學習互助興思想、生產互助興產業、鄉風互助興文明、鄰里互助興和諧、綠色互助興家園)鄉村治理模式,自治州七縣一市在踐行“互助五興”中又形成了符合地方實際的具體治理模式,形成不同的治理成效。湖南湘西州永順縣芙蓉鎮科皮村就是一個典型代表,在鄉村治理中走出了個性化的治理模式,效果顯著並具備了一定的推廣借鑑價值。

科皮速度

科皮,一個坐落在老、少、邊、窮武陵山腹地——湘西自治州永順縣的土家族聚居村落,乘決戰精準扶貧和決勝全面小康社會之東風,在短短兩年時間實現了翻天覆地的鄉村鉅變,創造了難以置信的“科皮速度”:2017年前,全村建檔立卡貧困戶457人,基層黨組織形同虛設,鄉村無產業,村民無固定經濟來源,主要靠零散種植玉米、油茶、養豬和外出務工為生計,典型的深度貧困村、組織渙散村和人員空心村;2017—2019年,村支兩委班子建設齊整,基層黨組織戰鬥堡壘作用日益發揮,村裡成立了獼猴桃專業合作社、湘西黑豬生產小組、禽類養殖生產小組、水產養殖生產小組,覆蓋全村384戶,真正做到了家家有產業、戶戶有收入,全村建檔立卡戶全部順利脫貧,綜合貧困發生率降至0.1%,先後榮膺全國鄉村治理示範村、美麗鄉村建設精品示範村、全面小康社會建設試點村、湘西州全面深化改革推進鄉村振興與鞏固脫貧攻堅體制機制試點村以及首批“互助五興”及“五樹五建”扶志扶智行動縣級示範村。

肖映胜 李延堃:揭开“科皮速度”面纱后的“科皮模式”与“科皮效应”

2019年12月,農業農村部部長韓長賦瞭解永順縣芙蓉鎮科皮村“互助五興”公益積分超市運營情況。

科皮模式

一個名不見經傳的科皮走出了名聲大噪的“科皮速度”,其背後到底有什麼驚天秘訣?其根本原因在於短期內迅速探索了符合地方實際且行之有效的“科皮模式”。

科皮村提出了“抱團脫貧”的發展理念。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強調,“精準扶貧,一個都不能少”。科皮打破過去黨員與群眾、群眾與群眾“自顧自”的屏障,從老黨員、老幹部、老教師切入,以各組組長和年輕人為抓手,以談話的方式提高村民脫貧攻堅的意識和決心,聚攏民意;以會議的方式激發眾志成城其利斷金的鬥志,凝聚民心。很快,在科皮要發展的問題上全村達成了共識。全村村民眾志成城,報團取暖,齊心協力,脫貧攻堅。

科皮村注重基層黨組織建設,解決誰來引領發展的問題。2017年後,科皮重建村支兩委班子,強化支部的政治功能和政治責任,按照“實事求是、因村制宜、因人制宜”的原則,依託“1+5”的模式組建以學習互助和生產互助為重點的8個互助小組;創建“支部+扶貧互助合作社+貧困戶”的“五樹五建”扶志扶智黨建引領模式,有力推動脫貧攻堅和鄉村治理各項工作順利發展,不斷提高基層黨組織在鄉村治理中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將黨的政治優勢轉化為鄉村治理源源不斷的動力。

工作隊的產業模式助推鄉村治理走向高點。2018年,湘投控股集團入駐科皮,意味著來了人才、來了思想、來了資金,解決了如何發展的問題。工作隊通過考察、分析科皮的實際尤其是地方資源,在村黨組織的領導下了開啟了獼猴桃種植面積538畝、油茶麵積3530畝、臍橙100畝、黃桃種植28000株、禽類養殖達20000餘羽與湘西黑豬千餘頭、稻花魚養殖87畝的科皮種植、養殖產業,按照“固定保底分紅”+“銷售收入返利”方式分配紅利,經營盈餘提取村集體收益後,參與農戶總收入即為“銷售收入+固定保底分紅+銷售收入返利”模式,人人可創利,人人能得利,極大地提高了村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也密切了黨群關係,融洽了村民關係,為科皮推進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建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肖映胜 李延堃:揭开“科皮速度”面纱后的“科皮模式”与“科皮效应”

2019年3月,永順縣推行新時代農村“互助五興”基層治理模式現場會在芙蓉鎮召開。

科皮效應

“科皮模式”不僅帶來了直接的“科皮速度”,也帶出了有一定可推廣和可借鑑的“科皮效應”。

堅持和加強黨對鄉村治理的集中統一領導。黨的領導是我國社會制度的最大優勢,在新中國之初的土改運動到改革開放之初的農村改革,黨領導廣大農民解放和發展農村生產力,極大激發了中國農民的創造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後,適應農村農業現代化的新形勢新要求,依然需要堅持黨的領導。在《關於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中也明確,要構建現代鄉村治理體制是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科技支撐六個方面相輔相成的體制,其中,黨委領導是首位的。

致力提高村黨組織引領鄉村治理的治理效能。在《關於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中鮮明地指出,村黨組織領導鄉村治理的體制機制並界定了各自的定位,就是基層黨組織是領導力量,村民自治組織和村務監督組織是基礎,集體經濟組織和農民合作組織作為紐帶,其他經濟社會組織作為補充。村黨組織的領導地位依賴於治理效能,鄉村治理最重要的評價指標也在於治理效能。而有效的鄉村治理體系則要做到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結合,這就要求農村各組織體系的共同參與、自我管理、民主議事,還要尊重鄉規民俗,更要遵循國家法治。

找準因地制宜的產業模式是提高治理效能的突破口。鄉村治理是一項系統工程,治理效能也是一項綜合評價,要快速、有效地凝聚民心、提振士氣,解決老百姓最直接、最根本的利益問題是關鍵。就全國鄉村尤其是欠發達地區的鄉村而言,發展產業促進農村經濟是有效的突破口。由於不同區域、不同村落的差異性,發展產業必須因地制宜,充分結合該地區的歷史、文化、人口、資源實際推動鄉村產業發展,才是可取之道。

發展鄉村產業需要外在推力與內生動力同向同行。實踐反覆證明,解決“三農”問題首先需要跳出問題本身,藉助政策藉助外力。2013年提出“精準扶貧”以來,全國脫貧攻堅取得史無前例的卓越成效,這與舉全國之力是密不可分的。鄉村脫貧、鄉村產業以及鄉村治理現代化需要一股強大的外在推力,這股推力源自於人才、思路、資金,有效彌補鄉村的“三大瓶頸”。但是,這股推力不能成為鄉村發展的永久依賴,只能是一種輔助、一種過渡,其真正目的在於培養、激發農民的內生動力,這才是鄉村發展的根本力量。通過外在推力,提高農民的發展意識、參與意識、謀劃意識,提高農民的創業能力、自治能力、管理能力,實現鄉村治理外在推力與內生動力同向同行,才能打造一支真正“永不走”的本土扶貧隊、工作隊和鄉村治理隊。

【作者簡介】肖映勝,吉首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李延堃,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永順縣委組織部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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