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東西，看不見摸不著，卻似乎又實實在在地體現在某些人和某些事情上，比如精神。
這裡要說的是杭州這座城市的理性精神。
如果做一場杭州戰疫情研討，相信專家學者們會從多方面進行深入分析、歸納闡述，講出許多道道來。作為杭州市民，我想從自身參與的事情先說幾句感受。
2月1日下午，杭州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舉行的第六次新聞發佈會上宣佈，為解決市民買口罩難的問題，根據市防控指揮部安排，由市醫療保障局組織實施在若干定點零售藥店每天定量免費發放口罩，市民可於2月1日19:30起，通過杭州醫療保障局微信公眾號預約登記系統，預約登記後憑身份證在規定時間內到指定藥店領取，每次限領5只，10天內每人限領一次。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暴發突然，許多市民家裡沒有口罩，而出門又必須戴口罩，正在市民發愁的時候，政府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免費發放口罩，確實是件好事。這個消息經各種媒體傳播，杭州市民快速知曉，在對這件好事好評的同時，不少杭州市民通過各種網絡渠道留言：現場領取口罩有人員集聚風險，建議由社區或快遞發放。筆者也是網絡反映民意者之一，並輾轉將建議直接上達有關部門。
3小時以後，當晚22時許，杭州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指揮部發布《關於預約發放口罩的補充說明》：“今天下午，我市發佈了向急需口罩的市民提供少量口罩的公告後，廣大市民非常關注，提出了許多好的建議。為減少人員流動和集聚，經研究決定，市民成功預約的口罩，我們將統一配送上門。這部分民用口罩是愛心人士捐贈的，數量十分有限，敬請理解。下一步我們還將視情再作評估和調整。我們再次呼籲廣大市民居家休息，減少外出。”
如此快速及時糾偏，說明了兩點：一是政府的理性。並不因為好的出發點（為民辦好事），固執己見，在操作上“一意孤行”，而是從善如流，果斷採納市民的建議，及時修正操作方法，把好事辦好。二是市民的理性。不因為是政府為民辦的好事，就全盤接受，而是實事求是提出建設性意見，協助政府把好事辦好。
這僅僅是杭州整個疫情防控中的一件小事情，但充分顯示了這座城市的理性精神。杭州市的疫情防控之所以富有成效，當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理性精神起的作用非常重要。有了理性精神，政府出臺的很多防控舉措就會充分考慮市民的各種因素、考慮實際的操作性、考慮區別不同情況的分類管控；有了理性精神，廣大市民就會以城市主人的意識和身份參與公共事務，積極主動配合政府落實各項防控舉措，諒解非常時期某些不得不作出的暫時硬性做法，遵守各項臨時規定。如此一來，政府與市民在疫情防控上達成高度共識、形成良性互動，各項防控舉措比較順利地落實到位，收到良好效果也就順理成章。這就是良好的社會治理局面。
回過頭去看，杭州理性精神的養成，有一個長期的過程。改革開放以來，杭州在事關全局的重大決策上，逐步推進市民的有序參與，廣泛徵求市民意見，聽取各種不同的聲音，讓市民有話語權，概括說就是“以民主促民生”。在這個過程中，一直倡導理性的討論，尋求最大公約數，逐步在全市管理者和市民中樹立起理性參與公共事務的理念，逐步形成了城市的理性精神，實現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管。理性精神是良好的社會治理的基礎。
杭州城市的理性精神是有基因的，這座城市理性精神的養成還可以追溯到近1200年前。唐穆宗長慶四年（824年）春，白居易任職杭州刺史時，為灌溉農田主持修築過一條與西湖相關的堤，被稱為“白公堤”。白居易是個很“勞心”的人，為了持續發揮白公堤這個水利設施的作用，他還親自寫了一篇八百多字的《錢唐湖石記》，並刻石立於水閘旁邊，交代他的繼任者如何管理。
這裡摘錄一段譯為今文：錢唐湖……每次放水灌溉田地的時候，湖面的水位每降低一寸，可以灌溉大約十五頃農田。放湖水灌田之前，需要挑選兩個公道、勤勉的差人，站在農田邊和湖邊，同時把本地農戶叫來，根據農田的面積，算好需要灌溉田地的尺寸，約好放水的時間，按照限定的量放水。如果遇到旱年，百姓有放水灌溉農田的請求，要叫他們直接前往州衙遞交狀紙，刺史立即下文批給管事的人，當天放水，不得拖延。如果按照通常的公文審批流程，百姓把要求放水灌溉農田的狀紙一級一級上交，州府收到公文後再把批文下達到縣，縣裡再下達到各鄉，鄉里再派遣所屬地界的差人執行，起碼需要十來天時間，那時候即使放水，也耽誤了農時，禾苗早已旱死了。杭州春季多雨，夏季和秋季乾旱，如果把這條堤壩維修好，雨季的時候蓄水，旱季的時候按照需要放水澆田，那麼錢唐湖附近的上千頃農田就不會有荒年了……
我們不得不佩服白居易心思縝密和他愛民的拳拳之心。這就是理性精神，這種理性精神千年之後仍然在杭州得到傳承。杭州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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